反課綱之火為何瞬間延燒？

反黑箱課綱行動聯盟成員、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薛化元就指出，好的歷史課本，應先讓孩子學習周邊的事物記憶，再延伸到更大、更遠的內容，歷史詮釋應以台灣經驗為主體。

但代表主張課綱微調立場的檢核小組成員、佛光大學教授謝大寧認為，今天的課綱微調，只是回到一個端點，「就是依照中華民國憲法。如果教育部編出一套違反中華民國憲法的課綱，從法律體系來講，也是無效的，這裡根本沒有妥協的空間嘛，」謝大寧表示。

如果溯及既往，台灣歷史如何解讀的爭議，更早在李登輝執政時期就已經出現。「簡單說，一方想要維持中國道統傳下來的過去，另一方則是想推翻不認帳，」一位幾度在教育部廣場陪伴學生的學者場邊論戰說。衝突的火源是國家認同歧異，但情勢演變至此，也是教育部始料未及。

近因：無效溝通　助長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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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反課綱的抗爭，從五月一日台中一中蘋果樹公社演講開始，不到半年時間，卻演變出學生違法夜闖教育部的抗爭，為什麼？因為過程中的溝通無效，導致擦槍走火。

不論是六月的課綱座談會、直播節目「內閣踹共」，又或大大小小的記者會上，教育部長吳思華與教育部的論述總是一致：「我們願意跟學生和平理性地溝通、對話。」但努力說了上百次的溝通與對話，又是哪裡出了問題？

「教育部說有十足誠意和學生對談，但學生還未見到部長本人。我們拒絕私下協商後，卻被批評不願溝通！」北高聯七月二十六日的聲明稿開宗明義地寫著。

對抗爭的高中生來說，教育部透過媒體發布消息，跟媒體溝通，卻忽略學生訴求。

直到七月二十八日，教育部發出一紙公文，說明將以抽籤方式選出二十位代表與教育部長吳思華溝通，「他抽籤的代表性在哪裡，為什麼對談的人是由教育部決定？」政大附中學生鍾欣庭認為，遊戲規則由上而下地制定，不夠公開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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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認為，在課綱爭議上已經舉辦多次座談會，已經收集學生意見。然而，學生依然躁動。

「這很像是你單方面要學生聽你的話，」剛從研究所畢業的王小姐，看到宜蘭高中課綱座談會教育部發的資料，資料上分別列出新舊課綱的十七項爭議，並列出多元觀點，多元觀點下方直接列舉正反意見。

王小姐觀察，許多正方意見僅以「呈現史實」帶過，「這哪有多元？」她感到困惑。

曾任職教育部高教司、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系主任孫志麟指出，六月教育部臨時取消座談，改用線上直播回應課綱訴求的事情當例子，「回到最根本，沒有尊重學生，你一廂情願認為對的政策，學生可能不領情，」孫志麟直言。

但教育部國教署也有話說，組長李秀鳳激動向《天下》記者說，溝通應是和平、理性並持續對話，「不是你耳朵關起來，不放下堅持的點，為什麼一定要部長出來對話才是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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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局：雞同鴨講　爭議難解

仔細檢視教育部與抗爭學生的論述，發現教育部並沒有針對學生的訴求，做出相應的回應或反駁。

教育部對於課綱爭議的回答從一而終――新舊課綱並行以免獨尊特定史觀、新舊版教科書爭議部份不列入大學入學考試命題、啟動課綱檢討程序、推動大家一起寫教材。

但學生要的更多，不是新舊課綱並陳，以解決課綱爭議，而是撤回新課綱，以較有彈性與原則性的「柔性課綱」為主。

新竹實驗中學歷史老師徐万晴分析，九五暫綱與九八課綱並沒有硬性規定教科書的寫法，要求歷史核心能力，比較不像一○一年課綱與一○四年新課綱，強調特定歷史事件。

她進一步舉例，九五暫綱的思想史教學有時代架構，但目前的課綱與新課綱，打散了原有的時代架構，「學生只能死背這個地方發生什麼事情，」她顯得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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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教育部仍停留在回應新舊課綱並行、爭議不列入命題，以及內容十七項爭議的框架內，對於歷史核心能力養成並沒有相關回應。

當學生抗爭論述主體已從新舊課綱爭議退出，轉向追求培養歷史核心能力的柔性課綱，教育部還在列舉新舊課綱的差異，無異於讓自己一直以來所說的「願意跟學生面對面溝通、傾聽」，顯得對不上溝通的頻道。

過去戒嚴時期，鄭南榕自焚以追求言論自由，如今在這麼民主自由的台灣，為什麼高中生需要激烈地以違法行動表達抗議？

一位九○後的台大畢業生說，上一代沒有民主，所以抗爭；這一代從小就出生於民主社會，所以害怕有一天會失去民主。他們很在乎透明、公開、參與的協商式對話，而不是上對下地回應與說服。

未來：別想著一次解決問題

新課綱風暴雖然是再一次可能撕裂台灣社會的危機，但並非無解。從政界到學界的「當事人」有沒有足夠的對應智慧，才是關鍵。

解方，最直接的來源是當前政治人物的態度，也就是藍綠陣營的領導人究竟是順從簡單的民粹，提供即興的解釋，結果造成片面強化、煽動情緒，還是真正從台灣的整體思考，提升人民認識問題的能力，化解問題。

五月在陸委會等單位舉辦的一場兩岸關係研討會中，也發生年輕人直問到底如何處理兩岸關係的火爆言論。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客座教授卜道維（David Brown）打破僵局說，「我知道年輕人的觀點跟上一代不一樣，有理想更是好事，不過，兩岸問題本來就沒有解藥，沒有一次性解決這回事。」

他接下來的話，更讓在場「大人」難堪。「在這個問題上，政治人物需要教育人民，兩岸問題需要的是管理，而不是一次性解決的解方。」

課綱爭議亦然。問題不在有沒有一次性解決的可能性，而是如何管理、減少磨擦，促進雙方的了解。

其中挑戰在於，學界是否能拉高企圖，擺脫目前的對立心態，以超越威權主義、個人主義的盲點，提供更有整合性、社群觀的視角，思考台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以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大師、加拿大學者泰勒（Charles Taylor）為例，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張茂桂指出，泰勒提出應該在普遍和特殊之間找平衡，一方面集體懷抱美好的生活概念建構社會，同時不歧視保持不同觀點的人，包容加拿大英語區、法語區的共同生存的矛盾。「他的理論未必好懂，但從他所處的環境思考，卻不難理解，」張茂桂說。

以社會良心自詡的台灣學者，也應跳出統獨盲點，挑戰自我，回頭審視課綱微調所呈現的各種爭端，替脆弱的社會找到能促進融合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