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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登有三個小孩，分別由三個女人所生；戴維斯有兩個小孩，分別由兩個女人所生。瑞登和戴維斯都沒有和任何一位母親或小孩同住。戴斯維表示，他有協助養育兩個小孩，一個是提供經濟上的協助，另一個則是拜訪和協助家事。他說自己和其中一位母親仍舊保有友誼，但「沒有那種相互承諾的關係」。
不過，談到男人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之時，兩位男性的說法，都像是1950年代的傳道士。戴維斯說，「男人就該支持家庭，你得盡全力讓他們有東西吃，（不然）你根本算不上男人。」瑞登認為，男人就該「努力工作、養育小孩，有台車，（或許）還得有間自己的房子」。戴維斯還更進一步：「如果我有小孩，而且我的女人得工作，那根本不是女人該做的事。她應該待在家裡陪小孩。」
用比較溫和的說法就是，這種理想中的男人角色，與塔盧拉的實際狀況有些差距。塔盧拉那些忙碌的女性一點也不富有，但她們可以勉強度日，而且男性並沒有幫上太多忙。
避孕藥的出現 提昇女性地位
50年前，多數富有國家的婚姻常態既單純又性別歧視。如果男性讓女性懷孕，兩人就會結婚；明尼蘇達大學的卡朋（June Carbone）和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坎恩（Naomi Cahn）指出，1960年時，美國有3成的新娘會在婚後八個半月內生產。小孩出生後，丈夫的責任就是賺錢，妻子則是照料家庭。確實有些例外，但這樣的規則所有人都知道，而且大多數人都會遵循。卡朋和坎恩表示，1960年時，擁有年幼小孩的妻子，超過八成是家庭主婦。
那樣的常態已然改變。口服避孕藥在同一年於美國獲得核可，讓女性得以控制生育。聰明女性因為懷孕而大學肆業曾經十分常見，現在，她們依照職涯來決定小孩何時出生。已婚且育有兒女的美國女性中，23%的收入比丈夫高，1960年則為4%；能有如此成長，原因之一即為女性得以控制生育。如今，富有國家只有少數女性需要靠丈夫養家（她們或許會希望丈夫養家，但她們其實不需要）。
女性地位提升、更有能力要求平等之際，許多男性的行為亦隨之改變。研究顯示，雙親家庭中的任務分配已然出現巨大的世代變化。皮尤研究中心指出，1965年時，父親每週會做42小時的給薪工作、4小時家務，照顧小孩2.5小時；母親的家務時數為父親的7倍，照顧小孩為4倍，給薪工作則為1/5，合計為每週51小時。總體而言，男性比女性多出兩小時的休息時間，可以用來喝酒和抱怨女兒的男朋友。
時間快轉至2011年。家務減少了（拜洗碗機和即食食品所賜），分配也變得更平均，母親每週做18小時家務，父親為10小時。雙親照顧小孩的時間都有增加，母親的給薪工作時數亦有上升，父親則少工作了5小時。總體而言，父親每周得比母親多做1.5小時的事。
同一份皮尤研究指出，多數夫妻並不認為這樣的妥協難以接受。68%的女性認為，她們陪伴小孩的時間「相當合理」，只有8%認為太多。大部分家長都覺得難以在工作和家庭間取得平衡，但兩性間的差異並不明顯：56%的母親和50%的父親認為那「非常」或「有點」困難。
然而，若想衡量男性態度的轉變，此樣本並不準確。它排除了已經沒有父親的家庭；夫妻離婚的原因繁多，但離婚女性常有的抱怨之一，就是另一半沒有好好分擔工作。此外，這方面亦有極大的階級差異；布魯金斯研究院的索希爾（Isabel Sawhill）在《漂流世代》中指出，大學畢業的男性相當能適應女權革命，但女權革命「似乎繞過了低收入男性」。
藍領男性結婚難
1970年，富有和貧窮家庭間的快樂程度差異並不大：保守派作家穆瑞（Charles Murry）觀察指出，73%的高教育程度美國白人，以及67%的藍領階級白人，認為他們的婚姻「非常幸福」。專業人士的婚姻幸福程度，在1980年代大幅下滑，表示這些新規則讓兩性陷於掙扎，但至今已大致回升至1970年的水準。反之，即使結婚的人數已經不如過往，認為婚姻十分美滿的藍領白人已降至僅有50%。英國也是如此，教育程度較高的夫妻，比較有可能認定兩人的關係「極為幸福」。
有此差異的部分原因在於，缺乏技能的男性沒辦法做出過去那樣的貢獻。在美國，僅有高中文憑的男性，實質收入在1979年至2013年間下滑了21%；高中輟學者，下滑幅度更達34%。女性的情況比較好；擁有高中文憑的女性，實質收入增加3%，高中輟學則下滑12%。
實際變化，其實比數據更加劇烈。其一，女性的教育程度已優於男性；高中以下學歷的女性，1979時佔32.9%，比男性還多一個百分點，2013年為11.4%，較男性低一個百分點。
其二，許多男性根本沒有工作；美國工作年齡男性的就業比例，從1960年代高峰期的近95%，降至2010年的84%。而在英國，16至64歲男性就業比例，1971年為92%，2013年已降至76%；女性則從53%升至67%。學歷不佳者的處境更為惡劣：2010年時，25至54歲、僅有高中文憑的美國男性，有25%沒有工作，高中輟學男性則為35%。
這是個無法掩飾的事實：許多藍領階級男性再也沒有良好的收入和前景，不易吸引女性嫁給他們。
福利國家 讓男性負擔家計顯得多餘
皮尤的近期民調發現，從未結過婚的女性之中，78%認為潛在配偶擁有穩定的工作「非常重要」（抱持此看法的未婚男性只有46%）。理論上，縱使女性有這樣的偏好，沒有穩定工作的男性應該不會放棄尋找伴侶；富有國家的異性戀男女人數大致相同，幾乎每個人都該有伴侶才是。這對窮人來說亦格外合理；兩個人分工合作，有助兼顧工作和小孩，生病或就讀夜校時也不必擔心沒有幫忙。然而，前提是雙方都認定這是段長期關係，如果你擔心對方會吃一陣閒飯之後就消失，根本沒有必要計畫兩人的未來。
這也帶出了當代避孕措施的另一個效應。易於避孕或是可以合法終止懷孕，使得懷孕再也不是通往婚姻的道路；這讓選擇離開的男性，得以更輕易地告訴自己和他們的伴侶，他不想要小孩。
藍領階級家庭如此易碎，並不是由單一因素造成，但經濟和科技變革確實影響了社會常態。部分學者認為，福利國家讓男性負擔家計顯得多餘。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的瑞克特（Robert Rector）認為，社會底層的女性等於是和納稅人「結婚」；具收入限制的福利，讓女性更不必倚靠伴侶，有時甚至會懲罰婚姻。
在美國，擁有兩個小孩、年收入1.5萬美元的單身母親，通常可以收到5,200美元的食物券，如果她和收入相同的男性結婚，就完全不能領食物券；而且美國總計約有八十項收入限制福利。
戴維森（Teena Davison）在塔盧拉擔任廚師，自力扶養四個小孩。其中一位父親在德州，另一位父親住在附近，但兩人已經分手。她說，「他們有時會幫忙，但基本上我得全靠自己。」她已經放棄、不再試著要他們擔起責任，「我不想再經歷一次了，因為他們一再撒謊，告訴小孩我會幫你買什麼，但根本辦不到。」因此，「我根本懶得理他們，（或是）抱怨他們什麼。」
然而，她還是擔心沒有父親會影響小孩。年紀比較大的那幾個，在父親讓他們失望時會「說些不好的話」；戴維斯會阻止他們，「因為不管怎麼樣，他都是他們的爸爸。」（黃維德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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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ist Newspaper Limited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