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職難尋 流浪博士周遊列國

鏡頭回到林凱民，在接受《天下雜誌》訪問前，他才去中國大陸一所知名大學應徵，兩週後傳回好消息。

「台灣不缺人才，缺的是舞台，我們只好到別的地方找舞台，」他語氣悵然。台灣還是他的第一志願，但他覺得，「留在台灣，找不到國立大學教職；到私立學校，可能三年後就倒了，更沒有保障。」

他將前往的大陸系所，已有三位台灣去的教授和助理教授。

國內碩博士生雖然大量膨脹，出路卻屈指可數。最近十年，台灣一六三所大學院校，每年培育出的博士畢業生，從一千五百人，暴增一倍半到三八四六人。

台灣擁有碩博士學歷者，總計接近百萬，如今還有將近二十二萬個碩博士在學。

但大學專任教師增幅，卻遠不及博士的養成速度。從九○學年到一○○學年，不過擴充一二．五％，從四．四萬人增加到五萬人。

僧多粥少，博士生要擠進學術殿堂，難上加難。

台灣博士 偏愛當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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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台灣的博士們特別喜歡「當老師」。教育部高教司第三科科長倪周華證實，「國家培育出來的博士生，有七○％留在大學，」而美國留在大學的博士，只有四成多。

成功大學的航太博士朱光華，就是例子。目前在輔英科技大學、立體環境即時監測聯合技術發展中心擔任專案經理，他研發的可拆卸小飛機，可手提拎著進入高山峻嶺，進行偵測、拍攝山區或偏遠地區的災變或污染狀況。

蘇拉颱風過後，他的飛機飛進花蓮秀林鄉和中村，讓外界了解受災慘況。

雖然前景看好，但朱光華說，「阿嬤去世前還念念不忘，隔壁阿忠十七歲學開怪手出師，景氣好時，一個月賺十幾萬，」他的聲音突然變得低沉，「老人家說，你現在三十幾歲，連教授都沒當到，」這句話至今仍在他心中不斷盤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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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們找不到工作的另個重要關鍵，是年齡和自我期許。「大家都走學術，是被迫的。讀完博士時，大多超過三十五歲，需要體力或是年齡層低的工作都不行，」台大社會系專案助理教授陳惠敏，說出多數人的心聲。

台大政治學博士趙中麒，也曾企圖「轉行」，卻不成功。他有興趣的國際非政府組織（NGO）、新聞媒體，從秘書長到區域管理階層，年紀都約四十歲左右。自己掂掂斤兩，他只有學歷、沒有經歷，當助理又嫌年紀太大。

當然，找不到工作，更關鍵的原因，是博士真正的「斤兩」─能力。

台灣把博士生當作「學術工作者」訓練，拿到國內知名大學理工博士的朱建（化名），回憶在學校所學，多要求做好研究、寫成論文。

「但在台灣，如何寫論文，比如何做研究重要，」他說，為了符合學校的「集點」制度，好做論文的研究，比創新研究更受青睞，「學校要求有兩篇ＳＣＩ論文，就想辦法湊滿兩篇，而不管對產業有沒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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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點」的壓力下，學術界與現實世界的落差更不斷擴大。「我花七年接受訓練，結果是社會並不需要，在社會又找不到立足之處，那該怎麼辦？」一位台大博士畢業生反問，他們只有回到老路上，繼續找教職。

調整心態 另闢蹊徑

有些博士，開始轉變人生方向。

暑假期間，取得博士學位三年，在台大社會系拿到一年聘期的陳惠敏，帶學生跑中南部，和農人坐下來談、了解他們的生活，「我希望學生可以關心社會，對未來的人生有新的想像，不要到我的年紀才想。」 她也嘗試對自己的生涯有新的想像，和出版社合作，大量改寫國內社會學論文，開始和社會對話。

趙中麒雖然仍探詢中國和泰國的大學，也積極發表論文，但他同時開始思考最基本的問題，「萬一找工作不順，那我最喜歡和最想做的是什麼？」

他喜歡旅行。因此，三月去考了英文和華語領隊執照。他相信，台灣愈來愈多人選擇深度旅遊，以他的背景和對藝文的敏感性，從事旅遊會是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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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體制改革 規範「雙薪教授」

也有人提出體制上的改革。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主任周平，兩年來不斷寫文章，希望立法規範「雙薪教授」：制止公職或國立大學退休人員，轉任私校任教領雙薪。

據教育部二○一○年統計，退休公職人員轉任教職的共有一三五一位，其中三十八位轉為私校校長、一二四七位轉任教授或副教授。

「這些雙薪教授若退位，多少能消化過剩的博士人力，」聯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助理教授李威霆說。

國科會副主委賀陳弘認為，教育部應趁勢利用市場力量，進行大學規劃分類，發展各自特色。

更重要是根據國家藍圖，對博士數量進行宏觀調控。國家發展和產業結構、人才教育環環相扣，「這其中從經建會、經濟部、勞委會到教育部，都要坐下來，好好談一談，」在法國拿到博士學位的李威霆語重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