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這六十年,台灣在華人社會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從政治民主講選舉、管制愈來愈少的經濟自由、文化的多元熔爐、社會安全制度改革,等等。
但背後也有一些缺點,譬如民主形式夠了,但仍有賄選與司法人權的問題;經濟雖自由,但一味衝成長,造成環境永續的困難;社會有安全但不夠,還有很多沒有保障的弱勢。這些危機,得保持警惕。
過去二十年從解嚴到總統選舉,民主制度面的改革可以說差不多到一個階段;下一個階段要充實民主的內涵,自由、法治、人權很重要。民主只是一個框框,只是一個過程。
美國有種說法,說自由比民主更重要,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推聯合國人權公約,裡面很多就是談法治、人權和自由。讓它變成生活基本規範,這樣對台灣整體提升有幫助。
美國《新聞週刊》編輯Fareed Zakaria寫了一本書《自由的未來》,提出一個概念叫「非自由主義的民主」,簡單說就是山寨版,只有形式沒有內涵。
他說全世界有一百一十九個國家定期舉行選舉。定期選舉是民主的一個標準,但選完後治國根本沒有民主可言,既沒有保障人權,甚至還實施種族主義、行政命令治國等等。
這就要去提升人權、法治,台灣第二階段的民主改革應該朝這個方向。如果民主搞了半天,靠賄選貪污,這不是真民主。
要從非自由主義的民主,進步成真正自由主義的民主。
另外,兩岸關係的發展,這六十年的鬥爭史、衝突對立,開始融冰,三代人的恩怨情仇開始化解。
最近聽說浙江大學校長來台訪問,有個學生在教室自修看到他來,站起來鞠躬跟他說老師好。他說這在大陸看不到。
這些是台灣一甲子拿出來的成績,同文、同種、同歷史、同文化,但相隔六十年發展出來就是不同。大陸人來台灣從這些小地方,看到兩岸不同。
我認為兩岸謾罵、批評、譴責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需要的是怎麼往前看,要為好幾代人的幸福,建立更宏觀的看法。這是兩岸將來不可迴避的歷史使命。
兩岸接觸不只是更多陸客來可以賺錢,或更多台商有更多商機,這是表面;進一步是把自由、民主、法治、人權作為兩岸共同的語言,這才是為人民造福,我是用這個高度來看問題。
兩岸部分,一年下來把緊張跟對立化解了,但前程路途遙遠,而且危機四伏,必須戒慎恐懼步步為營;但這路非走不可,不走沒有別的路。這既不是投降也不是矮化,是從維護中華民國主權、捍衛台灣尊嚴前提下,如何走出一條路來。
我常開玩笑說,世界上沒有國家宣布兩次獨立,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已經是主權獨立國家。
現在真正要做的是把兩岸問題擺下來,反對武力解決,兩岸人民展開交流對話。儘管對方有些做法看來像統戰,當然要小心,但不必因為這樣完全不動,步步為營做,我覺得能做成。
一個大陸研究生到台灣唸書,到墾丁去玩,在沙灘上把腳跟磨破,要買涼鞋,跑到墾丁街上,店員幫他試鞋,自動拿OK繃幫他貼上。他對店員的關心感動得要命,這種貼心,大陸沒有。
這例子說明我們的教育,多少還有落實中華文化當中那種溫柔敦厚的風格,這非常重要。這是非常讓人家感恩著迷的風格,台灣這點非常可貴,一定要保存。
但大陸市場需要積極開拓。因為台灣的選擇很少,外貿佔我們GDP的六四%,有人說以後改變外銷為主的政策,做得到嗎?做不到嘛,好,大方向無法改,但中間可以改,譬如市場可以多元,美歐還是為主,但要發展新市場俄羅斯、印度、巴西。產品也要多元,不只是ICT(資訊通訊科技)產業,要有太陽能光電等等。同樣,大陸內需市場要積極開拓。
從大方向來看,跟對岸貿易已經到一千三百億美元了,還不准直航,什麼道理呢?不能再用意識型態治國,今天很多人跟大陸有很多交流經驗。
國民黨很多人跟大陸有血海深仇,我家也有,但這時不能再把個人恩怨擺在國家和民族利益之前。
我們也要有預防機制,不能出賣台灣、矮化主權,但不能因為怕傷害而什麼都不做。這時還是要勇敢去做。
在我任內,最希望做到民主深化,有形式還要有實質。經濟要自由,但也應該要注意公義跟環保;社會要安全,安全網要更嚴密;文化要更多元,更包容的社會。
也許世界上找不到真正的模式來學習,但至少自己可以設立一些指標。
我自己最希望做的,就是在幾個重大的關鍵議題上,台灣真的能站出來:民族國家有尊嚴、政治有民主、經濟有活力、社會有安全、文化有多元,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
真的走下去是做得到的,Trust Me. We can make it。
蔡英文:我生長的年代,台灣剛好是出現最劇烈變化的年代,不論國際關係還是內部民主化過程,思潮的改變都是最劇烈的。
這過程中很多人覺得紛擾不安、困惑、覺得很痛苦,我在過程中也有這個感覺,但當坐下來好好想一想,其實台灣所面臨的命運跟挑戰,是給每一個人坐下來更深刻的去想他的感受跟思考。這是最重要的,台灣是充滿了挑戰的地方,生長在裡面的人時時都要面臨挑戰跟痛苦。
台灣的民主是重要資產,也是未來面對中國最重要的前提。
一九九○年代民進黨支持度快速上升到執政,大家感覺民主很快在台灣生根發芽。但究竟民主有沒有後續續航力,能不能走向更成熟的民主?還是民主只是曇花一現?
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民主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從九○到兩千年,民進黨執政八年,速度發展非常快,國會全面改選到總統直選,每一次改選過程中的激情等等。大家就覺得所謂的民主就是這些,但是競爭法則、競爭的基礎都不存在。
民主化二十年,我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開放競爭。但學過競爭理論就知道,競爭背後要有基礎建設跟競爭法則,這兩者在台灣並不存在。
民主基礎建設裡面兩個最重要的支柱是,直接民主與選舉文化。
現在看到的選舉都是代議政治,你選的人替你做國家政府的重大決策。但是民主還有一個直接的民主,從來沒有在台灣生根過,無法落實人民公投;所以每一個人都變成沒有臉孔地走到投票箱,無法發揮真正的參與。
另外一個支柱,就是我們的間接民主仍籠罩在威權時代陰影裡;理想的應該還是兩黨政治,以政治理念來區分投票傾向,但台灣還是以國民黨掌握地方派系因素較強。
所以,台灣的民主只走了第一階段,後面沒走,因為少了必要的基礎建設,缺乏續航力。
另外,民主續航力的三大來源也被阻斷:律師、醫師和中小企業主。他們曾帶動台灣早期的民主發展,但律師和醫師都商業化了,健保制度之後生存下來的是大型醫院,醫師的獨立性不見了。
中小企業主過去靠外國訂單生存。但這二十年來的台灣社會經濟結構改變,企業朝大型化走,中小企業開始失去立足空間,有些變大,有些消失。走向大企業化後,必然跟國家、中國因素糾葛很深。
好的民主最重要的是好的司法。但現在司法人員有很大權力,還是上對下的觀念。你看檢察官可申請羈押等,裁量權很高。法院在審判過程,權威也很大。
雖然這幾年有了交互詰問制度,多少有一點當事人的立場,但仔細觀察,很多法院在裁定的時候,法院是跟檢察官站在一起,不是站在兩造中間,而是站在國家那一邊,不是在國家跟人民中間做仲裁者。司法獨立,是社會最後的仲裁者,如果沒有的話,民主是假的。
為什麼民主這麼重要?
民主的好處在政策錯誤和決策錯誤的風險最小,雖然過程或許比較花時間、沒有效能,但它在現代的結果來講是公平的,而且是決策風險最小的。如果走向威權決策當然是很有效率,但風險很大,也壓抑社會很多人的意見。
我現在比較大的擔心是,社會好像覺得民進黨過去執政痛苦的八年帶來的社會紛擾;加上最近十年,全球經濟變化很快,社會感覺到生存很困難,因此很多人覺得經濟很重要,其他的東西都是次要,所以兩岸經濟走得快速。
但台灣跟中國最大問題,是大跟小的問題。經濟如此,民主也是。所以一時讓中國因素長驅直入,使得經濟的選項變成是一時性的,無法變成可長可久式經濟政策的選擇。我們付出的代價是什麼?
現在有人說兩岸問題是開放或不開放。其實問題不在開不開放,而是能否有效處理風險。
很多人以為台灣內部是藍綠問題,現在其實是階級的問題愈來愈明顯。
二戰之後五十年的經濟成長,台灣是最大受益者之一,這種機會不會再有。那個時候經濟發展是每個人都受益,下一階段,一個經濟政策一定有受益者跟受害者。
全球化的改變,與台灣經濟成熟發展時,一定會面臨很多社會紛擾跟分配問題。如果政府還是強調財富累積,而不看分配問題,那會是個災難。
台灣已經出現階級利益的衝突問題。中產階級在縮小當中,如果沒有中產階級,社會會對立,因為沒有中產階級隔開兩個極端群體,這是很恐怖的。而國民黨到現在還沒看到分配的問題。
向中國快速開放,可能會製造內部階級問題外,政治上,也會阻礙走向成熟的民主。
國民黨為了短期經濟利益,不斷向對岸妥協。但很矛盾的,我們要成熟地面對中國,前提是要有好的民主。
如果台灣有一個成熟的民主機制,人民共同面對中國,都有參與機會。有成熟跟穩定的心態和機制面對,而不是誰是領導人,就能左右。
台灣的政治人物在面對問題時,都先計算自己的政治利益,這真的很不好。改革還是來自於國家的力量才有辦法,執政者要負很大責任。執政者願不願意犧牲自己的政治利益,其實是很大的考驗。
人民可以做的,是給執政者壓力,但人民的壓力聲音從哪裡表現出來?媒體現在面臨生存危機,割喉競爭,廣告最大的買主就是政府。如果開放中國廣告來,就全都淪陷了。
很多人覺得我意識型態不太清楚,有人說我偏獨,可是我也講不出傳統獨派的講法。我的信仰其實比較接近西方,堅信民主、自由、司法獨立是台灣最重要的三件事。
統獨是很難在這個世代、或這十年看到結果。
台灣社會老是在統獨掙扎,倒不如回頭檢視我們要堅持的價值是什麼。當你的價值清楚之後,就會發現這時不能太傾中,因為中國的價值,不是一個可以讓我們太靠近的價值。
現在兩岸走得太快,我已經沒有辦法很驕傲去跟別人講台灣民主的成就,因為我們可能守不住,真的。以前跟人家講民主自由好像背書一樣,但現在是深刻的體驗,台灣人要是守不住,那前途堪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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