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能負責,婚外情有什麼不對?」這不是八點檔的台詞,而是桃園高中辯論社,週末在空教室爭辯「小三」的議題。
黑板上大字寫著:「婚姻關係中外遇,應該/不應該譴責」。
正方主張應該譴責,由社長沈佩純、社員王昱淇和劉人榕代表。反方則由社員蔡曉松、鄭羽軒、孫宇萱組成。
幾位同學,最近才凱旋而歸。由台北成淵高中舉辦的北區聯合新生盃,今年辯論廢除死刑。
桃園高中受邀參加,跟台北近二十所學校較勁,榮獲季軍。
桃園縣內的高中辯航盃,桃園高中也獲得冠軍。如果沒有做好準備,最好別在這群高中生面前逞口舌之快。
台上攻防打得漂亮,台下同學校友看得津津有味。指導老師田寬龢說,社員放假常來學校打練習賽,這是他們放鬆的方式。
田寬龢也是桃中校友,目前就讀政治大學二年級。辯論社十八年的優秀傳統,就是校友返回母校指導學弟妹,甚至擔任老師。
「我看出他們的戰略了,」他告訴《天下》記者,「這將是一場自由戀愛碰上責任的大對決。」
只要負責,有什麼不可以?
一上台,正方就火力全開。婚外情當然要譴責,因為結婚就要對配偶和小孩負責。
如果不譴責外遇,家庭失去意義,孩子觀念受到扭曲。「小三」終將威脅整個國家。
怎知對方抓住「負責」的論點,展開絕地大反攻。
如果是責任的問題,反方說,那很多人忙於工作,沒時間陪配偶和小孩,這些人是否也「外遇」了?
如果外遇的罪過是「不負責」,那準時繳交贍養費、有空多帶孩子出去玩,是不是就盡到責任了?
絕技變成罩門,正方一時間不知如何回應。不出師父所料,反方趁機用「自由戀愛」追擊。
他們說,所謂好聚好散,把自己囚禁在不美滿的婚姻裡,誰也沒有好處。相信下次會更好,勇敢去愛新的人,不是反而海闊天空?
好萊塢明星布萊德彼特、安潔莉娜裘莉也被搬出來幫忙背書。只要妥善處理,婚外情有什麼不對?
責任到底出自何處?
休息時間,擔任裁判的校友陳奕安皺起眉頭,走到台上。
「既然要談責任,就該想想責任從哪來,」他指示學弟妹。
經過學長指點,討論進入下一階段。盡了法律責任,是否就算是負責?反過來看,如果不認同法律規定,是否還要負責?
責任到底從哪來?
「應該出自內心,」一位社員提出。不然,即使強制規定,不甘願的人也會鑽漏洞。有責任感的人,就算不被強求,也會負起該負的責任。
可是如果責任出自內心,碰上責任感不夠強的人怎麼辦?「如果我不再愛你,是否對你就沒有責任?」另一位學生反問。
還有,個人的責任感出自何處,難道是與生俱來?
當然不是。責任感來自社會化的過程。從家庭、到學校、到社會上,人們都在學習如何負責。
「也就是說,責任來自社會關係,」同學歸納出責任的來源。
人聚在一起,組成社會,不同的責任感可能引發衝突。因此大家達成共識,設定最低的責任限制,由法律或道德來規範。
因此就算結婚之後不愛伴侶,人還是有法律和道德責任。婚姻或許是愛情的墳墓,但不表示責任要一起陪葬。
自由社會 允許改朝換代
但是,如果社會的最低責任限制來自人民,人民的責任感又來自社會化的過程,那不就形成無法打破的輪迴?
「徐志摩追求自由戀愛,也違反當時的道德規範啊!」「更早之前還有紅玫瑰和白玫瑰,一妻和一妾呢!」同學提出這樣的疑問,大家再度陷入熱烈的討論。
人無法選擇自己出生在哪個時代、哪個國家。很多責任,不是選擇的,而是從上一代流傳下來。
如果不認同法律和道德的最低責任限制,難道只有消極地不服從?或是移民海外?
「時時刻刻,我們必須反思社會賦予我們的責任,」辯論社的學生達到結論。
民主國家的好處,就是公民永遠有權利,挑戰和改變既有的責任限制。公民要積極了解責任的來源,不是盲目服從,也不是消極不服從。
同學舉出校內的案例。桃園高中有項規定,學生踏入校園前,不得穿著制服短褲,想穿的人必須在校內更換。
剛入學的高一新生,當然沒機會參與討論。但是他有責任去了解,當初為什麼設立這項規定。如果能找到更好的辦法,他可以提出來討論。
新的想法說服大多數人,舊的觀念就會被淘汰。不論法律、道德、或校規賦予的責任,在民主自由的社會,都可能被更先進的思想推翻。
因此,沒有絕對的責任,也沒有絕對的對錯。目前台灣社會譴責的行為,或許會隨著社會集體的思辨,有一番新的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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