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經濟學為何慘遭圍剿？

此法則第二大問題假設是「代表性個人」，把所有人都視為相同。用此邏輯，就不會產生借方跟貸方的不同類型個人，也不會產生有現實意義的金融市場。

史迪格里茲瞄準的靶心，是主流總體經濟學的完全理性假設，因為這個核心假設使得「作為現代經濟學基石的信息不對稱假說無處立足」（史迪格里茲就是以信息不對稱問題的研究獲得諾貝爾獎）。

簡單地說，史迪格里茲的批評是這樣的：效率市場假說認為市場價格已經揭示了所有相關信息。完全理性假設認為人們會根據所有訊息，考慮所有複雜結果後，依據理性計算做出最佳決策。但是這兩者顯然難以解釋這次金融風暴：高度危險的信號被長期刻意忽略，或被複雜難懂的交易技巧層層掩蓋。市場價格嚴重低估資產價值泡沫化的風險，專業經理人飛蛾撲火地投入巨大的投機泡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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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主流總體經濟學不只在金融危機這件事情上預測失靈，而是金融危機根本就被其核心假設排除在討論範圍之外。

史迪格里茲的文章，其實也可以代表由喬治．索羅斯 （George Soros）倡議的新經濟思惟研究所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對於效率市場假說與近代總體經濟學的檄文（史迪格里茲是這個研究機構的諮詢委員）。

在史迪格里茲之前，《金融時報》知名的專欄作家約翰．凱也發表了《經濟學不是科學》的文章，他點名批判了目前高等總體經濟學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DSGE）模型，由於此模型奠基於理性預期假設，因此不對稱信息的問題，無法找到分析的切入點。因此此次金融危機，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不管在預測危機、分析危機進展和提供應對措施建議方面，可以說是無用武之處。

最近的經濟政策激辯裡面，被引用最多的經濟學家還是去世多年的凱因斯 （John Maynard Keynes） 和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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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一位在大學教書（基於信息揭露，我要先明白宣告，總體經濟學並不是我的研究專長）的經濟學家，我自己是試著如此詮釋這些對於總體經濟學的批判：

首先，這些批評並不是對於經濟學的全盤否定。史迪格里茲一再強調總體經濟學應在核心假設包容的不對稱信息假說，就是他自己在現代經濟學的重大貢獻。這些批評強調必須放寬完全理性的假設，而如何將經濟學的視野擴展到理性與非理性行為兼容並蓄，正是當代行為經濟學與實驗經濟學的研究重點。只是目前不對稱信息假說、行為與實驗經濟學的衝擊仍然比較侷限在個體經濟學的範疇內，而尚未與總體經濟學充分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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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理性假設並非完全不能解釋此次金融危機。在《金融時報》撰寫「親愛的經濟學家」、「臥底經濟學家」兩個受歡迎專欄的經濟學家哈福德 （Tim Harford），在金融風暴三週年發表反思文章「一名經濟學家的自白」，其中一方面肯定行為經濟學的長足進展，但另一方面則認為，「觸發危機眾多要素的並不是非理性行為，而是對不正當激勵因素的理性反應。有太多人能夠這樣下注：「正面，贏的是我。反面，輸的是整個金融體系。」

哈福德指出，其實絕對正統派的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拉古拉姆．瑞佔 （Raghuram Rajan）在○五年就提醒人們必須注意高漲的房價和投資基金公司的不正當誘因，而且風險管理工具會導致金融災難爆發的機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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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經濟學家應當省思什麼？關鍵是經濟學家對於現實機制與具體細節的關注是否足夠。瑞佔教授仔細觀察了市場中實際存在的不正當誘因，並由此提出正確的警訊。以哈福德的話來說，「想要發現預警信號，需要的不是什麼有關理性行為之可能性或市場優點截然不同的世界觀，而是探究細節的好奇心，想知道在金融體系的外衣下，究竟發生了什麼。」

經濟學家的訓練要求在一般性的抽象觀念上演繹推導，但是魔鬼卻往往藏在現實細節當中，這可能才是經濟學在此次危機中的表現會不如大眾預期的問題癥結所在。

將一切過錯推到主流總體經濟學模型，或甚至推到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頭上，其實並不公平。因為它們的設計目的原本就不是為了預測突然性的金融災難，而正統經濟模型的數理嚴謹性也難以讓這些模型隨意放寬其核心假設（如果容易，史迪格里茲應當早就做了）。

另外，三○年代經濟大恐慌之後累積的總體經濟學知識，的確讓金融風暴後各國政府或各自或聯合採取基本上正確的作為，避免讓危機進一步擴大。在這一點上，主流總體經濟學功不可沒。

經濟學家也許可以更樂於承認，我們處於讓這些理論模型更能貼近現實的中途。經濟學者在投注大量精力於改進與教授這些模型之餘，應該同時注重那些在經濟思想發展過程中，尚未能夠被數理化，但是極具洞見的見解。除了一般通則，也需要注重歷史經驗的個案分析，輔助我們對於現實機制與具體細節的了解。回到新古典經濟學開山祖師馬歇爾 （Alfred Marshall）所強調——經濟學需要在抽象理論與實務知識之間維持巧妙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