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穆洛茲(John Edwin Mroz)
國際智庫東西方研究機構(East West Institute,簡稱EWI)創辦人暨總裁,創立於一九八○年的這個機構是強烈堅持獨立性的非政府組織/網絡,致力於結合全球私人部門、社會部門、和公共部門,共同合作於防止衝突,建立更安全的世界。
EWI目前推動一項不凡的全球領導方案,致力於建立各網絡及組織的結盟,目的是要化解二十一世紀最危險的分歧與對立。穆洛茲曾擔任二十多個政府和許多國際組織的顧問,他出版於一九八○年的《維安之外》(Beyond Security)一書探討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之間的衝突紛爭,被視為是這個領域的劃時代著作。
穆洛茲獲頒無數國際獎章,包括德國頒贈給非公民的最高榮譽獎章,以表彰他對於促進東西德統一所作出的貢獻。領導菁英機構(Leader to Leader Institute)出版的《未來的組織》(The Organization of the Future)一書中有穆洛茲撰寫的一篇文章,他也經常受邀演講有關領導與國際情勢變化的主題,相關資訊可造訪「www.ewi.info」網站。
一九三○年代,當全美舉國在經濟大蕭條中陷入消沉絕望時,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的回應簡單且率直:「我們唯一要畏懼的事,就是畏懼本身。」今天,世界許多地區和許多人生活於畏懼之中,全球各地無數的年輕人害怕他們無法獲得工作;包括中產階級在內,愈來愈多人擔心全球氣候暖化效應或全球化的強大負面影響將破壞他們的生活方式。
還有人擔心,回教世界與非回教世界之間所謂的「文明衝突」將無可避免。恐怖主義在全球各地的不斷擴張、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散佈、擔心全球性流行疾病的捲土重來,這些為我們的安全性增添了新的不確定性。
畏懼導致我們尋求簡單的真相,進而導致偏狹、疏離、和極端主義,此問題已經變成一種全球現象,一個變得愈來愈缺乏希望與信任的世界,也是一個愈來愈危險且無法預料的世界。
彼得.杜拉克在十年前提醒我們,這個世界已經進入漫長的深遠變動時期,其戲劇化和動盪程度跟引致工業革命的變動不相上下。
自發生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我們必須應付又一層意想不到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我們的世界已經變成一個極難以預料的世界,不對稱的威脅使得政府難以保障人民的性命安全與經濟福祉。
小羅斯福在其第一任就職演說中勇敢直擊他的國家陷入絕望的心態,他說:「我們唯一要畏懼的事,就是畏懼本身。不可名狀的、無理由的、無法解釋的驚恐,癱瘓了必須從撤退轉變為前進的行動。」他說服大蕭條下感到絕望的受害者相信,掌控他們的生活的唯一之道是克服畏懼。
他挑戰美國人民克服他們的恐懼,激勵他們向前邁出看似辦不到的頭幾步,使全國上下振作精神與力量。一言以蔽之,他領導。
無數美國人民群聚於他們的收音機前,這位新總統以強力一擊為全國人民注入力量,促使他們起而冒險,再度相信他們的生活可以、也必能獲得改善。
當第一波冒險者向前邁出時,這個國家便從自七十多年前內戰以來最深的深淵中拔升。一位領導者睥睨畏懼的意願奏效了,因為他激發全國無數想成為領導者的人們加入他的行列,那些領導者加入他們的總統,睥睨畏懼,不僅克服大蕭條,還對抗並戰勝隨後的二次大戰。
領導者必須挺身而出
在當今全球化的世界,政治人物和政府由上而下的領導已不足以應付在如此湍急洶湧的水域維持全球大船免於沉沒的艱巨挑戰。
公共部門必須和企業及社會部門合作以應付這些挑戰,重要工作之一是辨識、動員、和激發社會中的天生領導者,促使他們在這個被其公民視為愈來愈動盪不定的世界挺身而出領導。
我們必須做的事有四項:第一,在這個充滿畏懼和變化的世界,天生的領導者必須站出來,自我領導;第二,他們必須想像改變的可能性;第三,他們必須尋找跟他們相似、再也看不下去而願意站出來表達自己主張的天生領導者;第四,他們必須訂定適合環境的步調。
令我感到振奮的一點是,世界到處可見這種激發天生領導者站出來承擔領導風險的型態,即使在恐懼為常態、希望不過是短暫夢想的地方亦然。
舉例而言,獨立的私人國際智庫暨行動組織東西方研究機構(EastWest Institute)在六年前遭受戰爭蹂躪的前南斯拉夫招募了十八名男女,嘗試做些政府及專家們說無法做到的事。在歷經多年因為宗教與種族而引發的血腥殺戮後,生活於這些邊界地區的家庭陷入嚴重的意志消沈,對生活改善根本不抱持任何希望了。
此外,他們非常憎恨與他們僅相隔一個城鎮的其他家庭,他們無法忘懷發生於僅僅十年前的相互殘殺與破壞。我們的這支團隊只有一項使命:動員這些受戰爭蹂躪地區的居民跨界共同合作以建立互信,幫助當地社區展開掙脫他們那貧窮無望的世界的痛苦旅程。
為達成此目標,需要我們的領導者協助在多年來滋長的根深蒂固恐懼之上建立溝通橋樑,激勵當地居民在他們的社區中扮演領導者。這支團隊在過去六年的成就廣為當地居民和全歐洲各國政府知曉,這是一個懷抱無限希望的故事與見證。
我雖認為我這些同仁每一位都是卓越的人類暨領導者,但事實上,他們不過是”平凡”男女。他們當中有一人未受過大學教育,另一位是有兩個幼齡小孩的年輕媽媽,居住的城鎮曾經發生過幾次最激烈的戰爭,那位未受過大學教育者是一名基督徒,這位年輕媽媽則是回教徒。其他多人來自巴爾幹半島,還有幾人來自歐洲國家或美國。
他們的動機全都是為了投身於比他們自身更大的志業,這些領導者絕大多數都冒著極大的個人風險,有人極可能因此被自己所屬的社區排斥疏遠,或是遭受人身安全危險,這些全都是因為他們致力於在敵對兩方之間建立信任的橋樑。離開他們受戰火摧殘的社區,這是令人難以想像之事,但他們已經受夠了,他們決心克服畏懼,冒險前往他人不敢前往之處。
不久前,我和這些勇敢領導者中的十二人共聚於一個偏遠鄉村會堂充當的餐廳,向晚時分,我請他們每個人說明他們如何成功地促使已經失去希望與信任的各社區融合團結。
我告訴他們,我認為關鍵想必是因為他們能夠找到跟他們一樣對未來懷抱和平願景的其他人,他們很禮貌地請求讓他們表達不同意見。他們提醒我,長久以來,他們的社區中沒有人提及和平或共同願景,人人都相信即將發生更多的暴亂。
他們的初期成功是因為在他們的社區中找到跟他們一樣認為擺脫貧窮與孤立困境的唯一途徑是嘗試找到一些也對這種絕望感到厭倦而想有所改變的人。初期的一項艱難障礙是必須說服社區信任這項跨界行動的贊助者真心致力於促進公平,沒有任何其他隱藏的議程。臨到緊要關頭,我們會不會選邊站呢?我們在當地和東西方研究機構本身的領導者再一次受到考驗。
我們的這些領導者如何能夠激發尋常百姓克服他們的高度畏懼,在他們的社區中挺身而出扮演領導角色,這個故事對任何類別組織的領導者都甚具啟發性。
當地居民採取的每一步行動,不論多小,都構成他們推動更大行動的基石。因為這些領導者傾聽當地百姓的心聲,並持續與他們討論及探查他們最基本的共同興趣,各種障礙便逐一排除。
當一位先前抱持敵對態度的年輕男士表示,他也許會讓他的兒子在一場較年輕小孩的運動會中跟不同宗教信仰的鄰村男孩比賽時,我們派駐兩邊的團隊決定嘗試安排年輕小孩比賽一場足球。
多個月後,這場賽事舉行,雖然,許多陪著小孩前往賽場的家庭都攜帶武器,放置一旁。經過幾場比賽後,他們不再攜帶武器至賽場,最終,他們從家中攜帶食物,在比賽結束後,所有人同桌共用這些食物。
人們一開始願意冒的險純粹是以自利為出發點,例如,我們能否共同找出導致邊界兩邊住家飲水被污染的源頭?能不能讓小孩獲得和其他小孩一起運動的體驗?
成功因素包括:我們有來自當地及社區的工作人員;不倉促行動;堅持作為一個獨立的贊助機構;堅持不涉入政治,只專注於最基本的目的─改善人們的生活境況。
最終,我們的團隊在前南斯拉夫的三個困難區完成了任何人都認為不可能做到的事,他們的內在驅動力和目的感一開始是被人們所寬容,接著是受到人們的尊重,甚至被當地社區愈來愈多人擁抱。
天生領導力
那天傍晚,聽著他們熱烈地述說,我想到這些領導者及他們的背景是如此地多樣化。
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的成功並不是因為他們的特殊教育背景或專業訓練,也不是因為他們的國籍、宗教、家境與教養、年齡、或性別,唯一真正重要的因素似乎是這些領導者都有源自強烈的內在驅動力而形成的內在領導力量,使他們能夠克服畏懼,成為遠大於他們自我的改革行動的力量之一。這引起其他人的共鳴而使他們願意站出來,他們既是領導者,也是發起者。
我詢問這些領導者,他們的這些經驗是否教導了他們任何可以應用於他處的啟示,例如我們西方人也許可以如何在全球愈來愈分歧對立的回教徒與非回教徒之間改善溝通。這個問題引發他們更高的熱忱,他們開始源源不絕地提出各種想法,最核心是基本的共同價值觀,尤其是追求公平與正直。
我不禁想,若在東西方研究機構的我們當初未決定克服我們本身的畏懼,在巴爾幹半島展開這些看似不可能的跨界行動,情況會有什麼不同?這些人會處於怎樣的境況?我不禁想,在就職演說中說出鼓舞了那麼多人的話的小羅斯福總統,若是在七十多年後的那個傍晚與這些領導者共桌,聽到他們的那些談話,他心中不知會感到多欣慰。
我們周遭到處都有願意冒險以克服畏懼的領導者,要應付二十一世紀地球上看似難以克服的挑戰,希望就在這些人身上。當前的重大領導挑戰之一是如何動員足夠的這類天生領導者,跨越那些滋生畏懼和極端主義、並威脅到我們的未來與小孩的分歧對立,這一切始於我們願意勇於克服我們本身的畏懼,並找到我們每一個人內在浮現的天生領導力……更多精采內容請見《你也可以參加的領導高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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