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動攻擊，才有商業價值

玩一場主動進攻的新遊戲

然而，這也意味著，台灣科技公司已從侵犯別人的專利，變成別人侵犯專利的對象。這是一個大逆轉。智慧財產，將成為台灣科技業最具價值的資產。台灣從被授權的對象，轉身變成專利擁有者，這代表，台灣科技公司必須改變以往被動、防守的智財策略。你們得開始玩一場新遊戲，主動進攻。

問：雖然台灣公司擁有許多專利，但是每年台灣廠商要付出一千五百億台幣的權利金，加上專利申請、訴訟、專利維持等成本，每年為智財共付出兩千億的成本。將ＧＤＰ三％投入研發的台灣，總計卻只有二十億元的回收效益。你怎麼看兩千億與二十億的巨大落差？

答：就我的觀察，我認為，原因之一，是大部份台灣科技公司都不願上法庭、打官司。擁有專利是一回事，但發揮專利的價值卻是另一回事。台灣公司對訴訟的抗拒，讓我感到很吃驚。但在未來，如果台灣公司想要發揮專利的商業價值，法律訴訟將是不可免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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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財國際公約遲早會成形

問：台灣立法院三月剛通過《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司法院將可依法設立智慧財產法院。你認為最快面臨的挑戰將是什麼？

答：法庭的挑戰是，如何將一國的智慧財產權法律，應用到其實已經是全球的議題。回到我最先舉的兩位台灣商人互告的案例，我的挑戰是，一個美國聯邦法庭應該如何運用美國法律，來維持全球性的公平競爭。不管是美國法庭、歐盟法庭、還是台灣法庭，我相信，如何以一國之法維持全球商業競爭的公平性，這都將是未來要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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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認為，或遲或早，將會有跨國的智慧財產法庭、組織、或是智財權國際公約的出現，因為智財權的戰爭已是全球的戰爭。以著作權（copyright）為例，一九九八年時，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齊聚在瑞士伯恩，簽訂了「伯恩公約」（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公約的目的，是要消除各國著作權法之間的歧異，讓同一項作品在世界各地都享有同樣的保護。舉例來說，在伯恩公約之前，歐洲的法律向來將建築外觀列入著作權的保護範疇，但美國的法律則沒有。所以說，你大可以在紐約蓋起一棟外觀抄襲台北一○一的摩天大廈，而無違反著作權法之虞，但在歐洲，這就屬於犯法行為。目前，在智慧財產權方面並沒有類似的國際公約。我認為智財相關的國際公約遲早會成形，我們必須以更一致的標準、程序來處理智財的爭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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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台灣將有自己的智慧財產法庭，很好，這是一大進步。可是，當台灣公司越過台灣海峽到了中國大陸，台灣法庭的判決在中國市場可以幫台灣企業什麼忙嗎？顯然是無能為力的。中國大陸建立起自己的知識產權制度，他們有自己的一套遊戲規則。這是為什麼智財的國際公約或國際法庭有設立的必要。

屬地主義的專利法，必須趕緊改革，趕上全球化的腳步。這樣企業才不必跑遍十幾個國家、向十幾個國家申請專利。現在，假如一個公司的智財權被侵犯了，往往得跑遍美國、歐洲、中國、印度等擁有龐大市場的國家去提告，花上大筆的訴訟費，同時進行好幾個法律訴訟案，這實在很瘋狂！

不要模仿美國制度

問：你認為明年上路的台灣智慧財產權法庭，可以從美國司法制度學習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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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智財法庭的任務，是要確保智慧財產權制度能獎勵承擔風險、勇於創新的企業，從而提升一國的競爭實力和人民生活水準。今天，如果一個投資億萬資金在研發的公司，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發明被盜用、剽竊，那麼，誰還要辛苦地研發？誰還要當發明家呢？

但是，（笑），我給台灣智財法庭的建議是，不要模仿美國制度。我不認為美國司法制度特別值得台灣效法。在美國，我們法官都是通才，不是高科技專家。平均而言，一個法官所審理的案件之中，智慧財產權訴訟案只佔二．四％，絕大多數是民事、刑事案件。我很幸運，有一個電機博士的哥哥，可以作我的家教，但可不是九百三十四位美國聯邦法官都跟我一樣幸運（笑）。結果往往是，沒有科技背景的美國法官，聽著原告、被告律師長篇大論地講解專門技術，法官大人高坐法庭之上，卻聽得一頭霧水。這是很危險的。美國法官很聰明，也很勤奮，但畢竟不是超人，所以只能從實務中一點一滴學習，慢慢累積經驗。台灣智慧財產權法庭應該擁有專研智財、具有科技背景的法官，不要重蹈美國覆轍。

台灣智財法庭可以學的，是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nternaitonal Trade Commission，ＩＴＣ）的審理速度。通常，ＩＴＣ審理一項智財案，從遞訴狀到停審只需十二個月到十五個月。一般美國法庭則要耗上平均兩年的訴訟時程，這對產品生命週期只有數月的科技公司來說，判決一出來，可能產品都已經退出市場了。我們有一句俗諺，「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A 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台灣智財法庭可以好好掌握這個原則。 全球智財集團戰開打，台灣科技業何去何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