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畢業遇到AI爆發充滿徬徨？均一教育呂冠緯：AI會放大願意負責的人

因為我越來越相信，真正決定人生的，不是有多少好消息，而是壞消息來的時候，我們能不能讀懂它。有些壞消息，一開始看起來像句點；但多年以後回頭看，才發現它其實是冒號——後面還有一段更重要的話，要我們用一生寫出來。

所以今天，我想跟各位分享3個改變我人生的壞消息。它們也是我今天會站在這裡的原因。

第一個壞消息：信念動搖了

從小，我是一個非常好強的人。

不論讀書、音樂、體育，我沒有一樣不想贏。考試當然要追求班上第一、全校第一，甚至全縣、全國第一；學樂器，也要一次學四種，並且很享受別人投來崇拜的眼光。

曾經，我在一場籃球賽裡，對犯規的對手說：「我的手是要拉琴的，你不可以這樣犯規。」

現在回想，真的很想跟那位同學道歉。為什麼那時候會這麼自以為是、目中無人？

因為我真心相信，我的一切成果，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換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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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高中時，每天至少讀書五小時，早上四點半起床，假日也不例外。我覺得自己就是比別人更有紀律、更認真、更專注，所以才會做什麼都成功。

上了大學之後，我常常受邀回高中母校師大附中演講，跟學弟妹分享讀書方法。講著講著，我越來越把自己的歷程當成一種成功學；越分享，就越覺得自己了不起，也越覺得自己那套努力論是對的。

大二時，我甚至一邊讀醫學系，一邊創業，辦了一個我自認很另類的補習班。後來這個補習班被台北車站前一個相當大的補習班體系整合，而我就在二十二歲時，以醫學生的身分，擔任大補習班的執行班主任，相當於集團子公司CEO的角色，也有人稱我為名師。

當時，很多人對我在忙碌課業中還能創造事業成就感到不可置信。各位可以想像，我對自己的成功學，更是深信不疑。

時間快轉到醫學系大七，也就是實習醫師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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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到台大雲林分院。那是一個與我熟悉的台北截然不同的醫療環境。在台北，一個實習醫師可能負責三個病人；在雲林，我可能要負責七個。

有一天晚上值班時，護理師請我去看一位剛從急診轉到病房的病人。

我進到病房，看見一位女性病人，外表看起來還不到四十歲。因為是第一次接觸，我想在正式問診和身體檢查前，先建立一點醫病信任。

這時我注意到旁邊有一個小女孩，應該還沒上小學，安靜地自己玩。

於是我開口說：「媽媽，你的女兒好乖，你生病還來陪你，又不吵，你教得真好。」

沒想到，這位「媽媽」用台語回我：「啊，沒有啦，她是我孫女。」

那一瞬間，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反應，只能先專注把眼前的醫療工作處理完。

回到護理站後，我把病歷重新仔細翻了一遍。其中有一頁，是我之前跳過的家族樹。上面寫著：病人三十六歲，比現在的我還年輕；她有一位二十歲的女兒，而那位女兒，又有一個四歲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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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那個孩子，真的是她的孫女。

我想這時候，各位應該會跟當時的我一樣，發揮數學加生物的跨域素養，去推論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但不久以後，我心裡不斷迴盪著一個問題：

如果我是這個小女孩，我還能成為今天的我嗎？

我不是來自大富大貴的家庭，我也曾面對家庭中的各種困難；但是，我的父母都是老師，都非常重視教育。我從小被鼓勵可以專注在學業上，也在很小的時候就得到各種學習刺激與資源。

可是這個小女孩，不只父母不在身邊，連主要照顧者住院時，都沒有人可以照顧她，只能陪著阿嬤一起來醫院。

我從小視為理所當然的家庭支持，在她的人生裡，竟然是多麼奢侈的東西。

那一刻我才明白：我的努力是真的；但我更為領先的起跑線，也是真的。

我開始理解，原先我崇尚的努力論，其實建立在許多我無法控制的前提之上：原生家庭的支持、學校的品質、居住地的資源、甚至身體與心理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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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我這麼幸運。原來我這麼好命。

這個發現，對當時的我來說，是一個天大的壞消息。

因為我的信念體系幾乎瓦解。我的自我價值也開始動搖。我很不舒服，也很不安。

但在那段時間，幫助我重新找到目的與意義的人，剛好就是陽明醫學系的知名校友， 連加恩醫師。

當時，我把他的書帶在身邊翻閱。

書裡有一句話深深打動我：「好命的孩子，要比別人付出更多，這樣好命才有意思。」

我開始明白，我也許無法選擇自己是否好命；但我可以選擇，不只為自己使用這份好命。好命不是優越感的來源，而是責任感的起點。

也因此，在人生的重要決策裡，我的優先次序開始改變。我不再只是被「害怕輸」或「必須贏」所驅動，反而開啟了後來許多我從未想像過的可能。

包含在醫學院畢業前，我開始免費錄製YouTube教學影片。那只是很微小的願望：希望能幫助更多像那個小女孩一樣，沒有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的孩子。

這是我成年後第一個重要的壞消息。

那一年，我二十四歲。

第二個壞消息：自由受限了

大學畢業、考過醫師執照之後，我很快就必須入伍服役。

當時醫官們會先在桃園受訓幾週，然後再抽籤分發下部隊。坦白說，那時候大部分的人都想抽到「國防部」這個上上籤；最不想去的，就是任務很多、生活辛苦的第一線部隊。

因為我是基督徒，面對這種機率型、無法操之在我的事情，我的大絕招就是禱告。

我跟上帝禱告說：「差遣我到一個最能服務高階軍官，又可以常常回到台北教會的單位。」

我心裡還覺得，這個禱告非常高尚，既愛台灣，又不為私利。上帝應該要成全我，讓我抽到國防部。

結果，抽籤那一天，我抽到的是：

海軍，班超軍艦醫官。

當我還在發傻的時候，所有同學大聲歡呼，因為我把「大獎」抽走了。

班超軍艦是海軍一級艦艇，是整天在台灣海峽巡邏、綽號「海上計程車」的成功級軍艦。更重要的是，軍艦上只有一名醫官，所以只要軍艦出航，醫官就必須在船上，無法像其他人一樣輪流放假。

這對我來說，真的是天打雷劈的壞消息。

但我沒有想到，因為軍艦上的與世隔絕，那一年竟然成為我讀書最多的一年，橫跨教育、神學、工程、歷史的滋養。

我常常看著一望無際的大海，有時長達兩週無法下船。身體的自由被限制了，但我的心智，卻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開闊。

更神奇的是，我的教會剛好在澎湖馬公建立新的據點。假日放假時，我反而有機會去協助建立他們的音樂團隊。到退伍前，我甚至帶領我的中校輔導長信主受洗。

在軍艦上，我也認識了一群令我敬佩、來自各樣背景的弟兄。服務他們的過程中，我看見他們面對的艱鉅挑戰，也更深地學會謙卑。

退伍時，長官特別送我一個班超軍艦的模型，上面寫著「班超情深」。直到今天，它都被我珍藏在老家的客廳中央。

某種程度上，上帝透過一個壞消息，反而真實地成全了我的禱告。

祂沒有把我放到我想去的地方，卻把我放到我需要去的地方。

那段軍旅生活確實辛苦，但也讓我長出新的一層視野：對自己渺小的體會，對他人處境的尊重，以及對更高旨意的相信。

泰戈爾在《漂鳥集》裡寫過一句話：「我不能選擇那最好的；是那最好的選擇了我。」

年輕時，我以為最好的安排，是我想要的安排。後來才知道，最好的安排，常常不是滿足我的期待，而是擴張我的生命。

這是我成年後第二個重要的壞消息。

那一年，我二十五歲。

第三個壞消息：靠山不見了

一部分因為前面的經歷，我做了一個跌破身邊許多人眼鏡的決定：退伍後，不直接回醫院當住院醫師，而是給自己一兩年，試試看醫師以外的事情。

我本來想，如果最後燒光了大學時累積的積蓄，那就再回醫院，當同學的學弟妹。雖然慢了一點，但至少心中想做的嘗試，不會留下遺憾。

就在服役後期，我遇見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人：交大電子畢業的方新舟先生。

他曾經是台灣第三大IC設計公司誠致科技的創辦人，後來在二○一○年成立誠致教育基金會。這些年，他在台灣教育界推動了許多重大的變革與創新，包含在二○一二年創立均一教育平台，而且他親自參與寫程式。

前面提到，我在醫學院後期，受到美國可汗學院啟發，用自己的空檔時間和很不專業的設備，開始錄製YouTube教學影片。

沒想到，對線上學習平台有更大願景的方大哥，竟然找到了這些影片，也欣賞這些影片。他用極大的誠意邀請我加入當時草創的均一教育平台團隊，甚至親自拜訪我的父母，並且願意提供我與住院醫師相當的薪酬，讓我不用挨餓。

那時我問他：「為什麼要做均一教育平台？」

他說，他做事有三不原則：不難的事不做；不能規模化的事不做；不能有長遠影響力的事不做。

這三不原則，深深影響我到今天。

公益的數位學習，正是這樣的事。方大哥的這番話，讓我想到那一位雲林病房裡的小女孩，也讓我想到自己的好命。

所以我決定加入。

能做自己本來就有熱情的工作，又能有方大哥這樣的靠山，對當時的我來說，實在是再幸運不過的事。

但是，加入團隊才兩個月，壞消息馬上來了。

方大哥確診肺腺癌，而且必須立刻動刀。

就在進開刀房前，他打了一通電話給我。

他說：「冠緯，如果這次開刀我回不來，請你把這份工作做下去，至少十年，好嗎？我相信你。」

我在電話這頭，呆了好幾秒。

我從來沒有遇過一位長輩，在我這麼還沒準備好的時候，把這麼重的東西交到我手上。

我答應了他。

後來，方大哥手術順利、逐漸康復。我心裡僥倖地覺得，我逃過一劫。接下來四年，我繼續跟著方大哥學習。

正當我以為可以一路跟著這位靠山打拼時，二○一七年的一個溫暖早晨，他請我到辦公室，用和四年前那通電話一樣認真的口吻對我說：

「冠緯，團隊夠成熟了。我希望你獨立成立一個新的基金會。因為台灣還有更多偏鄉弱勢的孩子，需要用公辦民營實驗學校的方式直接幫助他們。我需要更專注在這個新的題目，我也相信你跟團隊夥伴做得到。」

但是，我沒有家產。如果我答應方大哥，就等於在短短幾個月內，我要變成一個新基金會的董事長，開始面對募款、治理，以及最後一線責任的壓力。

我光想就頭皮發麻。

但更壞的消息是，方大哥那時又罹患了第二個癌症：胰臟癌。

雖然後來手術成功，但他的體力也受到很大影響。

原本打定主意要婉拒的我，最後決定面對這個多重的壞消息。

如今，方大哥交棒已經超過八年。均一平台也從當時的一百萬位註冊使用者，成長到超過五百萬位。

多年後我才更明白，方大哥當時的遠見，不只是要把一個平台做起來；他更在意的，是培育下一代團隊。

而培育下一代最困難的一步，就是放手。

真正的靠山，不是永遠替你扛；而是有一天，相信你也可以扛。

方大哥給我的，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份信任；不只是一個職位，而是一個召命。

這是我成年後第三個重要的壞消息。

那一年，我三十歲。

壞消息，不一定是壞結局

分享到這裡，我想再次感謝兩位對我生命影響非常深的人。

一位是陽明醫學系的連加恩醫師。他讓我明白：好命不是用來證明自己比較優秀，而是用來承擔更多責任。

另一位是交大電子的方新舟創辦人。他讓我明白：真正有長遠影響力的事，通常都不容易；而真正的交棒，不是把事情做完，而是讓下一代有能力繼續做下去。

在我心中，他們都是最好的陽明交大精神代表。

一位讓我看見生命的份量；一位讓我看見使命的力量。

一位教我謙卑；一位教我承擔。

我相信，這樣的精神，也會在各位畢業生身上繼續發揚光大。

各位畢業生，你們今天走出校門，所面對的世界，確實有許多壞消息。

AI 可能就是其中一個。

它改變工作的速度，可能比我們想像得更快；它重組專業價值的幅度，可能比我們準備得更深。對很多大學畢業生來說，AI時代的來臨，確實像是一封壞消息：它讓熟悉的道路變窄，讓安全的選項變少，也讓許多原本清楚的答案變得不再確定。

可是，我想告訴各位：AI不會取代願意學習的人；AI會放大願意負責的人。

如果你只把AI當成捷徑，它可能會讓你變得更淺；但如果你把AI當成槓桿，它會讓你的學習更快、視野更廣、行動更有力量。

畢業不是學習的結束，而是進入更真實世界的入學典禮。

你們會遇到壞消息。

你們會遇到不確定。

你們會遇到原本相信的事情被動搖，原本期待的自由被限制，原本以為穩固的靠山突然不見。

但請記得：

壞消息不是要否定你，而是要重新塑造你。

有一句話則說：「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

患難不是為了讓人沉沒，而是為了讓人承重。

壞消息不是故事的結束，而可能是盼望的開始。

所以，當AI時代讓你覺得不安，請不要只問：「我會不會被取代？」

請改問：「我可以用新的工具，承擔什麼更大的責任？」

當人生把壞消息交到你手上，請不要只問：「為什麼是我？」

請也問：「這件事，會不會正在預備我，成為那個能夠回應時代需要的人？」

各位陽明交大的畢業生，願你們在醫學與工程、生命與科技之間，走出屬於你們這一代的新道路。願你們把好命變成責任，把限制變成開闊，把交棒變成承擔，把AI時代的壞消息，變成你們這一代，帶給世界的好消息。

祝福各位，畢業快樂，鵬程萬里。 

（本文轉載自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執行長呂冠緯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