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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小六年級導師邱宣瑋，總是能量滿滿、悉心打扮來上班。但她總清楚記得，3年前自己接受校事會議調查的感受。
當時起因是她調解兩位學生的糾紛，因為一句話遭到家長誤解，隔日收到投訴，隨即校方召開校事會議並展開調查。過程中她除了參與一次調查小組訪談，配合校方保密要求對同事三緘其口，度過3個月的忐忑不安。
「我真的每天都在想說，我該不會教學生涯就這樣子中斷了吧？」邱宣瑋回憶。這份憂心絕非過慮，她遭到投訴原因是「師對生霸凌」，最重懲處是終身解聘。
煎熬3個月，告知清白9個字
某日她在信箱收到公文，寫著「調查結果本案不成立」。面對還她「清白」的寥寥數字，她卻是五味雜陳。不幸中的大幸是事發地點在學務處，有監視器可清楚還原過程，至今仍在發酵的苦澀，則是自己一度動搖的初心。
邱宣瑋18年前自己跑遍全台考21場教甄，擠進不到1%錄取率的窄門時，未曾料想未來會嘗到如此孤獨與憂慮。
會議落幕後，校園看似風平浪靜，當事學生畢業，邱宣瑋未曾與投訴的家長見過一面，也沒有因此請過一天假，甚至現在還擔任年級公認「最皮」班級的導師，花不少心力在班親會和家長溝通，維護信任關係。
面對《天下》記者問到是否熱愛這份職業？她仍毫不猶豫地給予正面回應。但是她也提及近來因偏頭痛痼疾加劇，被醫生點醒要注意壓力過載，才意識到自己身心狀態可能已經達到極限。
邱宣瑋的故事絕非孤例。她去年在網路上公開分享自己的故事，收到十幾位教師求救私訊、回應人本基金會主動聯繫接觸、更面對教師公開留言「校事會議就是該廢除」時耐心解釋自身看法。她不灰心持續與各方溝通，只因希望改善制度，讓師生可以安穩教學。
因為校事會議不只讓親身經歷的熱血教師心寒，更廣泛影響到教師群體的教學日常，甚至引發職業安全的疑慮。
教師轉向「防禦性教學」，會影響學習品質嗎？
2020年上路的校事會議全稱「校園事件處理會議」，是檢視不適任教師的法律機制。2024年來罕見兩年兩修，更引發教師強烈爭議。
2024年大開投訴之門的校事會議制度，等於變相鼓勵學生、家長跳過人與人的實質溝通，直接進入法律程序。真正進入會議時又由於程序繁複、缺乏透明溝通，各方未必熟悉法律細節和執行方式，反而徒增猜疑。
今年1月，千名教師走上街頭，批判校事會議已導致「濫訴」，導致教師失去管教權等疑慮。教育部因應端出新制，刪除匿名檢舉，並增設分流機制，用意就是防堵濫訴，並承諾以半年為期通盤檢討成效。
今年6月，高雄四維國小發生教師自盡的憾事。儘管此案並非接受校事會議調查，卻引發社會再次高度關注，更揭開第一線教師遭遇極端個案時，缺乏後援的危急處境。
翻開法規，校事會議流程載明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現行校事會議處理範圍，涵蓋師對生霸凌、管教不當、教學不力等事件。
今年3月《親子天下》一份針對國中小超過5000位教師問卷調查發現，95.8%教師擔心即使依據專業判斷，仍可能被誤解而遭致檢舉；79%教師管教學生時，會優先考量程序合法性而非教育效果，這意味著老師擔心被投訴，只採取最低限度的管教手段，不再積極指導學生。
當「防禦性教學」被迫成為教師自保的方式，很可能以孩子的學習品質為代價。名列校事會議調查人才庫，具備律師資格的陽明交大附屬竹北高中公民科教師吳明潔指出，過去5個月來就接到29場演講邀請，比起去年同期翻倍成長。他一方面普及法律知識，一方面也憂心防禦性教學的風氣，直接挑戰教師職業的核心職責：提供學生優質教育。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教師適當管教和兒少權益能否尋求平衡？一切必須回到實務現場。
為此《天下》訪遍師培生、國小到高中師現職教師、主任到校長的心聲，所有受訪者都不約而同表達複雜的心情：一方面為了孩子保留一道求援窗口，並非主張廢除校事會議，一方面希望讓教師能夠安心教學，期待共商改善制度的方法。
校事會議初衷是保護兒少，但配套嚴重不足
校事會議的出現，必須從歷史講起。校事會議制度最大變革是首度引入外部調查人員參與，目的是修正過往「師師相護」的弊病，能有效懲處體罰、霸凌甚至性侵學生的不適任教師。
過去檢視不適任教師機制，是透過學校內部組成「教師評審委員會」（教評會）。直到近7年張博勝案、尚志剛案、黃紀生案、劉育成案，顯示現有制度仍存在漏洞，還需持續改善。
經手多起重大校園案件的監察院委員葉大華直言，最初因為教評會的「專業自主」失靈，所以才需要校事會議來引入外部委員，增加「他律」甚至「法律」的制衡力道。
同時，台灣自2014年已接軌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CRC），葉大華建議討論校事會議時，社會除了關注教師工作權，也該轉向以兒少權益為出發點的思考。她強調，所有的改革應該回到：「制度如何有效保護孩子的權益」。
但葉大華也不諱言，現行校事會議制度仍有缺漏，尤其針對第一線教師給予的支持。比如進考核會教師仍在原來校園任教，需要妥善輔導機制；收到調查結果不成立的教師，需要的是關係修復、親師生溝通的機制。
去年底，國家人權委員會委託台北大學製作針對不適任教師機制的全面檢討報告，是台灣第一份完整審視校事會議的研究。
爭點1：增設分流機制，真能有效防止濫訴？
讓教師最痛的仍是「濫訴」。
根據人權會報告，113學年度，全國接獲涉有不適任教師事由的投訴案件共2486件，其中經學校或校事會議判定，進入調查比例78.1%。而在已完成調查的案件中，最終決議不成立有463件，約佔三成，未懲處的案例有17%。
根據1月新制，除了刪除匿名投訴，接獲投訴後要不要進入校事會議的分流機制，目前由一位教師代表、一位家長代表，再找一位外聘委員，而校長本身不投票，採無記名投票表決。
根據《天下》詢問教育部所得數據，今年1到4月期間全台投訴案件總共202案，對照修法之前的同一時期，不僅投訴案量減半，進入調查比例更從原先八成，驟將至兩成。然而這也凸顯出先前已收到「調查不成立」的教師，恐怕就是最需支持措施的一群人。
長遠來看，分流機制恐怕還有三個實務痛點。其一是無論校方、教育局處、教育部、地方政府都可能接到投訴，連媒體上公開資訊都可能構成啟動原因，校方仍然面臨各方高壓，有如不定時炸彈。
高雄教師職業工會理事長李雅文就無奈指出，有家長一年投訴20幾次，還有家長不滿教師在黑板記學生不交作業，竟找議員介入。
其二是只要校事會議仍在校園內，究竟是否能公正處理仍有諸多挑戰。一名北部國小教師向《天下》傾訴離開原校的原因，當時的校長聯合家長投訴逼退新進教師，讓時任主任的他即使心知實情，還是必須依法協助執行校事會議。
其三，現行有法律規範的分流機制，但實際上，因為沒有一套官方指引，校方可能仍因害怕遭各界指責「吃案」，而無差別開啟調查。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可參考的做法例如日本文部科學省就彙整了專門因應「家長過度投訴與不當要求」的事例集，並蒐羅各都道府縣教委自製的對應手冊供參照。
爭點2：學校外聘委員做調查，真能確保公信力？
進入實質調查階段，校事會議制度的實質運作以及調查報告的品質，究竟是否公正而具備公信力？
現行規定調查小組必須全數外聘，由教育部提供人才庫中千餘位委員選聘，專業範疇涵蓋接受訓教師、律師、大學教授、資深教育工作者等；調查報告完成後，校事會議表決是否採納，依報告建議送進專審會、考核會、教評會，做出最後懲處結果，送回教育局處存查。
實務上問題是調查報告品質參差不齊，判定結果也不一致，影響制度的公信力。葉大華直言，「我有看過好薄的幾頁報告，就要人家解聘，也有一疊很厚的報告，解聘不了。」此外，她也分析有相同的行為如體罰或不當管教，在不同學校、不同調查小組之間，出現判定結果不一致的情況。
這也反映校方究竟是否具備量能來好好執行調查？少子化下小校為主流、行政人員遇缺不補，教育法規日漸繁複，一個學校可能有多達20個各式委員會，若再加上校事會議，無疑形成三重行政壓力。
當校方進入調查階段後，須嚴格依法開啟調查，但兼職行政的教師未必具備足夠法律知識，隨之而來還有法律專業人員緊缺。高雄中學校長莊福泰道出，學校在執行校事會議的分流和調查時，其實都希望能請律師來維持公信力，但整體案量太大，學校還要排隊等待律師前來。
「一位在中部國中任教的教師，有擔任生教組長14年的經驗。在他承辦校事會議5年的日子裡，幾乎整天關在處室寫報告，處理一個學期校事會議5件加上性平案件，約共20件投訴，已成「常態」。
他指出自己處理過一件重啟調查性平案例，教師輾轉上訴6、7年，最後申訴到行政法院。他出庭時，以為自己兢兢業業按照法律程序的調查報告應無問題，沒想到最後法院竟請學校重新決定。」
「對教師兼行政的業務承辦人員來說，除了學校正式課程之外，還需將心力花在案件上，甚至還要承擔因某些法規不熟悉而言延遲通報、疏漏發文的懲罰與罰金，讓我感到心力交瘁，有時候懷疑自己還是教數學的老師嗎？」他直言，卸下行政職後自己實在大大鬆了一口氣。
曾在這所國中擔任訓導主任的一位資深教師，眼看自己昔日搭檔的困境，也深感無奈，他自己從前還有心力巡堂、關心學生，從頭預防事件發生，他原先想等妻子一起屆齡退休，最終乾脆去年申請提早退休。不只是他，這所國中過去三年至少有15位教師退休，過往常態是一年大約1到2位。
解方：擴大溝通凝聚信任、著眼於關係修復
日漸擴大的世代差異，以及在少子化、社群媒體時代下的家長學生，也使得教師在因應新制度時雪上加霜。
相較十年前，大相徑庭的是如今國中小階段，50歲以上的教師佔多數，約三分之一。而根據教育部數據，管教衝突事件數量近三年成長1.8倍，113年學年度全台超過4500件，也以國中小階段最多。
真正讓教師不平衡的是，老師是給學生犯錯空間，但社會與制度是否能給予老師修正自己、重來的機會？過去教師出發點，常是「為學生好」，如此觀點固然受到新世代的挑戰，但教師並非不願與時俱進，而是需要調適與緩衝。
「教師是一個很特別的職業，」莊福泰直言。歷來社會對教師道德要求很高，多數教師也高度自我要求，因此一旦被投訴，第一個反應都是陷入自我懷疑，他呼籲教師是國家培育的人才，國家能否珍惜人才？能否在進入法律程序前，多一道調和措施？
普遍對校事會議的制度的疑慮、不信任，導致親、師、生關係劍拔弩張，更需要修復。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秘書長張祐嘉曾在入校宣導時，遇到教師不滿回嗆，「你為何不去教家長不要濫訴？」
其實她的孩子在新北公立國小就讀，曾遇到教師當全班的面羞辱成績。她得知後，仔細詢問孩子事發經過，並介紹求援機制，最後問孩子「是否需要媽媽去和老師溝通？」
當孩子搖搖頭說「自己可以處理」，張祐嘉便尊重孩子的決定。長年協助兒少、家長處理校園事件，她自身宣導時，常用的方式是讓教師換位思考，比如在講台上點教師來回應問題，或者直接拋出情境，「你接到一通投訴電話了，第一步該怎麼做？」
然而，令張祐嘉真正感到不解的，台灣不是沒有高度爭議的案子，但過去教育部會妥善運用正式諮詢與溝通管道，納入民間實務經驗、專家學者意見，但近年這些修法都缺乏討論，各團體只能訴諸立委與媒體。例如：新制倉促刪除匿名機制，等於取消極弱勢兒少與家庭安心求助的管道，卻全無配套。
目前各方都有共識的解方，在眼前可以立即執行的方法是教育部應該確實執行公眾溝通。讓教師、家長、學生都更理解校事會議制度，普及正確知識、建立正確認知，才能讓制度被正確運用。
長遠而言，政府則需建立第三方專責機制。具體而言可比照幼教人員在縣市政府設置專責委員會來審理，或是可在北、中、南、東都設置專責單位來收案、調查。
針對是否設立第三方機制，教育部則表示目前各界討論之下，仍未獲共識，將持續研擬評估。
教師專業和兒少權益從來並非對立概念。讓校園建立有效親師生溝通機制，並讓法律制度回歸初衷，才是長遠之路。
（責任編輯：黃韵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