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亞鐵路是世上最長的鐵路線,全長約九千三百公里,從西歐的俄羅斯莫斯科,一路延伸到亞洲太平洋岸的海參威。冷戰期間,俄羅斯是美國人的禁地,至一九九○年代蘇聯瓦解時,局勢仍舊混亂,不適合旅遊。但到了二○○八年,俄羅斯的情勢已經穩定下來,搭西伯利亞鐵路似乎變成了可行的事。
踏上這段旅程的選項之一,是加入所謂的「豪華」火車俱樂部,它能提供私人臥鋪隔間,附有精緻吧台與餐車,沿路還安排城市導覽。這類套裝行程大約十天,費用落在一萬五千至兩萬美元左右。另一個選項是坐二等車廂,在六天行程中,與其他乘客共用臥鋪車廂,並向車站小販買餐點。每人的車資是三百零二美元。
我們連想都沒想,就做出了選擇。
「艾麗和她丈夫向來選擇平價旅行,」珊蒂說,「這麼做既是為了省錢,也是原則問題——因為他們想沉浸在當地文化中,而非被隔離在一等車廂和美式飯店裡,眼前所見只有其他觀光客。我喜歡那個主意,也想嘗試一下。聽起來非常有趣。」
和別人結伴旅行,往往是對一段關係的終極考驗。友誼是否禁得起擁擠的機艙、錯過的轉機、不可靠的飯店、相異的興趣、陌生的食物等考驗,實在很難說。但有了在尚比亞叢林並肩工作的經驗,我們有理由相信彼此會相處融洽,所以很樂意一試。
每個來採訪我們旅行的人,都會問到我們是否會惹毛對方、是否曾發火等,所以我們必須思考彼此是否真的是合得來的旅伴,甚至列出了一張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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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走輕裝路線,揹起背包、拿起一只皮箱,隨時都能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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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什麼都能吃,如果必要的話,一天只能好好吃一頓也無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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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有解決問題的能力,也都能樂觀地尋找答案(也就是說,兩人都不是容易憂慮的人。我倆都有能力探索預料之外的事物,並在計畫脫軌時積極解決問題。事實上,我們相信新結果也許是比原訂計畫更好的結果,或至少是更有趣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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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能適應彼此的就寢與起床、前進與休息、冒險與謹慎的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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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不吵架。艾麗的女兒雪柔說我們是「避免起衝突型」的人,確實可能如此,但我們保持和平的作風也有其正面意義。我倆知道何時要順其自然,何時乾脆地走開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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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我們個性樂天,喜歡與人接觸。珊蒂較開放而友善,總是面帶微笑,艾麗則隨時保持好奇心,共同點是都有同樣的動力:我們總是一起床就急著看看當天在路上會碰到什麼人。
所幸我倆相處融洽,因為計畫第一場共同冒險時,馬上就遇到了難題。珊蒂無法成功申請到俄羅斯簽證。「到底是為什麼呢?」艾麗問,「一定是出了什麼差錯。只有罪犯才會被拒絕,但妳又不是。誰會拒絕這麼一個體貼入微、身心健康又奉公守法的老奶奶呢?」
原來在俄羅斯,珊蒂確實曾留下犯罪紀錄。「等等,什麼?」艾麗說,「怎麼可能?更重要的是,妳怎麼都沒提過?我們計畫了好幾個月耶。」
「老實說,不提我真的都忘記了。」珊蒂解釋,「其實沒什麼,只是個糊塗的小意外。我曾帶孫子去俄羅斯進行兩次宣教之旅。第二次去的時候,已經掌權的普丁訂下了連俄羅斯人也莫名其妙的新旅客規定。其中一條是,我們每造訪一座城市就要登記。因此,我們抵達莫斯科後,就先在那裡登記,然後我問說:『我們要去聖彼得堡,到了那裡後,我也要在那裡登記對吧?』
『不用,別擔心。』他們告訴我,『只要你最後是從莫斯科飛回美國,就沒有問題。』
結果證明,問題可大了,因為我回到莫斯科後,就被指控沒有在聖彼得堡完成登記。於是,我就這樣被關進了俄羅斯監獄。」
「那間『監獄』其實是個小警局,只有一間牢房,看守我的是個魁梧又粗魯的守衛。我試著解釋自己犯下的是無心之過,但他只顧著責罵我說:『妳違反了我們的法律。』
『拜託,我不是故意的。我現在就是要來釐清這件事。』
最後他給了我一張手寫的紙,也就是我的『供詞』,是以俄文寫成的。我一個字也看不懂。他用很破的英文大致翻譯了一遍,並要求我簽名。」
「妳是否理解上面所寫的內容?」他問了又問。
「我理解的是你所說的供詞內容。」我回答。
「他聽了很惱火,冷冷地瞪了我一眼。『妳非簽不可!』他堅持要我簽名,我只好說:『是,警官!』我想這是我唯一的出路。」
「我還付了罰金,但轉身離開前,我詢問守衛是否可幫我拍一張我在牢裡的相片。我也不知道自己哪來的膽子,但我真的想要為這樁荒謬事留下一點視覺證據。
起初他拒絕了,但我奮力堆滿笑容,最後他好不容易才點頭,和他瘦巴巴的搭檔拍下了我在牢裡拿著那張供詞的相片。
誰知道那會讓我登上了俄羅斯的觀察名單呢?」
為取得簽證,珊蒂必須重新申請,並親自到休士頓的俄羅斯領事館申辯。艾麗喜歡這個故事,因為平時惹麻煩的人往往是她。雖然珊蒂不走領事館一趟,就解決不了這件事,但艾麗絲毫不擔心。「我毫不懷疑珊蒂能發動她的魅力攻勢,贏得俄羅斯公使的歡心。果然,珊蒂確實辦到了。」
簽證到手後,我們訂了西伯利亞鐵路的車票,預定在二○○八年四月出發。我們決定不要一路坐到海參威,而是半途轉搭蒙古縱貫鐵路,最後抵達北京。我們兩人都各自看過北京的不少名勝,但當晚我們會借住在珊蒂一個朋友的住處,然後前往最終目的地上海。要前往上海,我們必須搭另一條著名鐵路,也就是全世界最快的鐵路——京滬高速鐵路。
我們兌換飛往莫斯科的里程數,時間安排得很緊湊,抵達後再過三小時,火車就要開了。一位奈及利亞朋友——以色列前來接機,他是一名醫師,也是旅行社職員。人高馬大的艾麗坐進他俄製拉達汽車的前座,嬌小的珊蒂則和所有行李一起擠進後座。
我們才剛加入高速公路川流不息的車流,拉達汽車就開始走走停停,最後拋錨停下。以色列下車,掀開車蓋,帶著絕望的表情搖了搖頭。他不時回到車裡,微微彎腰禱告,喃喃念著「耶穌啊」,彷彿希望老天開恩。
但最後拯救我們的,是珊蒂的靈光一閃。「會不會是水箱需要水?」她提議道。結果居然勉強奏效了。拉達車振作起來,噗噗作響地駛往車站,最後我們奇蹟似地趕上了火車。
我們的二等車廂有如一匹健壯的綠色勞役馬,似乎能克服我們在西伯利亞森林遇到的一切艱險。對我們來說,這就像童話故事般無比浪漫。
雖然時值四月,但事前有人提醒我們,也許會碰到冬天般的天氣,所以兩人穿著靴子和羽絨衣上車,不料卻發現其他乘客穿著夾腳拖和短褲,可以想見我們當時有多訝異。火車的強大引擎,讓暖氣的溫度如蒸氣浴般迅速上升。
我們在一節擠滿許多家庭旅客的車廂,找了一間臥鋪隔間安頓下來。小孩子們開始一個個跑來,好奇地探頭探腦。珊蒂電腦裡有許多可以逗他們開心的相片,還有一本自己寫的怪物故事書,孩子們聽得津津有味。她也給他們看附帶俄文字幕的幻燈片,那是以前在醫療宣教之旅中拍攝的相片。那些相片也很受歡迎。不久我們發現,自己不僅吸引了孩子們的注意,更成為眾所注目的焦點。在那四天旅程中,我們是整節車廂的開心果,總是受到歡迎。
旅程第四天,我們抵達伊爾庫次克,下車去觀賞西伯利亞的自然奇景之一——貝加爾湖。
我們在一座古雅的湖邊村莊利斯特維揚卡(Listvyanka)落腳,雖說是村莊,但其實就是幾間簡樸的木屋。所有房屋的窗戶造型都十分優美——從百葉窗,窗框、壁柱、簷口到牛腿飾皆有繁複的雕花,又稱為「木雕花邊」。整座村子就宛如一座街旁羅列著可愛薑餅屋的童話小鎮。
「身為攝影師,我很難抗拒那座如詩如畫的小鎮。」艾麗說,「今日的數位相機已經把流程簡化許多,但在二○○八年當時,我還要用許多設備來捕捉自己想要的畫面,如三腳架和沉重的鏡頭等。我就是在那時領悟到珊蒂是多麼有耐心又和善。她不僅容忍我時時停下來拍照,我在拍攝時,她也會幫忙扶著機器,隨時調整動線,在適當的時刻站在恰當的地方,方便我把某個機件遞給她或換鏡頭,像高爾夫球場的桿弟一樣。我甚至不需開口問,她就大方且樂意直接扮演起那個角色,而且在我們的旅程中始終如此。實在是難得的朋友!」
「我不介意啊,」珊蒂說,「我喜歡成為艾麗的製作團隊成員。看著她靈感湧現,全神貫注,真的很有意思。」
我們在湖邊跋涉了五、六個小時,來到一個非常偏遠的地區,幾乎不會有觀光客到訪。在那裡,我們遇見了一群大約五、六個少年,他們從一段距離外大步跑來。利斯特維揚卡是一個小社區,所以他們一定認出了我們不是當地人。但他們一看見我們,臉上就露出興奮的表情,開始朝我倆瘋狂揮手並燦爛地微笑。在這天寒地凍的西伯利亞林地,他們對兩個素未謀面的外國人表現出如此熱情而雀躍的歡迎,點燃了我們心中的喜悅。我們也瘋狂揮手並微笑,以同樣蓬勃的朝氣回應。這場邂逅閃爍著純粹、令人振奮的人性瞬間,超越了年齡、語言與文化的巨大鴻溝。
對我們而言,這種人與人結緣的喜悅(往往出現在最意想不到的時候、最出乎意料的場合下),正是旅行(與人生)的真諦。
(以上摘自幸福文化《82歲,我們環遊世界!》)

原文作者: Eleanor Hamby, Sandra Hazelip, Elisa Petrini
譯者: 謝汝萱
出版社:幸福文化
出版日期:2026/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