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洗腎盛行率幾乎位居全球之冠，每年新增 1.2 萬名洗腎人口，2010 年共 7.1 萬人需要長期洗腎，以健保點數而言共花費 489.3 億點。2011 年增加到9.3萬人，花費 696.6 億點達史上新高，並呈現逐年上升。
直到2023 年長期洗腎人數為 9 萬 7千人，比 2022 年 減少 403人，為近 5 年首次出現「負成長」。相較於洗腎，換腎個案少很多，臺灣腎臟醫學會統計，2016 至 2020 年境內腎臟移植數每年為282人至377人間，男多於女，3至4成小於40歲。
對於器官衰竭病人來說，器官移植是唯一續命的方式。事實上，與洗腎相較，末期腎衰竭病人接受腎臟移植治療存活率，遠高於接受血液或腹膜透析的存活率。以2005 至 2018 年親屬腎臟移植病人的 5 年與 10 年存活率分別為 90.2% 與 83.8%。相較之下，2009至 2013 年血液透析病人 5 年存活率僅約 56.2%。
患者若能接受腎臟移植，不僅存活率較高，更能擁有較好的生活品質，無需每週至少 3 天至醫療院所接受血液透析，雖然必須持續使用抗排斥藥物，仍是利大於弊，遠離洗腎陰霾且免除舟車勞頓之苦。
我個人醫學院畢業，就跟著老師學習腎臟移植的手術技巧與術後照顧，用到很多免疫抑制劑來預防排斥，也常必須用藥來治療原本尿毒症的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目標就是要讓腎移植的病人活得好、活得久來擁抱重生！
免疫抑制劑藥量要剛好，不能因為藥量不足產生排斥，也不能過量產生感染。當然無可否認的，有時候也會面臨生命的無奈，2 位病人具有同樣的條件，分別接受到同位大愛捐贈者的左右腎臟，有的人可能出現排斥現象或得到感染，另外一個就完全沒事。
健保花數百億，器官移植卻難如登天？
但從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資料顯示，需要移植者等到器官的機會卻很渺茫。2023年台灣有34家可以執行腎臟移植的醫院，登記等待大愛腎移植的病人多達8764人，得到腎移植者卻僅有178人；30家可以執行肝臟移植的醫院，登記等待大愛肝移植的病人有957人，得到肝移植的病人也只有106人。
另外，19家可以執行心臟移植的醫院，登記等待大愛心移植的病人有342人，得到心移植的病人不過51人；12家可以執行肺臟移植的醫院，登記等待大愛肺移植的病人有104人，得到肺移植者20人。
即使是一般認為最無涉全屍概念的眼角膜，目前全國有35家可以執行眼角膜移植的醫院，登記等待大愛眼角膜移植者有1257人，但確實得到眼角膜移植者亦不過345人。
由以上的供需數據顯示，很多需要心肝肺移植的病人往往等不到移植機會就過世，雖然腎臟衰竭的病人可以靠洗腎而等待，但事實上，等待到大愛捐贈的可能性相當低，這應該是政府需要務實面對的問題。
臺灣的健保制度雖然會影響到醫療生態，但器官移植的例數少，自然影響年輕醫師選科時的考量。整體而言，器官捐贈移植是相當付出心力的醫療工作，而且捐贈跟移植往往在假日或是夜晚執行手術，大大影響醫護人員的生活品質，也因此投入的人愈來愈少，人才培養非常不容易。
從以下數據就可以發現有能力做移植的醫院雖多，但實際執行卻非常有限。2023年整年度可做腎臟移植的34家醫院，有5家醫院沒做任何病例、6家醫院做1例、5家醫院做2例、2家醫院做3例、1家醫院做4例、5家醫院做6到10例、7家醫院做11-19例、3家醫院做20例以上。
以有能力施行肝臟移植的30家醫院而言，6家醫院沒做任何病例、4家醫院做1例、6家醫院做2例、2家醫院做3例、2家醫院做4例、3家醫院做5例、5家醫院做6-10例、1家醫院做11到19例、1家醫院做20例以上。
可做心臟移植的19家醫院中，3家醫院沒做任何病例、6家醫院做1例、1家醫院做2例、2家醫院做3例、1家醫院做4例、1家醫院做5例、3家醫院做6到10例、1家醫院做11到19例、1家醫院做20例以上。
就大愛肺臟移植的12家醫院，7家醫院沒做任何病例、3家醫院做1例、2家醫院做6到10例、1家醫院做11到19例。
在台灣、對執行器官移植的外科醫師與醫院都有一定條件的要求，然而從以上的手術資料顯示，除了捐贈的人不多之外，移植醫學在台灣更非外科顯學，很多有能力執行器官捐贈移植手術的年輕世代醫師和醫院，並沒有很積極投入這領域。
這是誰的責任呢？是政府的責任？還是給醫師的誘因問題呢？
從事器官移植多年，我親眼見證，這些可以靠器官移植得到重生機會病人的悲哀，他們在臺灣不能用錢買器官，若登記的醫院又不是很積極去推動器官捐贈，他們的希望在哪裡？
要推動器官移植，國家的思維必須具有一定的高度，從醫療體系和制度著手進行改善，尤其是移植醫學，更需要靠整個社會重新省思器官移植背後的大愛價值和人性光輝，才能帶給病人重生的希望。（責任編輯：林倖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