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學生學習能力雪崩下滑，教育模範生德國怎麼了？

問題的根源更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教育與技能主席史萊賀（Andreas Schleicher）直言，「相較於亞洲和北歐國家，德國未能適應21世紀的學習需求。

德國經濟研究所教育、創新和移民研究部負責人普林納克（Axel Plünnecke）也同意這個觀點。他認為，德國的教育系統沒能跟上社會結構的變化。例如：現在有將近四分之一的學生在家不講德語，而這僅是其中一個變化。

發明幼稚園的國家，家長卻選擇避開

系統的僵化始於往往沒有幫助的文化態度。在這個發明了幼稚園的國家，許多家長因為深信學齡前教育會鼓勵競爭而選擇避開。德國孩童六歲開始上學，但早期教育往往是鬆散和遊戲式的，因為德國人認為「不應過度壓迫孩子」。四年級的德國學生在課堂上閱讀的時間比OECD平均水平少近30％。此外，德國教師在課堂上的地位不容置疑，但他們經常抗拒有證據佐證的新教學法或標準化測驗（理由是會汙名化表現不佳的學生）。很多人認為教育不是為了建立核心能力，而是為了培養具文化素養的公民。德國多數邦的小學只有四年，之後學生就會踏上兩條不同的途徑，準備從事學術研究或邁向技職生涯。

廣告

上述特點意味著來自教育程度較低、較貧困或非德語家庭的兒童在這個分叉路口處於明顯劣勢。他們被選擇進入通往高薪職業的學術型中學的可能性遠低於同儕。至少有一位父母具高等學位的兒童，有79％的機率會上大學；僅有技職學歷認證的家庭，這一比例是27％；家中講外語的是23％；父母無專業資格的更只有12％。

這樣的狀況不容易改變。19年前，麥克爾瓦尼（Nele McElvany）的兒子在柏林出生的那天，同一棟樓的另一位母親也生下了孩子。當時還不是教授的麥克爾瓦尼女士感嘆，自己的孩子幾乎必定會取得中學畢業會考證書（Abitur，以證書申請德國大學），但她鄰居的孩子不會，只因為他們的背景截然不同。

史萊賀表示，「他們在10歲時決定，好，我們讓你成為一名知識工作者，你不是。」他認為，這種做法非常適合工業時代，但現在只是浪費了很大一部分人才。

廣告

史萊賀進一步表示，問題會加劇是因為幾乎所有掌握權力的人都是學術軌道的產物。他們根本看不到一個自己曾從中受益的系統的缺點。

教改吃力不討好，政治人物缺乏動機

即便如此，改革者仍然一再嘗試改變這一個在幾個德語國家獨有的系統。結果之一是，德國各地被分配到非學術軌道的高中生可以更輕易轉換跑道，或是直接靠念書取得中學畢業會考證書。由於教育屬於各邦而非聯邦管控，德國各邦還進行了調整。例如：延長上學時間、延長小學或高中的修業年限。

但正如多特蒙德工業大學副校長兼教育專家的麥克爾瓦尼所言，這類努力有太多都陷入停滯甚至開始走回頭路。前方障礙重重。教育是一個熱門話題，涉及的利害關係人非常多，從焦慮的家長到強大的教師工會。偏偏選舉頻繁，麥克爾瓦尼指出，政治家插手學校教育往往會大失民心，而投入昂貴和長遠的計劃，並不能為他們帶來多大的好處。

廣告

理想情況下，德國的16個邦應該像美國各州一樣試行新方法並相互學習。以漢堡為例。漢堡的學校曾經在各邦中排名幾乎墊底。2010年，漢堡政府把小學延長一年，部分原因是為了吸納人數大幅增加的移民。但這樣的努力卻被保守派家長粉碎。不過有些改革已經上路，其中包括為學齡前兒童導入語言測試，成績不佳者被要求接受一年的德語課程。結果是：這座城邦的學校現在在國內名列前茅。

但沒有其他邦採行類似改革，證明了系統的慣性。這種慣性往往延伸到校區層級，甚至連學校都得遵循。2017年的一項調查發現，荷蘭的學校對92％的決策擁有直接決定權，但德國學校只有17％。柏林一所高中的教師表示，「當孩子弄破了科學實驗室裡的一些普通零件時，我想換新的才發現學校甚至沒有銀行帳戶。每一項支出決策都必須經過校區理事會批准。」

廣告

談起學校改革，麥克爾瓦尼毫不猶豫地列出了十幾項措施。對德國來說，幸運的是這些措施聽起來並不難施行。像是採用漢堡的措施提升學齡前孩童語言能力、強調閱讀等核心能力、放寬預算限制讓表現不佳的學校解決自己的問題。然而，不幸的是德國不存在實施這些措施的政治意願。

（本文由「經濟學人」獨家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