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照護可以是件困難、骯髒、單調甚至是危險的工作，由機器人和AI組成的新興部隊可以減輕照護者的負擔。機器人已經進入醫院和療養院，很少人質疑它們被使用來做清潔、提示（例如服藥或避免吃鹽）、移動（行動不便的病患）等工作或扮演其他各種輔助角色。
機器人這些輔助角色解放了照護者（不論是親人、護士、醫生還是朋友），讓照護者可以進行其他更有意義的互動。
舉例來說，日本的Robear機器人可以抬起病人上下床，節省一些照護氣力，而且可避免照護工因為移動病患的工作而造成背部傷害。其他的例子如自動化藥盒，可以防止用藥錯誤，而這一直是老人照護工作令人頭痛的難題。
讓護理人員投注心力在人類獨特互動關係
理想上，這類創新可以解放護理人員，進而投入更多心力在人類獨特的互動關係，例如，以下這個臨終關懷工作者的案例，以及她為臨終者所提供的療癒與安撫效果：
海瑟不像醫院的護士那樣敏捷或有效率，事實上，她故意讓自己沒那麼有效率。大多數時間，當她去拜訪病患時，不需要做任何事，她檢查生命徵象，檢查房子裡是否有足夠的用品和藥物，詢問病患老毛病是否已經消除，還是有出現新症狀……。
但是，即使沒有其他事情，重點是她待在病患身邊的時間，可以更久一點，聊天或比鄰而坐的陪伴，抑或是當她檢查病患身體時，將手放在病患身上，有皮膚的接觸。對病患來說，她的來訪可能是一天中最重要的時刻。所以，海瑟慢慢做事、她坐下、她放緩步調、她停留徘徊。
在時間緊縮又急迫的醫療機構情境中，很難見到上述這種照護。即使是考量護士的辛勞而設計出來的最低醫護病患比例，醫療機構也很少將這種有目的性的「低效率」考量在內。然而，那是錯誤的，因為這種難以用言語表達的互動關係，正是臨終照護工作最重要的部分。
當AI機器人承擔起陪伴與照顧責任
現在有些AI和機器人被用來承擔那些陪伴和關係連結的任務。記者娜莉．鮑爾斯（Nellie Bowles）描述了一位名叫比爾的老人，對於數位索克斯（Sox）的喜悅之情。索克斯只不過是平板電腦螢幕上的一隻動畫貓，每天問比爾過得好不好、回答比爾的問題，並偶爾嘮叨比爾要吃好一點。
比爾知道索克斯的背後是遠端的工作人員在操作，在觀看比爾的行為時輸入索克斯應該要「說」的內容，但是，比爾發現，即使只是匆匆而過的生活和健康問候，也有助於緩解他妻子去世以來的寂寞。
正如另一位索克斯使用者在一段影片中所說，「很高興有人問你今天過得怎麼樣，或關心你是否有什麼困擾的心事。」
愛爾蘭的陪伴機器人麥羅（Mylo），可以把自己的臉換成貓臉；麥羅是一種可移動的物體，其骨架讓人聯想到電影《星際大戰》（Star Wars）的C-3PO機器人。開發麥羅機器人的社會企業家，將這種機器人定位為撫慰者與看護者的角色，能提醒老年癡呆症患者每天服藥，或在病患呼救時，或者出現長時間未有動靜的不尋常情況時，趕快向家人發出警示。
使用者每天只需支付9歐元就能租用麥羅機器人，比一個小時的個人照護費用還少。這種成本差異，可能使社交和照護機器人超越它們輔助人類照護員應有的角色，而朝著替代人類照護員的方向發展。
我們很容易會將人格特性投射到玩偶、卡通人物和電視角色上，對於一個孤獨的人而言，即使是一顆排球，也就足夠形成人格了（想想電影《浩劫重生》中男主角湯姆．漢克斯的角色）。
媒體理論家拜倫．李夫茲（Byron Reeves）和克里夫．納斯（Clifford Nass）指出，許多人傾向連結媒體上的角色，好像他們就是自己生活中的真實存在，「（這些）反應不需要策略性思考；相反的，它們是無意識的。這些反應也不是由提供它們的人所決定，卻一直反射式地出現。」
同樣道理，機器人也可以激發類似的情感，產生它們自己的擬人化或動物化。可是，當機器人召喚信任或友誼的對象，本身是脆弱族群時，就會涉及敏感的倫理議題。
舉例而言，設想我們用貌似動物的機器人，來替代寵物的可能性。動物輔助治療在一些長期照護機構非常受歡迎，就像美國的「綠色照護中心」（green nursing homes）。
不幸的是，員工可能很難控制動物，因此許多照護機構會擔心動物咬傷或抓傷人類，可能造成機構要額外負擔的責任，然而機器人有望提供一種更安全的另類選擇。
日本研究人員開發了派羅（Paro）機器人，作為癡呆症患者的伴侶。它是一種看起來像是小海豹的機器人毛絨玩具，行為舉止像寵物，可以模仿欣賞、需要及放鬆等反應。它也會眨眼睛、嗚咽、發出吱吱聲，也可以搖動鬍鬚和尾巴，派羅試著提供非人類的陪伴，但卻可以減少與動物接觸的風險。
AI機器人為「疏於照顧」提供藉口？
隨著我們愈來愈依賴機器人，麻省理工學院研究員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呼籲我們應該更加謹慎。
根據特克對弱勢族群的觀察，發現「擬仿物」（simulacra）的影響有多麼深遠，「養老院中的長者與派羅機器人玩耍，認真地與這種不知如何定義卻表現得像是小海豹的生物應對。他們的問題從『它會游泳嗎？』、『它會吃東西嗎？』轉換成『它是活的嗎？』、『它會愛人嗎？』」特克擔心我們的社會將變成：忙碌的成年人只給自己的年邁長輩留下一組精緻的玩具，而不是探訪與陪伴。
作為麻省理工學院科技與自我計畫（Initiative on Technology and Self）的創始人兼主任，特克認為人類對於小裝置過度投入，就是將該裝置作為人類社會「慾望－機器」中的「機器性」（machinic）的替代品──機械化互動的「廉價約會」的出現，意味著更加不可預測，但也是對友誼、愛與夥伴關係的終極挑戰以及意義的協商。
雖然影片與研究記錄了派羅機器人對長期孤獨者的正向情緒影響，但是，特克認為，這項創新可能恰恰為「疏於照顧」提供了藉口：既然有機器動物陪伴，為什麼還要去探訪爺爺奶奶呢？
我們必須對照護的政治經濟學有大格局的了解，才能公平地評估社交機器人的範圍和潛力。老人照護的資金短缺，既不是經濟學的自然規則，也不是工作狂式地增加家庭探訪次數就可以解決（那也是一種無法實現的奢侈）；它們是特定公共政策的產物，而它們也可以透過更好的政策來修正（或至少得到改善）。
如果富裕國家實施更加開放的移民政策，許多來自其他國家的勞工可以從事照護工作，正如家庭幫傭人權運動者蒲艾真（Ai-Jen Poo）所努力的，移民勞工的人道安排（以及公民身份的步驟），是實現全球團結和互助的途徑。同理，當提高薪資水準時，原本哀嘆缺工的企業自然就會收到大量求職申請表。
沒有一體適用的處方
不可否認地，究竟什麼樣的老人照護機器人是適當的，不同政府可能會做出不同的判斷，並沒有放諸四海皆準、一體適用的處方。
例如日本政府特別熱衷在醫療照護情境中部署相關科技。有幾位評論者認為，神道教和佛教的傳統，使得日本公民更容易接受機器人及相關技術，例如前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主任伊藤穰一（Joi Ito）就看到了泛靈論與機器人接受度之間的深度連結。
然而，日本文化並不是單一的，它也有多元性的一面，所以仍舊會有其他聲音表示對於AI普及應該審慎以對。例如在一次熱烈的交流活動上，動畫大師宮崎駿（Hayao Miyazaki）表達他對AI動畫怪異人形生物的不舒服感受：
「我覺得非常噁心。如果你真的想製造令人毛骨悚然的東西，你就繼續做吧。我是完全不會讓這項技術納進我的作品裡，我真心認為這是對生命本身的侮辱，我覺得我們快走到盡頭了，我們人類對自己的信念正一點一滴地流逝。」
宮崎駿這樣高調地抵制，使得任何將日本接受機器人科技的單一化簡單敘述，都顯得沒那麼簡單。如果說有熱衷採用機器人（例如照護機器人）的人，那另一邊同樣也有頑固捍衛人類、捍衛人際交往、及捍衛傳統互動的人。
我們必須謹慎對待「文化」相關的論證，因為單一文化觀點的表述，往往會邊緣化或忽略非主流的異議和聲音。正如印度學者沈恩（Amartya Sen）挑戰新加坡領導人以獨特「亞洲價值觀」作為堡壘，去抵制人權一樣，我們今天必須質疑關於文化同質性的輕率假設。（責任編輯：吳佳珍、童玉羽）
（本文摘自法蘭克．巴斯夸利著，《二十一世紀機器人新律：如何打造有AI參與的理想社會？》，左岸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