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某總統候選人提出全面開放80歲以上的長者都可以申請外勞,執政黨也跟進要研議放寛。面對2026年,台灣即邁入超高齡社會,長照的巨浪已快速出現在我們的生活周遭,40到60歲的中年人生活話題幾乎都離不開家人的照顧困難的討論、奔波醫院、照顧離職,甚而照顧殺人悲劇頻傳。
行政院此項政策宣示攸關國家整體長照政策的關鍵未來,筆者期許政府應慎思後行,評估綜合影響,避免只為解決表面問題而倉促上路,而應厚實根本穩紮穩打方為上策,如只為了選舉攻防而忽略真實面的檢討與重新設計,則非國家之福。
現行長照對重症支持偏少,應採All In One公自費混搭
長照2.0的施政成效獲得民眾93.7%高滿意度,但數據顯示,長照2.0對重症照顧的支持反而偏少,因為政府政策以提供「支持性」的服務,不希望取代家庭功能。
但少子化的人口現象及照顧重擔的沉重,已非中產階級家庭能獨撐的家庭狀態,都再再顯示政府的長照政策應以All In One(居家醫療、跨專業及居服員整合式的完整服務,從住院無縫銜接到居家及社區服務)的方式來提供完整服務。
All In One的服務不需政府全補助,可鼓勵公自費混搭,如在伯拉罕共生照顧勞動合作社承接政府的A單位及B居服單位,發展出24小時的居家服務,與居家醫師、跨專業整合,不斷地發展出許多成功案例,讓失能8級變2級,成功復能;亦可在宅安寧,溫馨陪伴個案在宅幸福安寧。
目前這些成功案例,都是有政府長照2.0為基礎,來延伸到完整的服務。這之間雖然仍有許多政策設計需調整與改變,例如論人計酬的包裹式支付制度,但不代表就要自廢武功,急急政策大轉彎,要大幅度開放外籍看護。
外籍看護工本身不是社會問題,是我們的國家政策、社會文化長期置置外籍看護工於不利的發展位置。
如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長期照護系陳正芬教授在媒體投書中沉重指出,目前國民兩黨用放寬外勞──「現代奴工」的方式,粗糙回應社會對照顧負荷的恐懼。
開放外籍看護前,先確認3個困境
開放前,應先確認三個陋習與困境:
1.外籍看護工的工作人權是否獲得改善,不應是一個人24小時的照顧法。
2.外籍看護工的語言及照顧能力的培訓,如何在正式服務前提升到基本水準?
3.估計5萬名的逃跑外勞( 黑工)要如何處理?
上述三個困境若無未被改善,就還是以現行外籍移工聘僱模式,表面回應了長照需求。
目前台灣各類移工已高達70多萬人,若再大幅開放,上看100萬名的移工將進到台灣各地。若政府談移工政策,但都漠視移工人權,只會導致更多悲苦的移工朋友,這樣如何讓我們失能的家人獲得妥善照顧,衍生更多黑工流竄在台灣的社會底層,國家社會將付出更大的代價。
外勞政策的討論與調整,應是以提升外籍移工的人權及照顧品質,更重要的是應與台灣居服員的人力有效整合。
社區團隊式照顧,才是面臨超高齡社會的關鍵
如之前2013年勞委會推動的外籍看護工外展看護服務試辦要點,打破一對一的單一照顧模式,可以彈性運用多元照顧人力,用團隊式的照顧,真正解決長照家庭的痛點。
我們看到長照2.0帶來各地社區長照服務體系逐漸建構成熟的曙光,投入者與照顧者對彼此的信任感建立,漸進扭轉長照就是臥病照顧的刻板印象,朝向自助、互助及共助的目標踏實前進,這樣的社區意識與照顧體系才是台灣面臨超高齡社會最重要的關鍵。
我們可以在社區內經營並擴大健康長者生活接觸面向,鼓勵其持續參與活動,延緩老化帶來的不便及維持人際互動。協助失能長者逐漸擺脫依賴照顧,找回他們對生活的自立能力與生命尊嚴,有效累積出世代互助、自助人助的社會氣氛,才能真正面對超高齡社會的嚴峻挑戰。(本文章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銀天下》立場;責任編輯:王美珍、吳佳珍)
(本文作者為前台中市副市長、台灣合作社照顧聯盟秘書長、伯拉罕共生照顧勞動合作社理事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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