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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新聞副總裁吉格拉斯（Richard Gingras）6月底來台，宣布成立3年3億台幣的「台灣新聞數位共榮基金」（Taiwan News Digital Co-prosperity Fund）。現年71歲，1980年代吉格拉斯從媒體廣告業起家，網際網路崛起後，他歷經新創、蘋果公司，2011年落腳Google迄今。
Google與臉書拿走全球超過八成的廣告，解構了媒體依賴的廣告市場。
在《聯合報》與世界新聞出版協會舉辦的「世界新聞媒體年會」中，他面對現場媒體人直率且不友善的挑戰，不禁感慨「15年前我進到會議室，大家都很尊敬我，現在大家卻都想拿球棒打我。」但其實，在搜尋引擎界稱王20多年的Google，正面臨由微軟投資的OpenAI生成式人工智慧的挑戰。
吉格拉斯如何看待媒體的未來？以下為演講紀要：
就像所有的技術一樣，生成式AI當然有它的價值，其中一個便是「提高效率」。
從寫摘要、下標到文案編輯，它可以應用於內容製作的各個環節。世界新聞出版協會的調查指出，生成式AI能在構思主題及研究時發揮作用，這樣一來，記者能夠專注於更具創造性和複雜的工作，或是調查報導；也可以透過內容翻譯，幫助新聞機構增加受眾，擴大影響力；AI也可以用在地方新聞經營。
協助100多家媒體伙伴營運新聞網站的加拿大公司 Village Media，就是一個成功案例。他們開發的生成式AI工具，不僅能協助媒體發想適合受眾的標題、為社群貼文寫摘要，也能根據編輯守則、媒體風格擬稿。
Village Media希望其技術可以協助媒體，提供在地社群所想要的資訊，成為廣大閱聽眾的消息來源首選，進而獲得大眾信任、永續發展。（編按：地方媒體正是過去20年，隨著網路新聞發展，廣告與訂閱收入下滑的重災區)
Village Media認為，新聞網站必須跳脫問責新聞的範疇，這樣受眾範圍才能進一步擴大。
問責新聞很重要，卻在同溫層裡
嚴肅的問責新聞，其實正遭受挑戰。1974年，我開始在PBS（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公共廣播電視公司）工作，當時整個社會對電視內容的需求非常迫切。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卻面臨公共媒體逐漸只為菁英服務的困境。
許多新聞只關注嚴肅的問責新聞，雖然很重要、很高尚，但我也擔心如此一來，反而忽視了社會大眾對資訊的整體需求。
如果我們無法弭平社會分歧，重要的問責新聞就無法跳脫同溫層的高牆，被外界接收到。
新聞業也必須意識到，目前各國政府正研擬如何管理數位社會的方式，這將為新聞自由帶來結構性的挑戰。
我們需要考慮的不只是幾週或幾個月，而是幾十年後的未來。
如果只是一廂情願地在制度上求快，反而可能摧毀新聞自由的基礎。我們得意識到，數位政策可能影響言論、新聞，甚至全人類的自由。
數位政策的核心，關乎政府如何管理社會中的訊息空間，不過這些政策的推行也引發了一些矛盾。需自問，「什麼是你想要的新聞自由？」
真正開放、獨立的媒體，必須有多方財政支持
我認為，真正開放、獨立的媒體，是記者角色不被法律定義，有多方的財政支持，而非仰賴單一管道。在制定政策時，必須考量許多細節。
首先，需檢視社會對新聞自由的看法及判定標準，是否受到政府或特定機構影響。
另一方面，新聞自由使網路中充斥許多不實訊息與內容農場，可以用什麼方式去辨識，甚至防止這些資訊排擠優質報導的發展空間。
接著，新聞媒體與科技公司之間的議價模式需要公開透明、合理分配，並能促進創新。
除此之外也必須思考，該存在哪些權衡機制，才能確保法律不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反被少數人的利益扭曲。
我認為，媒體財政方案不該只有Google參與其中，這不代表Google不該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份，或是不支持新聞發展。我們還是持續並努力參與，但讓我感到很掙扎的是，任何國家都會樂於接受外界對該國媒體的財務支持，但其中卻可能牽涉到與特定企業的潛在關係。
從Google的角度來看，一個獨立的媒體財政框架，不包括其他資金來源，本身的財務資源必須要能夠支持記者產出好作品、新聞創新、數位轉型，並讓新的聲音出現。
這在快速變化的社會中似乎至關重要，因為誰知道10年，甚至100年後，網路會變成什麼樣子？對媒體這樣的重要領域來說，監管制度必須更重視，如何讓媒體商業模式永續。
最近我們在台灣設立「台灣新聞數位共榮基金」，Google是目前唯一的財務來源，我們也希望其他人能支持理念，一起加入，但我或Google的意見其實都不重要，實際做決定的將是各國政府。不同的政策，將會以不同形式影響新聞自由。
訊息變短不可避免，有無建設性是關鍵
數位政策雖然由各國政府制定，但我也希望這是在新聞業及民眾知情下所做出的決定。因為這將會影響我們對媒體的長期觀點，包括新聞自由的價值及未來發展。
如果大眾不覺得新聞業所付出的努力與他們有關，也不認為這些努力是有用、有效的，媒體又該怎麼繼續在社會中扮演提供資訊的角色呢？
路透新聞學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指出，只有不到10%的人經常閱讀我們所謂的硬新聞；Google也只有不到2%的搜尋與硬新聞有關。
我們該如何與那些不關心新聞、失去興趣的人接觸？這些人認為新聞讓他們感到悲傷、焦慮、恐懼，因而選擇迴避，轉而透過其他方式尋求慰藉，比如在Netflix追劇，或者沉迷於TikTok，我也一樣。
如果媒體能用精準的文字與論證表達觀點，並且有夠多的人閱讀這些作品，那麼我們的民主制度、甚至這個世界都會變得更好。
網路與新媒體再次重塑社會、政治和文化結構。由於社群媒體、短影音的發展，訊息變得愈來愈短，卻是不可避免的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該如何讓閱聽人了解新聞的價值並願意信任，甚至重新思考新聞工作模式，發揮更有建設性的效果？
「建設性」是關鍵。所謂新聞，並不是讓你感到愉快，而是傳遞清楚訊息和明確意圖，包括必要的背景資訊、過程和原因。更重要的是，若遇到災難性事件，也要提出可能預防的方式。
在製作新聞時，是否可以避免使用那些會讓人們加速逃離新聞的字眼？是否可以讓「新聞」成為解決社會問題、提出建設性想法的倡議者，也讓記者能證明他們的專業與職業道德？
Google與新聞業之間的關係總是斷斷續續，我希望彼此能夠恢復到更多協作、更少競爭的平衡狀態。這樣的關係是有益的，因為我們要共同面對媒體及科技的短、中、長期發展，轉型會是永遠需要面對的問題。
不論數位社會發展或媒體角色，都正處於轉捩點。我們應該要以更慎重、更關心的態度，重新思考這些問題。
（責任編輯：宋玟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