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滾教父伍佰也是粉絲！美籍耶魯教授史景遷如何用詩性寫中國？

英文寫作，往往是透過動詞時態來連結不同的敘事，以便用更複雜的闡釋方法來表現事件，但又不失虛構本身所具有的直觀效果。

在《太平天國》英文本中，史景遷大膽選擇讓西方人頗不習慣的「現在式」呈現歷史進展。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曾評論說，透過這一技巧，史景遷突出「敘事」與「評論」的差別，提醒讀者必須對他的這個敘事保持適當的距離，用輕鬆的態度面對它，避免過度投入和緊張，以達到排除預設價值立場的效果。

不過，技巧的創新，有時也會把史景遷逼向歷史方法論的險境。

在《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史景遷摘引康熙本人在實錄、硃批奏摺、書信、庭訓格言等文獻中的言論文字，以類似小說第一人稱的手法，拼貼出康熙皇帝的歡愉、悚懼、猜疑、懊悔、無奈，乃至追憶和夢境。

這本書儼然是康熙的自傳，讀者聽到的康熙聲音十分真摯，栩栩如生，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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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些官方史料都是源出不同的時空背景，且都經過層層過濾剪輯，所以，康熙其實只不過是一具傀儡，他的喜怒哀樂都是透過史景遷這位操偶大師的排演呈現。

抑或我們也可以逆向揣測，康熙在這些史料中迴盪的聲音，可能都是他刻意留下，史景遷意外掉入了康熙設下的圈套，代康熙樹立他所想要呈現傳達的人君面貌。

無論如何，康熙真實的內心世界，如果存在的話，還是依然隱沒在幽微的故紙堆中。

我認為史景遷對中國歷史的觀察，一直維持著適度的「佛陀的凝視」距離。

所謂「佛陀的凝視」，據傳是將視線低垂到面前1.83公尺的位置，並減弱視覺的聚焦力。

這種凝視方法，可以讓人沈思冥想，而不是陷溺在外部現實的觀察，被外部的大千世界所分心，以消除視覺潛在的暴力，達到外在和內在的和諧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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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中，史景遷就是站在「佛陀的凝視」的適當距離，洞見中國革命不是「一場能讓舞台兩旁的人都能安然無恙、不受牽連的戲」。

中國的革命洪流，就如同史景遷在該書結尾處引用北島的詩句「網」，千絲萬縷纏繞著魯迅、徐志摩、丁玲、聞一多、瞿秋白等能夠洞察歷史伏流的人，迫使讀者以敬畏的態度去面對宿命的懾人力量，反思自由意志的限度這一亙古的議題。

（圖片來源：黃明堂攝）

擅長說故事的歷史大師

史景遷筆下的許多人物都擁有強大的決斷力，排除萬難掌控自己的命運，但最終卻適得其反，淪為歷史的反諷，令人嗟嘆噓唏。

《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書中的雍正皇帝，藉由審理曾靜的「逆書」案，大量刊刻印行《大義覺迷錄》，以證明大清統治乃天命之所歸，駁斥對他弒親奪嫡的惡毒指控，而展開規模前所未有的政治宣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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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精心策劃的大內宣，不僅沒有達到澄清證明的效果，反倒誘發民間群起窺探宮廷陰謀內幕的獵奇。

乾隆登基後不得不收回燒燬《大義覺迷錄》，草草結束前朝這齣政治宣傳的鬧劇。

《利瑪竇的記憶宮殿》、《改變中國》書裡志向遠大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飄洋過海抵達中土弘揚天主，他們以歐洲的天文儀器、自鳴鐘、世界輿圖等科技，敲開明清的紫禁城大門，為中國皇帝所重視和重用。

諷刺的是，他們進宮後，日以繼夜埋首在修理鐘錶、鑄造火炮、觀測天象、勘繪地圖、設計林園噴水池等差事，弄得精疲力盡，因而無暇宣傅聖教，辜負了傳播宗教信仰的初衷。

在史景遷的作品中，我們可以強烈感受到目的與手段異化的反諷，以及宿命之必然決定力量的沈重。

眾所周知，史景遷一貫秉持歷史敘事的風格，很擅長「說故事」，饒富興味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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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對於學院派而言，這樣的讚美，其實暗含貶抑之意，認為史景遷作品的理論性不足，缺乏歷史的洞見與發現。

事實上，我個人認為史景遷一直刻意避免套用抽象的理論和深奧的分析框架，即使像《大汗之國》這本綜觀西方「中國形象學」的著作，契合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的題材，他的處理方法並沒有被流行的「後學」所蠱惑。

但弔詭的是，他的《婦人王氏之死》，往往被視為後現代史學的創新之作，與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馬丹蓋赫返鄉記》相提並論，廣泛受到歐美史學方法論所關注。

這本書訴說庶民王氏坎坷的一生，史景遷交錯使用縣志和蒲松齢的《聊齋誌異》作為材料，讓虛構參與了歷史，而歷史也被虛構所形塑，通過虛構－歷史的循環關係，創造出一種穿透時空制約的迷幻感，誠如懷特（Hayden White)所言，「一個真實的故事，其實就是對真實事件之結構和過程的『擬真』。」

（圖片來源：黃明堂攝）

創造與發現，揭開歷史的幽微面貌

史景遷的敘事史學，除了像小說般發揮「創造」的才能，也向我們展示了他歷史「發現」的洞察力。

在《曹寅與康熙──一個皇帝竉臣的生涯揭祕》，史景遷通過曹寅與康熙的互動及往返的密摺，清楚意識到清王朝內部滿漢的權力張力。

康熙，一個治理大片漢人江山的滿人皇帝；曹寅，一個流淌漢人血統卻世代生活在滿人家裡的「包衣」，他們君臣互有需要，也各自努力維繫漢文化與滿文化的平衡和共謀。

史景遷強調，「不必過度渲染曹寅個人的重要性。曹寅不是清朝的封疆大吏，甚至也不是康熙的要角，他的重要性在於其生平可以告訴我們他生活其中的那個社會以及他所運作的那個制度架構。」而曹寅做為康熙權力的隱形延伸，他幽微的一生，燭照了滿清王朝的統治奧秘。

史景遷的歷史「發現」，必須在枝微末節中細細品味。

史景遷筆下的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單一整體的靜滯帝國，而是內部充滿跌宕起伏，甚至血腥暴力，他尤其敏銳意識到滿漢、中西的文化衝撞，試圖從人文主義的向度探求人類共同的本性。

在《改變中國》書中，史景遷羅列16位在華的各國顧問，有天文學家、軍人、醫生、行政管理專才、翻譯家、工程師、職業革命家，他們懷揣著崇高的抱負，依據他們的理想藍圖去重塑中國，300年來前仆後繼，也都一一鎩羽而歸。史景遷在結論中提到，這段歷史是「警世教訓，而非鼓舞人心的宣傳」。

史景遷早年的結論，對當前美國應對崛起的中國，或者中國崛起後對新疆、西藏的治理，仍然有如暮鼓晨鐘，具有示警的現實作用。

我不是史景遷的門生，與大師也沒有任何交情，只是讀書的時候，不知天高地厚，也就無所畏懼，斗膽翻譯合譯了史景遷的幾部作品。

20多年來做為讀者，一直流連在他塑造的旖旎風景中，嚮往他的斐然才情，也領會他對中國的理性憐憫和清醒深意。

史景遷對我就像是個「熟悉的陌生人」。

史景遷訪台期間，曾獲陳水扁總統的接見，陳總統期盼他也能寫一部「改變台灣」或「追尋現代台灣」的書。

對此，我想起史景遷在《大汗之國》引述過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小說《看不見的城市》中馬可波羅回答忽必烈的一段話：「……但是聽的人只聽到自己想聽的話……決定故事的不是說故事的聲音，是聽故事的耳朶。」

（作者為傳記文學雜誌社副社長，現任教於世新大學，譯有《追尋現代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改變中國》，校譯《太平天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