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追求第一名的隱憂 — 哈佛新鮮人

原文書名：One L 作者：史考特•杜羅（Scott Turow） 出版社：先覺出版 出版日期：二○○○年九月 「對法律這行而言，在專業上做得好，跟在道德上做得對，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歷經三年哈佛法學院的教育，當過十年律師、作家，杜羅在新出版的《哈佛新鮮人》中反省。 被認為「成就了美國，也影響了全世界」的哈佛法學院，在畢業生杜羅的筆下，卻是：「學生經常覺得痛苦的是，學校教育一點一滴把他們改造成另外一個人。」 到底哈佛法學院的教育對人格有什麼樣的影響？這些每天沈浮在嚴厲的成績競爭、利益分析的年輕人，到底被培養出什麼樣的價值觀？他們跟同學的互動方式為何？跟權威的關係又怎麼樣？ 這樣的問題，望似遙遠，其實與台灣尤其相關。新政府中，不論是從小凡事都求「第一名」律師出身的陳水扁，還是以「天下第一大女人」自居的台大法律系呂秀蓮，甚至長期擔任律師的張俊雄、哈佛法學博士賴英照，全部都是經歷過「法學院」激烈競爭生態下培養出來的高材生。 《哈佛新鮮人》正是描寫這樣一批從小就對自己有超高期望，又擅長競爭的年輕人，如何在傲視美國最高學府的哈佛法學院裡，每天為經營自己的表現、成績、考試而不斷修正自己價值觀的痛苦日誌。 這些從全美最優秀學校、拿著最優秀成績進入全美「絕對第一志願」的哈佛法學院時，他們心中早就準備好這是去「會見敵人」。在高手雲集的第一學府中，人人都必須做好「作戰」的心裡準備。 做好作戰的心理準備 宣戰的敵人除了同期競爭的同學，困難理解的法律條文、邏輯，要求嚴格的教授講師之外，更嚴重的敵人是本身對得失的計較。從小在各項表現中都名列前茅的人，在「人外有人」的現實中，有時必須吞嚥自己也會犯錯、失誤的苦水。 在激烈競爭、事事要求表現的環境中，即使連自己都當過教授，懂得「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權力運作的作者，都會因為情境而難以超越自我。 厭惡聽到哈佛這個名字 為了上課在教授面前求表現，作者意識到「在課堂上，舉手等待發言，迫切希望講出大道理，贏得老師的讚賞，這種心態，與小孩有何差異？」原本以為，孩子氣爭寵的階段早已過去，沒想到，一切的不成熟，「其實跟外在環境相關」。可見高度競爭的情境下，這批從小就在老師面前要爭第一名的成人，仍然禁不住喪失了獨立判斷的能力與自我價值。 對於自己這種「情不自禁」，善於反省的作者不禁寫道：「哈佛、哈佛，真無法形容我是多麼厭惡聽到這個名字，學校裡覆蓋著一層不實的假象，充斥其中的是把此地神格化的虛幻信仰，以及一大群盲目的信徒。這一切代表的是上流社會狹隘的沙文主義。」 即使是美國最優秀「知識份子」建構出來的最高學府，在高度競爭的扭曲、不確定情境下，每個人都逐漸變得以追求第一為職志。 更讓作者難受的人格改造，是法學界對「法學專業」與「道德價值」間不得兼顧的要求。 「在法學院，學生學習到的是，任何論證都有其反，而一切法則也都具有伸縮的彈性。教授一遍遍地告訴你，沒有東西是絕對的，考試的答案對不對無關緊要，重要的是推理的過程，能不能為結論提供強而有力的論證，」作者描述律師這種「金籠中囚犯」的困擾時指出：「價值的失落，是律師不快樂的來源。」他指出存善念的律師，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會輕蔑鄙夷，因為那些不見得都是對的事情。「然而另一方面，滿腦子只想著專業領域中飛黃騰達的律師，很容易相信自己只要是為客戶的利益，行為可以不受約束，即使是違背法律的事情，也做得出來。」 從法學專業教育的反省，以及對法律從業人員人格的批判，對映思考台灣以法律人為主流的政界生態，應該較容易理解這些政治人物每個行動背後更深層的心理因素。（吳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