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前的《天下雜誌》創刊號中，傅利曼與當時的中鋼董事長趙耀東展開精彩舌戰，為他所代表的芝加哥貨幣學派理論力辯，除了主張自由貿易、控制貨幣供給量與減少預算赤字之外，更大聲呼籲政府盡量減少對經濟活動的干預，盡量發揮市場功能。 數十年來，他的主張影響了自由世界的經濟思潮，也曾在八○年代廣受美國、英國、以色列與智利等國主政者的重視，儘管九○年代對於自由放任經濟的批判聲浪日增，大師依然屹立不搖，不改其直言不諱的本色。 香港政府干預股市，被他斥為「瘋狂」。不久前，他也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訪問指出，主張固定匯率的國際貨幣基金（IMF）要為亞洲危機負最大責任：「我相信，要是沒有IMF的話，就不會發生東亞危機。」 這位自由市場宗師堅信，亞洲金融危機的成因，不在於資本自由流動，而是資本流動不夠自由。危機的解方還是在於貨幣（寬鬆貨幣政策與浮動匯率），利用財政政策來刺激需求的做法，並不可取。他的許多論點與目前興起的管制經濟論針鋒相對，在二十世紀末對於資本主義前途的爭辯中，此刻的傅利曼，似乎由於過度理想化而顯得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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