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日本精神？中國精神？

李登輝曾經就讀的日本京都大學在當時是有名的左派學校，有濃厚的社會主義色彩。李敖的「李登輝的真面目」一書中指出，李登輝當年是很激進的，曾介紹葉城松參加台共組織，後來葉城松被槍斃，李登輝卻逃過一劫。
在接受日本人司馬遼太郎的訪問中，李登輝說：「我們七十歲的這一輩，晚上都不能安心的睡覺。」與他相交甚深的陳希煌提到，李登輝是從白色恐怖中成長的，也經歷過國民黨的高壓統治。
從司馬遼太郎與李登輝的對談發表後，愈來愈多批評者懷疑李登輝的國家認同、對中國的感情、對國民黨的忠誠度。包括像「我二十二歲以前是日本人」這樣的話也被人拿來大作文章。楊照特別注意到，台灣人的悲哀那篇訪問其實原來題為「場所的悲哀」，也就是出生之地的無奈，「場所的悲哀」來自日本哲學家西田幾多郎的存在哲學用語，場所是人存在的一部份，不是外在的東西，李登輝深受這樣的思想所影響。
林洋港也受日本教育，但是他所受的影響也許並不在知識上。
林源朗提到，林洋港佩服當時的日本老師教做人的道理，是人師而不只是經師，教人修身。但是林洋港不覺得這是日本的東西，而是中國傳到日本的。小時候一個叔叔在私塾裡教中國書，林洋港也學過漢文，他不只一次在演講中提到，河洛話是來自中原古音，比北京話還更典雅。與李登輝恰恰相反，他從台灣這塊土地的根部找到了中國。
陳希煌就指出李登輝的心底感情，他強烈希望台灣人出頭天。許信良認為林洋港的行政折衝能力遠勝於李登輝，但是處在當今台灣社會，林洋港仍然不可能在民間聲望上超越李登輝，「其原因還在台灣的主流價值，」台灣必須遠遠擺在大陸前面，「價值上要優先肯定台灣，才能得到民眾的肯定。」
民進黨立委洪奇昌也指出：「李登輝是台灣意識下的東西，是狹義的台灣人第一次做到這麼高位置的人。」在幾次政爭中，李登輝能扳倒政治閱歷比他更豐富的李煥、郝柏村，「台灣人的下意識都發揮了作用。」用正在寫「李登輝傳」的平路的話來說，是「勢」的作用，而李登輝也運用一定的權謀把這股勢導向對他有利的方向。
不過平路指出，誠信固然不足做為政治人物的判準，但真正的權謀還是要看對這塊土地、對廣大的人民是否有利，「這是馬基維里（君王論）所談的謀略，也是韋伯所談的責任倫理。」
郭正亮的看法稍有不同，他認為李登輝其實是一個世界主義者，信奉的是現代化的抽象理論。從「現代化思潮」的立場來看中國，中國是封建的、落後的，也因此心裡不太看得起中國國民黨。而日本佔領下的台灣要現代化得多，遠超過當時的中國。今天台灣發展的情況也一樣，並且就政治上而言，中國大陸一直是對手國，「其結果是政治變成抽象的東西，不在日常生活裡，不是可以拿來教育下一代的。」
相對而言，郭正亮指出，常讀中國古書的林洋港就有一種中國情結，與中國之間是一種特殊的文化關係，「這種感覺李登輝與彭明敏都抓不到。」
但也有人認為，不論是對出生之地的感情，還是對現代化社會的企圖心，李登輝的施政藍圖其實並不清楚，跳躍式說法常常模糊他真正的立場。
他的性格裡比較多的可能不是哲學的深思熟慮，也不是深通人情世故的老練，而是更接近台灣民間草莽的衝動意志。從青年時代就聽聞過李登輝的謝聰敏說，他絕不是心機很重、城府很深的人，罵大陸政權是「土匪」就是一例，「普通人都不會這麼講，何況是一國元首」。
辜寬敏也對李登輝許多率性罵人的話表示不解：「李登輝與我都是受過日本高等教育的人，應該對人事非常敏感且了解才對。」
李登輝已總統在任八年，有許多強勢作為，也比另外三組競選對手留下更多的材料可供論評。
但不同的人，因背景與價值的不同，往往對李登輝有差異甚大解讀，這或許正顯現了李登輝性格中的多面、複雜與矛盾之處。
因此，不論中國或日本，可能都與李登輝的生活實際有一定的差距。他不像一般外省政治人物看平劇，他喜歡西洋音樂。他很少閱讀中國古籍，受影響最大的還是日本與西洋的哲學家、浮士德、聖經。
彭明敏也說自己受浮士德影響很大。謝聰敏提到彭明敏的父親希望他當醫生，後來妥協的結果是念政治。兩位深受浮士德影響的人，一個念政治，一個念農經，最後還是在總統大選裡碰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