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年前我回來的時候,人家問我為什麼要回來;現在我在這邊,又問我為什麼不出去(業界),很奇怪,」一臉「被問煩了說不定就會去業界」的表情,已在工研院任職二十二年,五十二歲的工研院院長史欽泰無奈地說。
喜歡走不確定的路,史欽泰的決定總是與身邊的一般人不同。一九七六年,史欽泰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修完博士學位。當時,台大電機系出國的同班同學中,學成回國服務的僅有三人,史欽泰是其中之一,也是三人之中唯一選擇到工研院工作的。
二十二年後,當年工研院電子所著名的「四大公子」(胡定華、楊丁元、章青駒、史欽泰),其中三位投身半導體界成為領導廠商,只剩下史欽泰仍然繼續留在工研院。歷經工程師、主任、電子所副所長及所長、副院長,史欽泰成為工研院第一位出身於基層的院長。
平易近人的院長
今年七月五日,工研院就要過二十五歲生日。這個年預算一百五十億、有六千名員工、台灣最大的產業科技研究機構,就要在上任四年多的史欽泰帶領下,跨過四分之一個世紀。身為這艘大船的舵手,史欽泰坦白地說:「壓力很大。」
一九九四年,史欽泰上任時,正值工研院的低潮期。前任院長林垂宙當選國代,又協助院內幹部出來參選,外界批評工研院「與政治走得太近」的聲浪日高。同時,院內工業安全衛生中心又傳出弊案,在雙重壓力下,林垂宙自動請辭。當時擔任副院長的史欽泰臨危接受董事會任命,要穩住工研院。
形象清新,學者氣息濃厚的史欽泰,成為穩定工研院的一股重要力量。
史欽泰出生在高雄縣茄萣鄉的一個小漁港,父親是糖廠農務課的公務員。出身平凡,沒有顯赫家世,史欽泰仍然保有樸實氣息。在員工眼中,史欽泰是個平易近人,最沒有架子的院長。
對於出國留學後「為什麼要回來?」這個一直讓人好奇的問題,史欽泰卻覺得天經地義。
「小孩子出去了要回家,你會問他為什麼要回家嗎?你只會問他為什麼不回家嘛!」對於別人的追問,他一臉不解地說。
史欽泰的生活簡單。在新竹工研院員工宿舍--光明新村的住所,史欽泰從當上電子所所長後就沒有變過。他不喜歡應酬,中午通常自己帶便當。在張忠謀擔任院長時期,曾經針對各單位的管理、業務費用內容進行分析,電子所所長史欽泰在這個項目中,總名列花費最低的前一、二名。
史欽泰不熱中社交的態度,在剛上任時,還一度讓媒體記者覺得不習慣。在工研院服務二十年,出身電子所的企劃處處長羅達賢笑著回憶,當時他跟史欽泰不斷溝通,情況才好轉。
為了重整工研院的形象,史欽泰上任後,就以身作則,清楚界定工研院不介入政治的原則。
簡約平易的生活態度,也反映在管理風格。自謙「可能我都不如他們吧(指張忠謀、林垂宙兩任院長)!」史欽泰一改過去兩任院長的強勢作為,以分散式管理充分授權。
羅達賢指出,史欽泰上任後,就把原來必須院長親自簽署的兩千三百多種文件,分工調整為只剩下五百多種。原來各所可以保有五○%年度盈餘自行運用的比例,也提高到七五%。
史欽泰相信最有效的管理工具是共識,他也費心凝聚共識。每個月,他會召開一次經營團隊會議,並且把原來由企劃處每年舉辦四次的公開季報,將其中兩次改為只限正、副院長、各所正副所長等核心幹部參與的「close meeting」(內部核心會議)。
「知識產業會趨向不能用強勢管理,」正在讀彼得.杜拉克《巨變時代的管理》一書的史欽泰道出心得。
不過,史欽泰坦言自己當院長的時候「最不快樂」,他面對的環境與過去有很大的不同。
「百倍、千倍複雜於第一個五年,」電子所創所元老之一,曾任工研院副院長,現任建邦投信董事長的胡定華觀察。
複雜的內外環境
環境轉為複雜的主要原因,源於產業與政府環境的快速變遷。
二十四年前被國外評估為不可能建立的積體電路工業,在工研院的領軍下開荒闢土。「那時候台灣在工業技術上一無所有,所以怎麼做都對,」胡定華回憶。
二十四年前,政府高層把工研院視為發展台灣工業的種籽。史欽泰回憶,當年孫運璿擔任經濟部長時,曾經多次巡察工研院,給當時擔任工程師的他很大的鼓舞。電子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電子所前身)派遣楊丁元、史欽泰、章青駒、許健等人赴美,到美國無線電公司(RCA)受訓時,還親自對成員講話。
「孫部長說:你們是第二批國家大批派出國學習技術的(第一批是孫運璿帶領的台電同仁),」史欽泰回憶,「讓做事的人都能感受到很深的使命感。」
不過,今天活力充沛的台灣廠商,特別是飛快成長的半導體及資訊業,與工研院間的技術差距已愈拉愈近。工研院利用國家資源研發技術,成立衍生公司或移轉給次要廠商的做法,不斷招致領導廠商間「幫大廠製造競爭者」、「破壞市場秩序」的批評。
四年前,工研院電子所要將發展次微米半導體技術的實驗工廠,獨立成世界先進公司時,就曾引發聯電等廠商的激烈反對。工研院目前投入的深次微米計劃,雖然納入業界共同參與研發,但同樣的爭議仍在。
「目標設得太近,」一位業者搖頭說。
「廠商技術水準不整齊,我們不可能拿一點錢就服務全部的廠商,」工研院電子所所長胡正大反駁。「不管怎麼做,永遠在挨罵,」他嘆口氣。
究竟要發展先進技術,跑在領導廠商之前為他們鋪路,還是考慮多數廠商的承接技術能力,拉拔後段廠商提升整體表現?雖然工研院的目標明確,就是要服務台灣廠商,但是兩者間的資源分配,卻一直沒有明確準則。
「當產業不再是一無所有,(工研院)就必須考慮拿了稅如何去用,」胡定華指出。
除了定位、功能的爭議始終未決外,二十五年來釋出一萬名以上人才到業界的工研院,雖然在產業人才培育上功不可沒。但在現實中,卻必須面臨與園區廠商的高薪厚利、共同競逐人才的空前壓力。
近五年來,工研院的員工流動率平均在一五%上下。但在電子、電通、光電等當紅領域,則接近二○%。出走的多是經驗成熟的中階主管,新進的卻以學校新鮮人為主,這對於工研院整體的研發戰力不能說沒有影響。
與工研院長期合作的友訊科技副董事長李中旺,站在工研院的立場思考:「我(工研院)對我的付出引以為榮,可是那終究是我的付出。」
業界與人才的壓力滾滾而來,史欽泰還得面對民意代表。週二下午四點半,剛剛從立法院列席備詢回到台北辦公室,史欽泰的臉上難掩疲累。緊接著,他又要驅車返回新竹家中。
政府會計八十八年度,工研院來自經濟部科技專案計劃的經費約為七十七億,佔整體科專預算的五成。經濟部、國科會與立法院都能影響科專預算編列,立法院更掌有預算最後決定權。
「婆婆媽媽太多,」與過去由經濟部技術處主導時比較,胡定華說。
胡定華觀察,工研院遭受的行政干預比過去多很多。他比較,過去高層官員關心科專執行,是支持工研院發展的重大計劃。但現在給予關注的卻都是中層承辦人員,目的是防弊。「因為他們要應付立法委員,」他說。
羅達賢指出,過去在申請科專計劃時,小至人員出國的名單、費用,都必須列在計劃書內核准。計劃書必須在一年半前事先提出,最後與實際情況常有出入,又必須填寫變更原因。公文往返十分繁瑣。這種現象一直到最近改核准為報備制,才稍微放鬆。
「對長期研發的單位,應該重在興利,而不是防弊,」羅達賢感嘆。
業界則流傳一個笑話:工研院三分之一的時間用來寫計劃申請科專;三分之一的時間則用來應付各種三不五時的計劃考核;另外三分之一的時間,就拿來寫報告、結案。
目前,工研院仍然是國內表現最好的產業技術研發機構。去年,工研院獲得五百四十八件專利,移轉了三百三十二項技術給四百九十九家廠商。行政院去年底頒發的八十五年度科專成果優良獎中,工研院也囊括七項得獎計劃中的六項。
但在時空環境的轉移下,工研院要如何繼續維持產業研發龍頭的地位,卻是史欽泰不能不去思考的問題。
除了將工研院帶回純粹研究機構的形象,史欽泰在第一個三年任期內,開始逐步實現他的理念。
前瞻與服務並進
面對外界對工研院「與民爭利」、「研究資源與民間重疊」的批評,史欽泰認為,工研院應該更重視「前瞻性研究」。也就是研發目前國、內外都不成熟,但產業界可能在八、九年後需要的技術。
「解決業界現在的問題當然很重要,但是你如果不往前走,明天要靠什麼去幫他們解決明天的問題?」史欽泰解釋他的想法。
史欽泰對前瞻技術研究的重視,可從十一年前,他任電子所所長時,就在所內設置「尖端資訊技術中心」(Advanced Technology Center)看出。
在當時環境下,史欽泰這項做法還引來業界「你們做得太遙遠了」的聲音。就算無法申請到經濟部科技專案經費的支持,史欽泰仍然堅持,必須要靠電子所自己的盈餘維持運作。
為了建立重視前瞻的文化,史欽泰上任後,設立「前瞻技術諮詢委員會」,邀請國外專家評估前瞻計劃。另外,透過「前瞻研究獎」,每年院部會頒發五十萬台幣獎金給優秀團隊。
前瞻技術無法產生立即效益,也就得不到業界立即的掌聲。因此,史欽泰的想法在院內曾引發不同意見,甚至有「何謂前瞻」的爭議。但史欽泰展現決心:「我說:你不要爭辯,比現在前瞻的就去做。」史欽泰說。
現在,這項理念已形成共識。去年,董事會並且通過要在三年內將四%的科專經費用在前瞻技術開發上。
吸引人才,是史欽泰發展前瞻技術的另一項考量。「要讓在工研院能做的事,其他地方都做不到,」他說。
史欽泰並大力推動到南部設立分院的構想。他計劃把光電、生技等未來的明星產業科技移往南部,讓南部分院成為前瞻科技的孕育地。
除了落實前瞻理念,董事會在九二年設定的經營目標之--科專計劃經費與工業服務收入達到一比一,史欽泰已在去年度達成(去年度兩者比例為一.○七:一)。也就是說,工研院有一半的經費不必再依賴政府,可以藉著提供民間企業服務籌得。
在林垂宙卸任前,立法院曾因質疑工研院的績效與定位,大筆砍掉十五億預算,超過當時工研院總預算的一成。這一刀送出的訊息是:工研院經費穩定無虞的時代已經過去。
站在機構永續經營的立場,史欽泰希望經費自主能讓工研院運作自主,所以必須建立自籌財源的能力。
另一方面,他強調,透過工服業務,工程師才能走出只知研究的象牙塔,並建立起工研院顧客導向文化,培養出技術人員成本、效益的概念。
「什麼叫有競爭力的機構?就是你的客戶給你錢,他覺得非常值得,」史欽泰定義。
手段與目的之間
雖然史欽泰以前瞻研發與工業服務並重,做為讓工研院平靜轉型的工具,但是否能如願以償,卻有爭議。
爭議主要來自科專經費與工服收入一比一的政策。
一位工研院離職的資深主管就明白指出:「一比一最糟糕,不知道誰是主流。」
每個部門都要負起一比一的業務壓力,又要進行科專研發,員工在兩種不同性質工作間流動,「根本不能好好做生涯規劃,」這位資深主管說。
一位經理則指出,沒有股票、紅利,多數人進工研院的目的是為了「訓練自己的功力」。「工服就是做生意,出去(業界)做就好了,」她說。
一位即將離職的基層員工就明白表示,這對留人是不利的。
而院部對一比一政策的要求,更讓各所間為了爭取業績激烈競爭。除了抽調更多的人力從事工服,工研院一位中階主管指出,所與所之間甚至會相互爭奪同一個客戶,技術服務的範圍,也愈來愈浮濫。「除了棺材板,什麼都可以做,」他半開玩笑地說。
院部雖然已經對這些現象加強防弊措施,但「科專與工服有不同的目標,根本應該切開來由兩個不同的部門去負責,」一位工研院離職的資深主管直接建議。
政大企管所教授司徒達賢則認為,更重要的是工業服務根本不應該是工研院的重要業務,「這應該讓給民間的工服業者去做,」他說。
台大機械系教授呂秀雄指出,運用現有技術提供服務,對於累積前瞻技術沒有幫助,反而分散了研發人力。
對於外界的質疑,史欽泰認為這是執行層面的偏差。去年的董監事會中,已通過將經營政策中一比一的「目標」改為繼續維持這種「精神」。
不過,這些疑慮其實更深一層反映出,對於工研院到底該做些什麼事?各界仍然有認知上的差異。
「當服務對象的基本能力與需求都發生變化時,仍然用一成不變的方式去服務,可行嗎?」胡定華一語道出工研院必須求變的急迫。
過去,工研院的貢獻無可磨滅。由工研院電子所從無到有,一手培育起的半導體產業,去年產值達到兩千五百億台幣,成長率為三一.七%,目前全球排名第四。
這樣的模式仍在持續。光電所三年前開始協助廠商發展光電產業,去年光電業產值成長為一千四百六十四億台幣。
工研院與產業間的密切合作,也成為台灣經濟發展彌足珍貴的資源。「一般人太輕忽工研院與產業間link(連結)的know-how了,」經濟部技術處處長黃重球指出。
摸索獨一無二的道路
不過,未來工研院究竟應該採取何種定位,目前尚未出現清晰的藍圖。
民間業者對工研院仍然期許很深。
台積電副總經理黃彥群認為工研院應與民間互補,「幫業界去克服未來會遇到的瓶頸,」他語重深長地說。
胡定華認為,工研院應該轉型為純應用研究機構,只產出技術、專家與智慧財產。但胡定華也指出,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力必須因此重新調整。
行政院政務委員楊世緘,建議工研院應該著重在共通性技術及關鍵零組件的開發,對於系統及終端產品要「精挑細選」,不要與業界重複投入。
對於傳統產業,工研院仍然扮演技術主導角色。材料所所長李立中、機械所所長蔡新源都強調,協助傳統產業升級是他們致力的目標。
史欽泰積極推動的開放實驗室及創業育成中心,則希望在台灣中小企業為主的產業結構下,建立起新一代以技術為根基的中小企業。
不過,對於已經茁壯強大的產業,世界先進研發副總經理盧志遠指出,工研院就應該退居到輔佐的地位。
胡正大也同意這種看法。「過去是帶著產業走,現在是看產業往哪裡走,我們去幫助他,」胡正大說。
當產業的步伐愈走愈快,工研院的運作也必須更有彈性。可以想見的是,這牽涉到的組織調整、人事變換,都需要極大的決心與魄力。
在帶領工研院走出陰霾後,不論業界或工研院員工,都對已進入第二個三年任期的史欽泰有著更大的期待。「他應該要做幾件大的事情了,」光電所所長林耕華說。
問起心目中有沒有一個讓工研院模仿的榜樣,史欽泰不假思索地回答:「沒有。工研院是unique(獨一無二)的。」
從守成走向開拓,為獨一無二的工研院摸索出獨一無二的道路,正是史欽泰未來要面對的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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