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出　外勞進 —台灣人力結構新危機

紐西蘭駐台北商工辦事處代表包逸之表明他們所需要的移民人才特質，即要有工作、有商業經驗，有技術。

諷刺的對照是，與這些舉家遷移的台灣高等教育的人力，在桃園中正機場擦身而過的，卻是一批批前來台灣靠勞力賺錢的外籍勞工。

移民、外勞的故事在國際上並不是新話題。

但歷史上，也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像台灣這樣，同時遭逢「專業出，外勞進」這兩股對人力結構強力拉扯的反向衝擊。

「這個問題非同小可，」一名觀察者說。

自從政府一九八九年決定開放外勞，九1年正式引進以來，截至今年十月底，勞委會累計有效核准的外勞名額已達二十八萬多名，相當於一個桃園市的人口。其中已經進來台灣的十九萬多名外勞中，逃走了一萬八千多名外勞。相關單位雖查獲六千六百多名，仍有近一萬兩千名外勞失去聯絡。此外，還不包括躲藏中的非法外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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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出，外勞進」這種台灣青壯人口結構的逆轉，無論在國家長遠的競爭力或社會凝聚力上，都將產生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是值得深思的新議題。

人口結構新議題

一位中小企業的負責人指出，雖然遷徙和移民是個人自由，無法阻擋，但從國家整體來看，提升人民的知識及專業層次，增加人民的向心力和社會凝聚，則是當政者都必須努力的方向，及必須面對的責任。

「有關當局應認真檢討，不應再說些什麼『要走的快走』之類不負責任的俏皮話，」這位企業負責人表示。

然而「專業出走」的腳步聲仍時時可聞。

十月初，一名年約五十歲、在外商電腦公司工作長達二十五年的高階主管，請了一個月的長假，帶著妻女踏上了飛往溫哥華的飛機，走上移民的不歸路。臨行前，他還問他的同事要不要代為照顧他們家的小狗，曾經這隻小博美是他們家的生活趣味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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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例子所在多有。森美加國際開發總經理魯俊私底下向客戶透露，截至八月底為止，他經手辦這家外商電腦公司移民加拿大成功的案例就有五十位，還不包括目前手頭正在進行的案子。

不但移民公司主動到新竹科學園區，以及台北東區的銀行和科技創業投資公司，召開移民說明會、與客戶簽約；一位正在日本接受半導體生產訓練的年輕工程師，也突然請假回國申請移民。即使身處台灣最有前途的半導體產業，這名受訓中的工程師也同樣不安心。

中華工程在去年移轉民營之後，也有一些因移轉民營而提早拿到優厚退休金的土木工程師，賣了房子，舉家遷移加拿大。先生也在中華工程上班的雲門舞集公關主任黃玉蘭，在為前往加拿大移民的中華工程老朋友餞行之後，有些感傷。

政府開放外勞，不過短短五年多，有效核准二十八萬名年齡在二十五歲至四十五歲之間的外勞名額，約佔台灣同年齡勞動人口的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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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社論家、也是政府官員觀察，專業出，外勞進，的確會使人力素質有反淘汰的現象。「整體人力水準，素質不僅沒有改善，甚至變成更惡質化，」這名年已五十歲的知識份子擔心。

台灣人力結構的逆轉，使得台灣逆向行駛未來的新經濟時代列車。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院長梭羅指出，未來是腦力產業掛帥的新經濟時代。腦力產業時代的一重要課題是：必須進行非常長期的投資，例如教育、研究發展，以及基礎建設。

台灣在過去四十年已投資大量的教育經費在人民的身上，如今這項完整的人力基礎建設，正隨著專業的出走而逐漸瓦解。

一些一向視人力為資產、對人力比較敏感的大企業，已開始把專業出走列為值得觀察的一大趨勢。宏電腦人力資源部資深主任沈明權指出，由今年開始，宏的員工比以往積極申請派往海外。沈明權甚至預計把人力出走列為明年宏人事部門值得注意的一項趨勢，以便及早因應，掌握住台灣的高級人力。「現在競爭力最主要的關鍵是人才，」沈明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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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明權指出，這批專業人士原本是穩定社會中有恆產的中產階級，原本沒有雜念，專心在工作。如今卻開始沒有固著心，開始動了起來。

高級人力不斷移出之際，外勞卻不斷的移進。

在台灣與專業出走問題一樣稚嫩的外勞移進問題，在西方國家，早發展出成熟的因應模式。

永久的短期外勞

根據美國新聞週刊十月的報導指出，基層勞動力的進出已是亞洲國家的普遍趨勢。在新加坡，外勞佔新加坡總體勞動力的二一％，馬來西亞一三％，香港一○％，台灣三％。也就是說，總共有四百萬的東亞人，目前人在其他的亞洲國家工作。

新聞週刊引用當年擔任經建會主委時非常贊同引進外勞的蕭萬長所說的話，他指出：「對於來自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的勞工要想久居台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西方的媒體卻不這樣認為。由西方媒體記者的觀點看來，亞洲這樣的勞動力大流轉的趨勢，雖普遍，卻令人憂心。美國新聞週刊記者為文指出，二十五年前，德國對於來自希臘、土耳其的外勞，也與蕭萬長有同樣的看法。如今數以百萬計的希臘人、土耳其人家庭，已徹底改變德國高同質性的社會。

文中更引用美國經濟學教授菲力浦馬丁的話說：「沒有什麼事比暫時性的外勞更永久的了。」

因此，新聞週刊歸納——無論是歐洲或美國，都可提出相當客觀的教訓，「客人來到你家中，遲早他們都會使自己賓至如歸。」

但政府官員對於西方國家所給予的客觀教訓還無動於衷。一名觀察家表示，勞委會只管引進外勞，產業界只管需求外勞，卻從未思索外勞進來之後，國內所必須付出的行政、警力、社會與本國人民所必須額外付出的衛生成本。

中央大學管理學院院長單驥極為擔心外勞在台灣，並不是如前勞委會主委趙守博所言，只是暫時性、補充性的人力，而是會使產業界愈來愈依賴外勞，成為一必須長期仰賴的人力。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蔡青龍也發現，引進外勞兩年多來，並未見到政府監督雇用外勞的工廠，改善生產環境。尤其是雇用外勞的工資成本，只有雇用本國勞工工資的五六％，在不同的薪資水準之下，產業界當然會覺得他們一直缺工。

外勞政策 飲鴆止渴

台塑企業董事長王永慶也曾在萬言書中，感歎台灣失去勤勞的人力，使得台灣無論在工程建設、生產方面，都必須引進外勞。「引進外勞將會帶來什麼後果不提，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絕對不是正常現象，」王永慶指出。

蔡青龍擔心，引進外勞，是飲鴆止渴。他強調，這些外勞不只是經濟上的生產年齡，也是生理上的生產年齡，他來愈久，愈覺得他們是我們社會一部份的人。「如果外勞人數不斷增加，期限延長，會變成另一種被壓抑的族群，」蔡青龍說。

外勞進來不只帶來社會問題，也減緩產業升級的速度，前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副局長、現任教育部統計長陳敬宏指出。

台灣的人力結構最可怕、也有可能發展出的未來圖像，是「國家人才空洞化」。「如果外勞留下來，有能力、有技術的人出去，不是產業空洞化，而是國家人才的空洞化，」單驥說。當然國家人才的空洞化，勢必造成產業的空洞化，「這是非常壞的換血，」單驥強調。

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員指出，由於「專業出，外勞進」的現況所造成的影響是相當長期的，短期間不會引起太多關心。「因為台灣的人每天忙著眼前的事就忙不完，很難去想五年、十年後的事，」他說。

目前政府官員仍相當輕忽這個會慢慢侵蝕台灣社會人力根基的問題。

內政部戶政司在台北徐州路的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內，戶政司司長簡太郎指著薄薄的一張影印紙說，由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四年，我國的移民數字都維持在兩萬名左右，「這個數字相當穩定，因此不值得憂心。」

簡太郎說：「我國高品質人力滿街都是。」

經建會人力規劃處處長張丕繼也指出，現在台灣「高學歷人力」供應充沛。據經建會估計，一九九四到九六年間，每年有十六萬五千多名專科以上畢業生進入人力市場，專科以上的人力，約佔台灣所有同時期畢業生的四四．五％。

但事實上，政府官員口中的「高學歷人力」，並不等於是主管、經理、專業人員等「高級人力」。而目前先進移入國家的移民官員想吸引的對象，多半也是「高級人力」。

高級人力 逐漸匱乏

根據經建會人力處「人力發展方案計劃」報告中指出，台灣在民國八十六年至八十九年間，因亞太營運中心的運作需求，人力將呈現不足。其中基層人力（指低層服務人員、售貨員、農漁牧工作人員、機械工、體力工等）將短缺二十二萬人。高級人力（主管、經理、專業人員）也將短缺二萬八千人。中級人力則過剩。而大專以上的畢業生初投入就業市場，只能算是中級人力。

一名社會觀察家指出，移民數字之所以一直維持在兩萬名，主要也是由於接受移民的國家也限制移民配額所致。

實際上，有更多人有移民的意圖。根據內政部今年三、四月所做的調查，全國二十歲以上的人口中，有七十萬人意圖移民，若乘上每一個人家庭平均人口數四人，則約有二百八十萬人有移民意圖。值得注意的是較想移民者多為年紀輕、教育程度高、從事服務業的公司主管人員，以及高所得的社會中堅份子。

今年七、八月中共飛彈試射之後，又興起另一波移民高潮。一名律師向來台灣招攬生意的英國投資銀行說，你來得正是時候，因為很多台灣人正在辦理「保命錢」。也有很多人在辦移民，準備一本「逃亡證」。

一名銀行界人士指出，今年第三季三個月內，外匯存底已減少將近一百億美元。據央行統計，真正資金外逃國外的約十二億美元。「這是官方統計，至於誤差有多大，很難講，」一名央行官員說。

今年九月底，紐西蘭緊縮移民條件之前，紐西蘭台北辦事處，在最後一個星期內就收到一千份趕申請移民的文件。而平常一天平均是十份。

有親身經驗的外國人士則對台灣這波人口逆流趨勢，與台灣一些政府官員的老神在在態度有不同看法。

惶惑面對未來

在波士頓市郊接受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組織學習中心所提供為期五天的訓練，現年四十六歲，來自洛杉磯美國國家半導體公司工程服務部部經理艾德（Ed Traverso）說，如果是知識份子、技術人士移出國外，對移出國是不好，對移入國則是一件好事。因為移出國對這些知識份子過去的所有投資，全部付諸流水。

對於台灣目前專業外移，一方面又引進外勞，艾德更加搖頭。他指出，外勞進來，台灣必然還要花錢訓練這些外勞。「也許是將錢投資在不該投資的人身上，」艾德說。

艾德有親身經驗佐證。他的父親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義大利移民到祕魯，一九七八年，已在祕魯受完大學教育的他，與其他許多年輕的知識份子一樣，由於唾棄祕魯的政治體制，而紛紛移出祕魯。「當時祕魯還是個很富有的國家，但由於人才外流，如今國勢一蹶不振，」艾德說。

各國對尖端科技人才的殷切需求，也導致即使是新竹科學園區，也愈來愈難以吸引高科技人才回流。新竹科學園區旺宏電子總經理吳敏求曾表示，最近到海外找一些半導體人才，結果發現，很多台灣留學生的第一志願是選擇新加坡。

撈一票就走

面對不確定的未來，中產階級常常感到相當的無奈。一名三十五歲的政大教授坦露心聲：「大家永遠處在不安定之中，現在的不安定好像要到大選以後，可是大選以後，又會有何不安定？長期下來，怎麼辦？以前我沒想過，可是最近我常想，尤其是有家庭、小孩之後。」

一名政府官員指出，面對這種不確定的未來，使得很多政府的決策都不是長期的決定。「未來不確定，想未來也沒有用，這是台灣特殊的心理狀態，」這名官員說。

台北一片藍灰調。

台大社會系教授葉啟政說，這樣的民心，認同感模糊，社會凝聚力不夠。

單驥指出，很多社會現象其實與很多心理狀況有關，比如工程品質這麼差，反映了做一票就走的心理，也是不在乎高品質的心理。

急於撈一票的心理處處可見。衛生署防疫處處長張鴻仁痛心地發現，環南市場出售的，引起便當集體中毒的滷蛋，居然是染料染色，不是用醬油滷的。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所長吳思華指出，移民心態會顯現出對母國的社會缺乏關懷，使得台灣成為一個過客的社會，每個人愈來愈短視，而失去了人之所以身為人的價值。吳思華感歎，人在社會的價值是因為有歷史感，因為對祖先有很強的認同感，才會努力。

世界愈來愈像個地球村。致力於保持台南古蹟的成功大學建築系教授王明蘅感歎，國界已愈來愈沒有意義，擋不住了，台灣也一樣。然而他感歎，台灣太不成熟，很多人不成熟，根本不會看長遠的事情，而成熟是需要花一段時間。

不想整個放棄台灣，「狡兔三窟」的移民心態開始動搖台灣的家庭。

一名大學教授認識的朋友移民到澳洲，在海邊買大房子，過著看海的日子，先生就是定期飛來飛去的候鳥。「移民是為了另一本護照，是家庭的保險，但也可能是家庭另外一個問題的根源，」這名教授說。

政大社會系教授謝高橋形容，每個人心中這種矛盾心理，使得每個人都在選擇，造成很多人生活在人心不定的狀況。

謝高橋指出，這種矛盾對家庭也造成許多問題。他表示，尤其是對夫婦生活，不管怎樣，夫婦二人為移民而長期分開，創造家庭的不完整性，對小孩的負面影響很大。

陽明醫學院公共衛生系副教授黃文鴻指出：「家就像一組家具或者一套沙發，擺在一起才好看，把他零落擺在各處，就不好看了。」

謝高橋指出，我國的離婚率已由三十年前的千分之零點三一，提高到千分之一點一。「升太快，快得離譜，」謝高橋感歎。

國內修飛機 國外修電玩

專業人士出走，同時也是將自己大半生所累積的經驗歸零於移民地。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處長施顏祥指出，大企業的老闆移民，工廠仍留在台灣賺錢；但專業人士移民國外，卻不易找到工作，每天只能在家看電視，花費大半生積蓄後，未來即使回到台灣，也找不到與出國前相當的工作。

專辦加拿大移民的一盛國際總經理薛振華指出，一名華航相當資深的總工程師移民加拿大，即使在台灣，總統坐華航的飛機都需要他的簽名蓋章，但到加拿大航空公司，拿出這樣的資歷也找不到工作，後來很興奮找到修電動玩具的工作，「真是令人心酸。」薛振華一面直說心酸，一面放著加拿大溫哥華漂亮的花園洋房的幻燈片，鼓勵客戶辦移民。

一位國內法律系的畢業生，隨著家人赴紐西蘭移民，在當地大學讀完法律研究所的課程，卻因為沒有適當的工作機會供他發揮法律專長，最後也只能選擇在當地擔任導遊，兼賣鹿茸給觀光客。

專業人士的出走，長遠來看不僅對國家有衝擊，對個人也有影響。中鋼人事處處長李雄說，人同時有三種需求，分別是生存、人際關係與成長的需求。「到了國外，如何能滿足對於人際關係與成長的需求呢？」李雄說,，「何況人生苦短，每年這樣飛來飛去也不是辦法？」

專業、管理人才出走，必然會對企業造成高階人才荒。

福昌紡織董事長陳德興憂心，台灣的專業、管理人士陸續出走，只剩下一些街頭喊口號的人，會使得台灣企業整個管理品質下降。陳德興形容，就像香港前幾年因為九七大限即將來臨，使得香港許多高階人士紛紛移居國外，導致香港的企業發生嚴重的管理人才荒。「如果台灣有那麼一天，只剩街頭抗議的人，誰來管理？」

台灣比起四十年前，多了人才與金錢，人民卻對台灣本土失去了信心。世華銀行總經理汪國華不解何以現在的台灣人對國家失去了信心？他指出，四十年前與現在一樣，台灣都同樣面臨中共的威脅，但四十年前，台灣不僅沒有天然資源，也沒人、沒錢，卻什麼都不怕，度過了難關。如今我們多了人才、也富有了，台灣的條件比過去好，沒有必要失去信心。

政府要扭轉施政順序

葉啟政表示，有錢人早就對這塊土地沒有認同，台灣生活品質不好，治安愈來愈差，尤其是受高等教育的人講求生活品質，貪生怕死，也沒有什麼好責難。「但政府應反省，到底錯在那裡？」葉啟政說。

政府又能做什麼？

把內政做好，是政府責無旁貸的責任。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吳惠林建議，政府要把台灣的環境弄好，就不會有這樣的現象。否則光是貨幣政策寬鬆，讓錢流出來，更容易使大家移民。

長庚醫院管理中心主任莊逸洲建議，「應先把內政、治安搞好，否則誰要在這種爛地方住。」他指出，如果內政沒有搞好，整個社會就一直亂下去。中產階級需要安定、穩定的環境，讓人家看得見該怎樣做，才有希望。莊逸洲舉例，你看到金融制度有真的改革下去？沒有看到財政部對整個金融體制提出徹底改革，如果金融體制沒問題，怎會出現這麼多問題？

對於內政，也許政府該扭轉一些施政的價值觀。或許該看看他國的施政優先順序。

例如紐西蘭如何吸引人才留在紐西蘭。紐西蘭駐台北商工代表處代表包逸之指出，首先一定要能提供一良好的居住、休閒、教育的環境，第二才是提供有活力的經濟環境。

個人在這個社會，又應負起什麼責任？衛生署防疫處處長張鴻仁指出：要移民的人就去移民，但留在台灣的知識份子應有一些情懷。他說：「這個社會是好是壞，是全體國民的聯繫，」因此，如果我們認為這個社會很糟，表示「太多的好人沒有把讓社會變好的意志力表達出來，以平衡社會上黑暗的力量。」

台灣當前的經濟仍存有對人才的吸引力。但台灣還需要建立一個能吸引高素質人力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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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愛鄉協進會總幹事鍾秀梅談：美濃移民的故事

「專業出，外勞進」所造成的人力結構困境，不只發生在台北，也發生在南台灣淳樸的小鎮美濃。現年二十九歲，畢業自輔大社會系，現任美濃愛鄉協進會總幹事的鍾秀梅，對故鄉美濃有一股深厚的感情，也有一絲無奈。因為隨著高素質人力的移出，印尼新娘的進來，美濃似乎又回到四十年前剛起步發展的人口結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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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人的移民很早。民國五十七、八年，美濃有三、四千人，組成農耕隊去中南美。也就留在當地的農場，沒有回來。民國八○年代，中南美景氣不好，他們又回來，但因為在美濃的耕地不足，又回去了。

最近，美濃農村青年娶不到老婆，也就引進了一百多個印尼新娘。其實這些印尼新娘的祖先，與美濃人的祖先一樣，當年都是廣東梅縣的客家人。只是當年移民時，是在不同的島嶼落腳。

美濃就業機會少，人才出國的出國，或者移居到大都市。尤其是醫生階級多半移民國外。美濃有個醫生，妻小都住在美國，醫生每三個月就去一趟美國一、兩個星期。由於幾個小孩在美國，花費龐大，所以這個醫生要一直賺錢，用打一劑馬上就見效的針，讓農人很依賴他，但這種特效針劑，也使人的免疫系統變壞了。

傳統社會對「師字輩」的人才太寵愛，很少給他們社會責任、社會制裁。

另外一些開工廠的人，把這裡污染掉，再移民去紐西蘭，享受當地的生活品質，到後來是讓最沒有能力的人，來承擔社會惡質化的結果。他們能走的，都安排好後路。台灣到底是什麼樣的地方？台灣變成一個迷失的地方。

人畢竟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我們培養「師字輩」、技術人士，他們應該把所學的用在這個社會。他們之所以有今天，是這個社會提供他們的條件，所以他們更應該與社會互動，不應該只是利用這個社會賺錢，卻跟這個社會隔離。

專業、高品質的人移走了，進來的都是外籍新娘。在美濃，我們知道外籍新娘進來，是不能改變的事實，我們要想辦法讓她們有聚集的地方，讓她們思鄉的情緒得以發抒。（莊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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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環保 走出希望

在一片專業出走浪潮中，有人形容台灣是亂世而失去信心時，仍有一些反潮流而走的專業人士，在各個專業領域中努力著。

許多高雄的開業醫師們，因為遭到歹徒的勒索而遠移紐西蘭之際，高雄眼科醫師黃文龍卻將他租來的診所地下室，免費借給高雄市柴山自然公園促進會、高雄市綠色協會、保護高屏溪綠色聯盟、溼地保護聯盟、衛武營公園促進會、文化愛河促進會等六個環保團體使用。

不隨波逐流

現年四十三歲、出身嘉義醫生世家的黃文龍有個早就移民日本、誓不為中國人、已歸化日本籍的醫生大哥，但是他堅持不移民。因為他永遠記得他的醫生爸爸，在五十幾歲那一年，考上日本的醫師執照，卻不移民去日本時，所說過的一句話：「一棵樹長這麼大，要移根於國外，很難活。」

黃文龍與他的環保團體朋友們不想移民，因為他要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兼任高雄市綠色協會副理事長的黃文龍，與他地下室的工作夥伴們，努力讓高雄柴山的天然生態不要被破壞，希望柴山能成為天然公園。他們並一起促使高雄市政府通過「柴山自然公園管理辦法」。

每個禮拜天早上，黃文龍與夥伴相約去柴山爬山時，還邊撿垃圾。如今柴山已很少垃圾可撿，因為登山客都變得相當自愛，也養成登山撿垃圾的習慣。

另一位醫師曾貴海，則致力於促使政府正視高屏溪的整治問題，結果已使高屏溪由原本是全台灣第六順位、政府只撥四十億元整治經費的河流，變成第二順位，獲得五百億元整治經費，僅次於台北的淡水河。

一步一腳印

也與黃文龍一起並肩保護環境的麻醉科醫師曾瀧永，則利用業餘時間，做環保義工。他深感高雄的政治圈已深陷黑金色彩，但仍樂觀地在保護台灣溼地的生態。他相信，「愈多人往好的方向走，就會有希望。」

這群環保義工也成功促使高雄市政府改變原來開發衛武營計劃，規劃衛武營成為一個公園。

「我們對現有體制的不認同，不是用逃走的方式，我們選擇的方法是環保，」也是其中一份子的高雄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副教授郭瑞坤指出，「雖然還不是做得很成功，但是一步一腳印。」（莊素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