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義雄掙默推動社會改造

「現在歡迎林義雄律師為我們演講……，」十一月下旬，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政見發表會場上，主持人話語未歇，台下觀眾早已揮舞著手上旗幟，歡呼聲持久未停。
　此時，林義雄身穿白上衣、黑長褲、打著少見的黑領帶走上演講台。沙啞的聲音、平靜的表情，連一句批評或謾罵競爭對手的話都沒有。林義雄只簡單說幾句、呼籲選民支持民進黨的候選人後，即訴說他近幾年來一直宣揚的理念。
　「人民要培養自己當主人的能力。要不斷培養認知、行動的能力，要有犧牲、奉獻的精神……，」林義雄平淡的語調，落在秋意深濃的台北夜空下，就和他那一身樸素的裝扮一樣，雖不能激起民眾立即的激情回應，卻在聽眾心中留下與時下一般政治人物非常不同的印象。
　
沈澱悲痛
　
　悲痛在林義雄的心中沈澱了。年輕時候的豪情、銳氣也沈澱了。
　曾經被十五年前林義雄家的滅門血案震驚過的台灣人民，明顯的觀察到，林義雄變了。
　他曾經是一個充滿熱情、義正嚴詞的律師。讀高中時，認為台灣最大的問題是司法不公，所以，他立志當律師。當了律師後，他發現台灣最大問題，還不是司法，而是政治不民主。於是在三十六歲時他參選省議員，與余陳月瑛、張俊宏等十多名黨外人士，在省議會中組成台灣早期政治反對力量的先鋒。
　曾有一位選民對那時候的林義雄寫下這樣的評語：「我可以想像他做為民意代表站在省議會的樣子，那些官員們要是沒有心理準備，以為他是隨隨便便可以敷衍的人，……準有幾個人要被他氣哭的。」
　曾經這樣的意氣風發，今天五十三歲的林義雄，「變得沈默、無聲，超越了政客的局限，用更寬廣的價值追求、人心改革，來表達他對台灣的關心。事實上，他引起的共鳴更強了，」一位居住在台北的民眾觀察林義雄說。
　這個時代，絕大多數人用打、罵、吵、街頭暴力，來表達自己的聲音。林義雄用沈默、內省、絕食、千里苦行，讓自己受一點苦難，而不傷害別人的「非武力抗爭」，來表達他對社會、民主運動的關懷。
　
哲學的性情
　
　今年九月二十二日，他為「核四公投」，要喚醒人民對公共政策的了解、投入，展開全島三十五天的千里苦行。在第一天的苦行日誌上，林義雄寫著：「苦行後的最大收穫，可能是參與者本身的自我反省、心靈的提升，……只有從優良素質所表現出來忍受苦難的能力、犧牲在獻的精神，……才能真正有效而深遠的影饗社會……。」
　這個時代，許多人爭破頭要參加公職人員選舉。林義雄卻退下來，做社會教育、文化改革、重建台灣人價值觀的工作。
　在接受天下雜能訪問時，林義雄表示他參與政治後，發現政治還不是台灣社會最終的問題，政治的背後是文化教育問題。「我回台灣第一個辦的就是文教基金會，從文化教育著手，……雖然很高遠，可能這輩子見不到我的理想達成，但總要有人去做，我就開始做，」林義雄語氣仍極平和，把自己的投入，視為一件非常平常自然的事情。
　資深政治記者司馬文武曾寫文章描述，林義雄雖身處政治圈，可是性情卻是詩歌的、文學的、哲學的。
　林義雄的前半生，遭受過許多不幸。十歲失去父親，結婚時「家裡唯一豪華的擺飾，是一箱箱文學和哲學的書，」林義雄的太太方素敏描述。民國六十八年高雄美麗島事件，林義雄涉案被捕，入獄四年多。被捕兩個月後，爆發了母親和兩個雙胞胎女兒被殺，震驚台灣的滅門血案……。在台灣社會，有很多人同情林義雄的遭遇。因此今天他所表現的那份平靜、默默奉獻社會的精神，更贏得許多人民的敬重。
　
我應如日，普照一切
　
　林義雄如何走過傷痛，成為更受社會敬重的人？
　林義雄本人認為自己的最大轉變，是在坐牢那段時間。「我有許多宗教、哲學的書，以前我也看這些書，沒有感動；坐牢重新看，我感動了。檢討從前的人生，覺得以前追求物質生活享受完全沒有意義……，」林義雄說。
　在一篇日記中林義雄寫到，當他在獄中讀到華嚴經「我應如日，普照一切，不求恩報，眾生有惡悉能容受，終不以此而捨誓願……」時，「忽然覺得靈合清明，愁結鬆散，心中有很深沈的澈悟。」今天這幅字深深鑲在他的母親墓碑上，也掛在他現在辦公室的牆上，成為他精神思想上很大的安慰力量。
　從哲學、宗教中，重新思考生命的意義。出獄後不久，民國七十五年林義雄離開台灣，先後在美國哈佛、英國劍橋、日本筑波大學，進行政府組織、政黨政治、社會改革方面的研究，直到民國八十年回國定居。
　八○年代台灣政治、社會變動最迅速的十年間，林義雄都在學習、沈澱、苦讀、遊歷各國。十年間，林義雄的「銳氣」慢慢消失，變成另一種政治入物。
　一九九一年回國的時候，林義雄帶回來一本著作「心的錘鍊——淺談非武力抗爭」，其貧道正是他十年的最終心得。他對民主的追求仍然不變，只是他認為今後台灣的改革，應該有一種非暴力的抗爭，避免產生不好的事情，使社會人性的優良而能激盪出來，朝向真善目標邁進。
　
永遠的關懷
　
　這幾年來，他不斷演練非武力抗爭的技巧。每天穿著白衣、打黑領帶，像是對這個奢華世界顯示樸素的珍貴；也像是在心中永遠追悼著死去的母親、女兒。林義雄今年才加入民進黨，就已經被認為是民進黨內可能的總統候選人之一。
　「目前台灣的政治生態，這樣理想化的人能出得來嗎？」一位政治觀祭家質疑。但若不論政治前途，林義雄在人民心中愈來愈重的「分量」正是來自他的用功、靜肅、超脫，以及對台灣永遠不變的關懷。 （楊瑪利）
　
以下是林義雄接受天下雜誌專訪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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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你這次以苦行的方式，走過台灣一百零九個鄉鎮，有什麼感想？
　答：這次選擇千里苦行的方法，就是要告訴大家表達意見有很多方法，苦行也是一種好方法，不需要去街頭打架。這種方法比較莊嚴、比較有誠意，讓人家覺得不可能發生意外。而且，苦行的方法比較辛苦。我認為改革運動者至少要有一點忍受苦難的犧牲奉獻精神，所以，採取這種方式，希望改革工作者培養忍受苦難的精神。
　我們在走路的時候，要求大家不講話，主要是訓練內省。整個非武力抗爭的精神是要愛、要犧牲，但是最根本是人內心怎樣想，要隨時反省自己、鍛鍊自己。我們教一條「我愛台灣」的歌，要大家在走的時候反省一下，到底自己是怎麼愛、用什麼方法愛台灣。比如要愛台灣的環境，那有沒有隨便丟紙屑？要愛台灣的人民，那會不會碰到意見不同的人就跟他吵架，非要把他消滅不可？
　走過一百零九個鄉鎮，我覺得台灣鄉下的人還保留誠實、熱情，還是會鼓勵那些做他們認為是好事情的人，這是相當可愛的。他們雖然對社會不滿意，但是對社會能夠變得更好的信心還存在。所以，他們認為這樣走，會帶給他們新的希望，但是事實上我們只是傳播一個理念。
　我想整個走下來，最大的收穫，是參與者對自己、對運動方法的反省。但是對社會的影響太小了。
　
文化是根本問題
　
　問：你覺得對社會的影響小，是不是社會出了什麼問題？
　答：我最早認為我們社會的問題是法律問題，認為司法不公平，所以，我高中的時候就立志學法律、當律師。但是當了律師以後，又認為好像不是法律問題，是政治問題，所以，我又參與政治、去競選。
　但是我當了省議員以後，發現不是政冶問題，最根本的問題可能是文化問題。當然，政治影響了文化，但是更根本的還是文化出了問題。我現在最擔心的事情是台灣人的價值觀錯誤、沒有民主國家的主人意識，也沒有能力把握自己的主人地位，這些才是根本的問題。
　以民主政治來說，台灣政治不好，是因為沒有好的政治文化，我們文化中沒有民主政治的因素，當然這也跟統治者不願意培養這種文化有關係，但是要靠統治者來培養也不太可能，一定要社會覺醒。
　再說生態保護的問題，事實上，是中國人根本沒有下等對待其他的生物、環境的文化，認為生物、自然資源是為了我們才存在。這種文化不可能培養出真正的生態保護。
　現在社會對人的價值觀也出了問題。政府這幾十年來鼓勵經濟成長，雖然是好事，但是用的方法太急就章，趕快有錢就好，鼓勵用物質享受來彌補精神上的不滿。
　這種政治力量把人民培養成很重視物質，用物質來計算人的價值，長久下來就變成大家都覺得有錢就好，用錢來判斷人的價值。譬如李登輝到地方上，一定找有錢的企業豕、工商界的人吃飯，而不會找老師、農民、工人。
　不過幾百年來的戰亂，對這種價值觀也有影響。在戰亂中，最要緊的是能活下來，所以比較不重視其他價值。但是台灣已經安定了五十年，如果一開始對文化、價值的教育政策規劃正確，這五十年可以消除一些近代戰亂的影響，但是我們沒有這樣的設計。譬如，從小的教育就一直強調「消滅」，要消滅共匪、台獨，要消滅這個、那個，沒有教我們彼此寬容。在這個環境中長大，就覺得消滅別人是當然的，而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見。

問：台灣「文化的規劃、教育的扎根」等問題已錯失了五十年的時間，你認為現在應該怎麼做？
　
文化教育改變價值觀
　
　答：我個人可以做到的，就是培養人民的主人意識、用教育文化的方法改變人民的價值觀。我回台灣的第一件事，就是辦文教基金會，想從文化教育著手，來改變台灣人的價值觀、淨化台灣人的心靈。雖然這些都是很高遠的理想，可能我這輩子都看不到我的理想達成，但是總要開始做。
　因為文化教育的範圍太廣，我從我比較熟悉、會做的地方做起，在台灣大多數是做社會運動工作者的進修、培養。在宜蘭、北港，我們把關心社會、想從事社會改造、或是單純希望從事社會服務的人聚在一起，安排教授、專家學者來傳播知識、研究組織、工作的方法。到現在兩年了，我覺得還頗滿意，但是能夠來接受這種觀念的人還是不多。
　問：這與民進黨訓練社會運動者有什麼不一樣？
　答：我想他們的訓練比較偏重政治權力競爭的技巧，譬如注重選舉文宣、民意調查怎麼做，而我們注重人格的考驗。譬如在課程中談「非武力抗爭」，主要強調「非武力抗爭」的特質，包括誠實、公開、互信、堅忍、和平、寬恕、勇敢等。我們也談領導，但是談領導的工作在變化人民氣質，強調領導者要謙卑，而不是一般的領導術。我們談管理就比較注重人性的滿足，而不是只單純要求效率。
　改變人心不是那麼簡單的事，要改掉個人的壞習慣都要很長的時間。要改掉整個社會固定的價值觀，不可能用三年、五年來計算，可能要用一代、兩代來計算，也不可能用訓練軍隊的強制方法。譬如我已經了解男女應該平等，但是我就有很多習慣改不過來，可是我可以從小培養我的孩子，他們就比較有可能改變。
　因為政府控制學校，要改變文化、價值觀，只有靠社會上些許的力量慢慢來做。社會的改革、人心的變化就是這樣，剛開始是一些人在做，一段時間後就會凝聚比較大的力量。
　問：你認為台灣現在最重要、最先要做的事是什麼？
　
培養做主人的能力
　
　答：我一直認為台灣要變成民主國家，最主要是台灣人民要有「我要做民主國家主人」的想法和能力。我一直希望朝喚起人民的主人意識、培養人民作主人的能力的方向做。譬如核能四廠的事件，不是單純的公民投票，而是要藉著這個議題，讓人民了解這麼大的公共建設，應該由人民決定。這就是培養主人意識。
　培養做主人的能力，一方面要由教育培養了解事情的能力，這包括一般的教育水準，人民要很認真的去追求知識、努力培養吸收資訊的能力，不然連宣傳單也看不懂。愚昧的人民，不可能做主人。
　另一方面是人民要了解抗爭的方法。人民要做決定就要有力量，不然政府官員不理你，立法委員會被收買，立法院可以做出違反人民利益的事情。所以，不管民主到什麼程度，人民都要不斷保持這個力量，民意代表、政府官員才會聽人民的。
　當政府機關或民意代表不按照法律、承諾做的時候，人民要有辦法制裁，甚至很多反對黨的代表不能實現理想的時候，都要回來用這個方法實現他的政見。而非武力抗爭就是人民展現力量的一種方法，包括遊行、示威、包圍立法院、罷工、罷稅、投票選舉。人民應該學習、演練，各種方法都會用。
　問：你對這次選舉有什麼觀感？
　答：我比較注重選舉的過程，怎樣在選舉的過程中培養出好的選舉文化，而比較不關心結果。如果真的是一個民主國家，有好的過程、健全的社會制度，那一個人當選差不了多少，國家的方向不會有大改變。
　我不很贊成以勝敗來決定選舉的價值。李登輝找豬哥亮助選，就是把選舉的勝敗看得太重要，抓到有選票的人就用，完全沒有想用選舉的機會，培養更好的選舉文化。
　我覺得現在的選舉太浪費，大家對政見沒興趣，而在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上大作文章，雙方看起來就好像在吵架，反而模糊了選舉的焦點。
　挑起省籍問題，也是我對選舉過程、手段不很滿意的一點。如果就社會長期的利益來講，挑起族群問題沒有意義，但是可能對爭取選票、鞏固選票有用。不過挑起這個話題的正面作用是讓大家來談這個問題，再過一段時間，大家會覺得吵這些沒有意義。既然有這麼多族群住在這裡，只有協調、融合，挑起省籍情節只是延緩融合的時間。
　問：大家好像還是有「等待聖王、等待英雄」的觀念，希望有個領導人出來解決很多問題。你覺得真正的民主是不是這樣？
　
政治人物不是超人
　
　答：我們要打破這個觀念，真正的民主完全不是這樣。我們應該把政府機關、公務員看成是受人民委託辦事的人，不管職位有多高，不能幻想他們有超人的能力、智慧，解決所有的問題。那些職位只是提供更多的資訊、人力、物力，而不是使他們變成超人。事實上，大家都是很平凡的人，他們可能比較有機會，經驗、資訊比較多，但是如果我們也有那些資訊，我們做的決策不一定比較差。
　把政府官員看得太高，是我們不能變成民主國家很大的原因。這當然跟政治傳統有關。過去我們一直依靠偉大的領袖，要鞏固領導中心，領袖不能犯錯，不好的事情也不能講。但是事實上領袖跟一般人差不多，他可能某一方面比較有經驗、某種方面可能比我們好，但是絕對不會樣樣比我們懂。
　因為從前的政治影響到太多事，我們的文化把政治人物看得太高、把政治看得太重要。但是比較民主的國家不是這樣。應該把政治看成是社會活動的一部份，也不要把政治人物看得那麼重要。
　譬如可以讓民間團體、教育委員會辦文化教育事業、社會福利，這樣可能可以把政治的範圍縮得比較小，把政治人物看得比較平凡。
　
為永遠的人民努力
　
　問：在現在大家都覺得台灣前途混沌或不安的時候，像這樣比較有安定感、比較長遠的做法是很難見到的。你為什麼願意這樣做？答：人類的活動有長遠的考慮，也有短期的現實。短期現實還是要解決，但是如果沒有長遠考慮，短期現實可能就沒有方向。現在台灣大家都看得太近、只顧到眼前，缺少長遠的規劃、或是對精神的培養。這方面的事不能缺少，但是很少人做，所以找喜歡做這些長遠的工作。
　而且一般人可能很看重金錢、地位、生活享受這些現實利益，所以，比較喜歡做能得到現實、物質利益的事。我對這方面比較不重視，所以，會比較考慮到精神層面。我認為社會不一定要這麼富裕，只有精神層面高，物質才有意義，才可以把物質做很好的分配、運用。
　問：最近台灣好像很擔心中共武力犯台的問題，有很多人移民，這對你長遠的工作有沒有影響？
　答：不管政權如何轉變，台灣的兩千一百萬人，是不可能從這塊土地上消滅的，這些人要怎樣才能生活得更好，我們就應該怎樣做。
　從前日本來管台灣，大家覺得很困難，但是日本人還是回去了。未來即使是「中國佔據台灣」這種最壤的狀況發生，還是有人要在這裡生活。而要在這裡活得好，還是要有好的價值觀、好的文化修養。如果中國是一個好的政府，那就好。如果中國很殘暴、不是一個好政府，台灣人就要反抗、要建立一個更好的社會，這還是要有好的文化、價值觀等種種條件。
　如果這樣看，就沒有什麼台灣前途的問題。台灣就是這樣，人民不會因為那一個政權來就消失。如果遇到更壤的政權，人民要有更強的力量來對抗。今天我們就是要培養這些力量。（吳韻儀整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