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做另一種聲音 — 陳映真

「我們抵死不肯相信：有能力創造當前台灣這樣一個豐厚物質生活的中國人，他們的精神面貌一定要平庸、低俗。」走過政治高壓，白色恐怖瀰漫的時代，創辦人間雜誌、五年前停刊，作家陳映真是台灣少數為了堅持理念、堅持信仰而付出極高代價的知識分子。雖然曾經過生命中頓挫、失意，「心靈也有暗淡的時候」，他卻依然充滿熱誠和關懷，相信知識分子該在風雨飄搖的時代堅持理念。
　此時的他，為了能對台灣社會有更深入的認識，暫時擱下創作，從事社會科學的研究和出版，等到「在思想上得到出路，將重回最喜愛的創作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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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理念」，必須先從知識分子的定義去思考。
　所謂知識分子，並不泛指讀書識字、有專業知識的人。而是指在專業所知之外，對於人、生活、社會和歷史等廣泛的事物，抱持一種根本關懷的人。因此，很多學養高深的原子物理學家不一定是知識分子，但為了原子武器會對全人類所起的影響而苦思、憂心，甚至重新思考「對國家忠誠」問題的歐本海默、愛因斯坦是偉大的知識分子。
　很多時候，大多數知識分子逃不過權力、利益、私欲、祿位的誘惑，而曲學阿世，醜態畢露。
　
風雨中搖中堅持理念
　
　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歷史上，確實有過足為後世模範的偉大知識分子。
　這樣的知識分子非常了不得，在風雨飄搖的時代中，就靠著一、兩個知識分子，維持了重要的價值和理念。
　例如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有位矢內原先生。矢內原先生在學問上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但在宗教上是虔誠的基督教徒。一九三○年代，日本先向中國、後向南洋發動侵略，對日本周圍的民族造成極大傷害。在日本全國瘋狂、高呼天皇萬歲、「慶祝」南京、香港等地陷落時，矢內原先生卻公開地祈禱：「主！請讓日本戰敗。這樣不義的戰爭，如果讓日本戰勝，不在這個戰爭中受到懲罰，那麼日本這個民族就一定會滅亡。」
　在全日本都耀武揚威，軍國主義情緒不斷上升的時代，矢內原先生公開在教會做出這樣的祈禱，當然引起日本當局和全日本國民極大的憤怒。而他又是當時極受尊敬的大學教授，日本當時幾個最高法官，直接間接都是他的學生。他的學生去求他「轉向」認錯，他堅持不肯，終於被定罪關進巢鴨監獄，直到麥克阿瑟登陸日本後才被放出。這時日本人才大夢初醒，「當全日本都發瘋時，好在我們還有一位矢內原先生，否則我們的後世要怎樣看待這一段歷史﹖」
　知識分子有時非常令人尊敬，有時也顯得非常不像話。例如，最近李總統和日本文學家司馬遼太郎講了政治上、知識上都極不得體的話以後，沒有一個學者出來說：「你這樣說不對，在知識上錯誤，在邏輯上不通。」不管是「主流」或「非主流」，沒有一個人吭氣！
　總統和司馬遼太郎的對話，在外國可以倒掉一個內閣，掀起政治風暴。而在台灣，我們卻只是噤默不語、保持沈默，好像這件事沒有發生過。而更多的時候，知識分子違背原則，平常講得很好聽，一遇到考驗就退縮，就「轉向」。
　所以當一個知識分子講他有什麼理念，有什麼堅持，不要急著相信他，包括對陳映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跌倒也不一定。可是儘管可以不相信一個個別的知識分子，但是對知識分子背後楬櫫的某一些原則：「人應該不分階級、種族，應該和樂相待，平等相待。」沒有理由因為個別知識分子的跌倒而懷疑。
　我的理念，其實跟大家是差不多的。譬如說，我和你總相信一個單純的曹族青年湯英伸在進入平地漢族社會，走上憤而殺人這條路，我們的社會也該負一部份責任。其次，我們不應讓一方面誇口社會安和樂利，一方面讓一些九、十歲的女孩，無助地被交在一些人手中，用藥物使她成長，被關在一個地窖中每天要接三、四十個嫖客，然後假裝我們沒有辦法。
　我和你一樣相信，不該讓因先天畸形、外貌和常人不同的人，如白化症，從小受到來自社會的歧視；對原住民這麼善良美麗的民族，我們當然不能讓他們在漢民族的體制中，長期將他們視作低劣愚笨、兇悍殘酷，而後用同化政策來剝奪他們民族的特色。
　當我們誇口、歌頌台灣四十年的經濟發展、企業的開發之餘，愈來愈多的人理解到這樣的開發、這樣的進步，不能以下面這些事情做代價：自然生態環境全面而體制性的破壞；社會倫理全面崩潰；各式各樣的犯罪滋生；和隨著這樣的經濟發展，造成新的官商資產階級，進而形成台灣許多政府首長、民意代表富甲天下的現象。
　我不是指責有錢的罪惡，只是當形成這樣的體系，當所有領導人的家產都是數以億計時，這個社會就值得我們思考。
　我們也不該以全社會的投機和賭博，整個文化的腐敗、停滯、庸俗化，做為全社會「發展」、社會「進步」的代價。我們也不該由於殘留著過去冷戰意識，以對同一民族那種不能理解的鄙視和憎惡，把大陸人視做低等人，做為「發展」的代價。
　這些理念，特別是在今日看來，無甚高論，是多數人共有的。這樣的理念，無需以特別的「愛心」、「道德」為條件，而應該以理性為支持。
　例如我們該從湯英伸的事件中，看到社會具體存在的一些問題。比方說，隨著資本主義發展，人的勞動力愈來愈商品化的問題、教育問題、原住民政策的問題等。職業介紹所差不多是現代社會新的奴隸買賣所，長久以來不知造成多少悲劇與犯罪。當湯英伸被判死刑時，使湯英伸陷落失腳的職業介紹所的廣告，卻仍繼續刊登。
　再看雛妓問題。和古代奴隸制度一樣，當人們以「幼齒」稱呼雛妓，她就不再是和我們平等的一員，不再是我們的女兒、小妹妹。失去了人格，抵押、轉賣，從事最卑賤的工作。和過去的奴隸制度一樣，雛妓制度賴以存在的也是赤裸裸的暴力。甚至還有一個小雛妓偷偷告訴我們，有雛妓因不從而被打死，私埋了事。
　面對這樣新的奴隸制度，我們不該只從道德和感情去看待，該從更深刻的社會構造和社會科學觀點去理解。
　兒童虐待問題也是一樣。應該有明確的國家意志，把兒童當做民族的幼苗，把婦女、母性當成民族所賴以成立的重要條件，由國家加以周詳的保護，在憲法及各種法律中，加以保障。除非有這樣的體制和思想，否則這些小孩、女性、母性就要掉在極可怕的危機之中。而在惡性循環下，這些受虐待的小孩又會有反社會的傾向，形成另一種虐待的根源。
　
污染社會學
　
　隨著產業愈來愈發達，人和生活的同質性愈來愈高。記得我小時候，有各式各樣的朋友，有些朋友不會讀書、癩痢頭、永遠流著兩條鼻涕，但他們有人很會釣魚，有人隨便山上一種野果都知道名字，我們穿的不一樣，樣子不一樣，可是變成好朋友。
　那樣的時代，那樣的世界，已經過去了。隨著社會高度發展、高度包裝，我們對與我們不一樣的人，存在令人不可置信的歧視。
　公害污染等問題，其實也有其社會學因素。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中，需要的只是能在市場流通的產品，剩下來沒有利益的就排到外面去。所以製造過程中所排出的廢水、廢氣、廢棄物就排到「外面」，而為了促銷、行銷所外加的過度包裝，也形成愈來愈多的垃圾。這樣的經濟愈來愈發達，要避免環境污染幾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是國際分工的問題，當台灣以廉價勞工分到勞力密集產業，加上台灣產業結構，以零碎的中小企業為特點，你不能期待這些經濟規模那麼小的工廠，有能力付出資金，買防治污染的裝置。和對外技術、資本依附一樣，污染是台灣經濟的一種宿命。
　知識分子的關懷不同於一般人唯道德論、感情論的地方，就在這種理性和知識上的關懷。
　首先，是寂寞。一個社會有主流的論述，也有所謂另類論述。一般而言，由於社會主流傾向維持現狀、承認現狀、歌頌現狀的思維方式，所以另類論述成為社會少數，但台灣的另類論述卻是出奇地少。和美國、日本、中南美洲、菲律賓知識界比起來，他們有非常明確的主流與非主流論述。
　例如美國的查姆斯基（N.Chomsky），還有許多當代著名的思想家，用非常犀利的知識，分析美國體制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這些人在美國社會當然不算多數，但在美國國內外仍有一定的讀者。另外如南韓，在一九八○年以來，社會學界已經進行了對韓國社會性質的論爭。討論汗牛充棟，文獻可觀，讓我非常震驚。
　而在台灣，完全找不到這樣的書。沒有人告訴我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的本質、特色、分期等等，沒有體系性、宏觀性的論述。反而是一些外國學者對台灣政治經濟學已有深入的討論。這幾年來，我逼使自己做一點台灣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翻譯出版了幾本這方面風評還好的書，但袞袞士林，看不見同行的人不免寂寞。
　缺乏非主流論述，並非台灣人民比較笨，而是由於一九四九年到五三年的一次肅清。那次肅清中，殺的不只是一些親共分子或共產黨員，而是連帶以權力消除了整個以日據時代抵抗運動，而發展出來的非主流論述。
　非主流的另類論述，當然不是唯一的真理。但一個社會，就像一座山一樣，由不同樹種群落形成，所以當松樹有病蟲害時，其他植物群落依然茂盛。同樣的，在台灣學術思維和意識型態上，應該有不同類別的聲音，不應該只有從美國來的那一套。
　
民族認同
　
　其次，是民族自我認同的問題。
　隨著台灣本地新興官商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以「李登輝政權」的形式登場，沿著過去四十年間台灣經濟、政治、社會，在與中國分離下發展的慣性，朝野正加速發展分離於中國的自我認同。「命運（生命）共同體」論、「獨立政治實體」論、「國際空間」論、「階段性兩個中國」論、「一中一台」……，甚囂塵上。
　首先是對日本殖民台灣歷史的肯定與頌揚。有本雜誌甚至以專刊「太陽旗下的台灣」加以頌揚。有人甚至說一九三八年台灣早已工業化，在「內地延長」主義下，台灣人成了「完全的日本人」。這樣的說法，在韓國、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絕難一見。
　其次是極端的反共主義。最近唐樹備來台，在機場的抗議標語中，就有「反共必勝，建國必成」的口號，讓人覺得冷戰年代並未結束，而啼笑不得。但這也是很能表現當前朝野分離論的核心口號。
　第三，是深層中的反中國意識。在許多人心中，中國大陸代表野蠻、貧困、衰弱。皇民化時代歧視中國的意識，很容易在分離論中分析出來。
　於是一股在民族問題上深刻的意志薄弱、懦怯和機會主義，在知識分子、言論人和政客中蔓延。面對日益法西斯化的台灣絕對主義，他們裝聾作啞，甚至隨聲附和，投降歸順。
　矢內原先生後來會享有那麼大的榮譽，就是當全日本都發瘋時，還有一位矢內原，忠於信仰、知識，在逆流中堅強地頂住了。否則日本後代子孫將怎麼樣看待祖父、曾祖父這一輩。現在我也時常在想，未來的子孫看到台灣這一段歷史，叫他們怎麼理解﹖
　過去當人間雜誌報導一些問題時，很多人說我們「別有用心」、「偏激」，可是僅僅三、五年，很多人就開始理解了。現在，雛妓、兒童虐待、少數民族、核能發電、環境生態、五○年代白色歷史等問題，人們不但理解，而且參與改革的運動。人們常問：當時有那麼多媒體比「人間」大，比「人間」有錢，為什麼他們看不到問題，「人間」卻準確地看到了。答案在上面講過了，我們有另類的視角，另類的思維，讓我們克服了主流思維和視角的盲點。
　所以，在解嚴後，我們理當花更多的時間，從另外的角度去看待我們的生活、歷史、經濟。這就是為什麼最近幾年來，我離開了小說文學的創作崗位，關心台灣的經濟史、社會史、戰後資本主義發展史的論說，從事於「科學的自我認識」。我很希望這種自我認識不只是認識台灣，做台灣的研究終於有一天會碰到中國的研究。科學性的認識中國，也是我的渴望。
　
全球新經濟運動
　
　當冷戰過去，全球新一波經濟運動，所謂「第四代資本主義」運動興起。這波經濟浪潮的中心是環太平洋國家，包括四小龍和中國大陸。這波經濟運動，能否在這些國家各自文化遺產和各種限制下順利發展，將深刻關係全世界的經濟。如果無法發展下去，就是全世界經濟的停滯和衰退，我雖不是學經濟的人，也不能不關心這樣的問題。台灣早該拋棄冷戰歷史的教條，去瞻望自己的未來。
　從世界經濟體系的歷史來看，資本主義有其局限，資本主義靠著開發，不斷尋找新的物質轉化成商品，透過流通取得利潤。但是有時而窮，例如現在臭氧層、河流、海洋都發生問題，大家都體會到資本主義不是一個永遠的王國，會逐漸衰敗。
　同樣的，一個窮酸寒傖的人，也不見得永遠起不來。我不會附和人家說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我其實是頗焦慮的。中國大陸需要一種自覺，一種深度對自我的尊敬，一種對腐敗拒絕的力量。
　我不信中國的經濟，可以在一片漆黑中發展，也不相信經濟發展會在台灣這樣一個嗯嗯哈哈、打馬虎眼的社會，持續下去。
　人類第一次社會主義的實驗雖然沒有成功，但它的遺產應該留下，成為下一波社會主義運動的基礎。這遺產是深刻地相信：人不該人吃人，壓迫別人。繁榮應該以人為中心，不應該以人、社會正義和大自然的代價來取得發展。如果中國能成為未來世界經濟的推動力之一，我希望能有「另一型態發展」的觀念，將中國古老文明中，人和人相處，人和天相處的觀念融入經濟，成為新時代經濟發展的動力。（鄭一青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