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醫院 — 百年沈疾難下刀？

　一位來自彰化的六十歲老阿媽，在今年三月為了接受眼睛超音波檢驗，因為在醫院內迷路，遲到二十分，遭超音波室小姐的狂吼：「你們不認識字呀，這張紙上已寫明你們要來這做檢查。」只是「這」只寫著「眼睛超音波室」，並未寫明眼睛超音波室在「檢驗大樓」。

　病人在台大醫院驗血，被檢驗人員扎錯針、被連扎了幾針，也只有沈默地忍耐，因為這些檢驗人員連看他都不看一眼。

　年輕優秀的醫生，在這也面臨人性最深層的考驗。台大醫學院招進的是全國聯招得分最高的學生，畢業後來到台大醫院，所得到的待遇只有榮總的二分之一，長庚的三分之一。因此所有發生在省、市立醫院的事─拿紅包、兼差開業，在這照常發生。

　然而台大醫院最吸引優秀醫師留下來的是，台大傳統的自由及濃厚的學術風氣，以及它還是台灣最優秀學府的盛名。

較為精緻與人性化的醫療

即使長庚醫院常到台大醫院求才，但還是有些人不願離開台大。十年前當內科教授許金川還只是兼任講師，月薪六千元時，長庚就提供他三十萬元月薪，然而許金川喜歡留在台大做研究到深夜兩點，拒絕了。「當時敦化南路一棟房子才兩百七十萬元，」許太太說。許家就靠許太太開牙醫診所來支持許金川做個快樂的研究員。許金川因研究出肝癌的早期發現與治療，而得到國科會「傑出研究人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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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長庚長期處於高壓、多變的環境下，台大醫生所處的環境非常自由，「不做事也沒人管你，做得要死也沒人管，」一名醫師說。

　因此，醫生若是要認真做研究、認真看病人，都是出於自我榮譽感和自主意願，因此，台大醫生書卷氣普遍較重，也較把病人當人看，而不是當產品看。

　台大一些外科醫生在為病人開完刀之後，當病人情況危急時，常徹夜守在加護病房照顧病人。

　台大醫師的診斷，比較為人信任。一些人對自己的病較為疑慮時，通常請台大醫師做最後的診斷及治療，因為台大醫生較為謹慎，可信度較高。

　一名長庚醫師形容台大是英國文化，較有傳統、精緻，但也較沒效率。長庚則是美國文化，很大、很有效率，但卻較粗糙。

　台大醫師願意花較長時間看病人。台大內科教授陳定信、賴明陽每每一診要超時一、兩個小時才能看完三十個病人。他們初診平均花二、三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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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訪長庚的門診室，只要病人願意來，半天的門診看一百多個是常事。

　只是老舊的機器上，背負著沉重包袱，有醫界人士形容台大醫院是「隨時會垮下來的三層蛋糕。」

　當了九十年首屆一指的教學醫院，近十年來，由於陽明、長庚、成大等醫學中心陸續興起，台大醫學中心，已逐漸失去了許多的第一。一名台大教授指出，以內科為例，榮總姜必寧在心臟向管、長庚醫學院院長吳德朗在心律不整的研究、羅慧夫在整形外科、廖運範在肝炎的臨床研究、黃俊生在耳朵的眩暈手術，都有世界水準；榮總試管嬰兒已做了一千個，居世界第二，兩年後，台大才做第一個試管嬰兒。

　台大憑著一些醫師的長年執著，仍保有一些第一。由內科教授陳定信領軍的肝炎研究小組，在肝炎的基礎醫學研究、戴東原在糖尿病流行病研究、張天鈞在內分泌學的研究、張傳炯、鄧哲明在藥理學研究，以及外科一些醫師在新生兒先天性心臟病、腦血管外科、肝癌外科等暫仍然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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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量醫界研究品質有二大標準：一個是各醫學院發表在世界醫學雜誌上的論文篇數，一個是論文平均引證係數（即平均一篇論文被世界醫學界寫論文時拿來引用的次數）。

　在基礎醫學論文篇數上，台大醫學院將第一名寶座讓給成立才十年的陽明醫學院；在臨床醫學的論文篇數，台大醫院輸給榮總、長庚。（見表）

　平均一篇論文曾被引用的次數，在基礎醫學方面，台大輸給長庚、陽明，在臨床醫學方面，以台大居首。

看不到外在危機

　雖然研究品質正逐年落後，但台大醫學中心並無暇正視逐漸失去的第一，正忙著處理內部紛亂。去年，台大醫學院由於二年前選出的院長陳維昭當選台大校長，遂舉行第二度的院長選舉。陳維昭的同班同學謝貴雄當選醫學院院長。近八十歲的中研院院士、前台大醫學院院長李鎮源，向台北地方法院按鈴控告謝貴雄不法之處─謝貴雄與台大醫院簽下專勤制度的合約，每年領百餘萬元專勤獎金，卻在青田街開小兒科診所，不僅租軍醫牌照，也找台大小兒科的年輕醫生兼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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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謝貴雄的台大教授如外科李俊仁、骨科陳博光、婦產科周松男等的論調是：「既然他已選上，就應遵守遊戲規，讓他當院長試試看。」

　一名台大醫院復健科醫師指出，他們決不會選出像陳定信這樣嚴厲的人，因為陳定信會匡正台大醫院的風氣，抑制台大的惡習，所以陳定信也不會出來參選。

　李鎮源所領軍的一群是有相當研究實力的教授，如中研院院士陳定信、賴明陽、陳培哲、許金川、陳振陽、公共衛生系教授金傳春，病理科教授許輝吉、蘇益仁等，反對的理由是，身為台大醫學院院長應該誠信，不誠信的院長應該下台。

　陳定信解釋他為什麼要站出來反對。他認為學術界是站在社會的先鋒，是非、道德更應分清楚，否則醫學院的年輕人會怎麼想？

　兩年前陳定信提倡「自省運動」，敦促台大人要自省，不要再拿紅包。並在當時的醫學院院長陳維昭的支持下，推行教授評鑑、淘汰制度，淘汰不合格教員。「連升上教授四年後，也開始要接受評估，我自己也是教授，為什麼要提倡這種與自己過不去的制度，為的是台大醫學院的下一代，」陳定信說。

　結果兩年來台大解聘了三位教員，但紅包問題依舊存在。

　他們也堅決反對學術界的領導人用選舉的方式，唯恐政治污染學界。他們說，從未聽說美國的院長、校長是用選舉。

　陳定信強調，這個問題不是只有台大有，台大只是有勇氣站出來反對。

　一位了解謝貴雄心情的人說，謝貴雄認為很多人都在開業，他只是因為被選上，才受到批評。

位處百年谷底 　

　「台大醫院已面臨百年來的谷底，」四十二歲的台大醫院病理科教授蘇益仁說：「這件事不解決，會影響深遠，是台大醫院百年一大災難，不僅是危機。」

　在台大醫院內，也有許多醫生有不同的看法。一名四十來歲的內科教授憤怒地說：「這是一個不實際、說謊的社會，每個人都在說謊。」

　他的意思是說，整個台大醫院體制已經死了，醫生待遇很低，即使不想發財，想要好好做研究，又得不到經費支持，只有向國科會申請撥款補助。但請來的助理三天兩頭就跑，因為助理待遇太低，沒有公勞保。如此要逼醫生不在家開業、不收紅包，醫生那有錢做研究？

　在這名年輕教授的眼，能幹、會賺錢的醫師才是榜樣：「謝貴雄是台大醫院年輕人的英雄，因為他既會賺錢，可高薪請很多助理，又會做研究。」

　台大醫院另一令人垢病的重點，是長老、派系寡頭壟斷的組織方式。譬如陳維昭、謝貴雄等這群民國二十八年次的同班同學，總共有十三個，號稱「十三太保」，在台大醫學中心內，一人兼多職，壟斷了各個重要職位，等於集體掌握了台大醫學院和醫院的人事權、預算權。譬如內科教授戴東原身兼台大醫院院長、急診醫學科主任兩職，內科主任李源德、皮膚科主任孫啟璟、台大醫院副院長謝長堯兼腫瘤科主任、醫工室主任王正一、公共衛生學院院長林瑞雄等。「他們把個人的權位看得比團體還重，」台大公衛系教授金傳春說。

　這一群民國五十四年畢業的同學佔據了台大醫學中心重要職位，考核、掌握底下年輕醫生的生殺大權。因此「敢講話的人是少數，」一名內科醫師說：「我們豁出去了，要與惡勢力打戰。」

　這些反對者猶如面對位高權重的對手，仍願赤手奮力一搏，勇氣可嘉，卻也前途堪虞。

　因為台大這些在位者背景雄厚，不乏一些政要親戚。

　台大醫院的長年積弊，眾人皆知，卻也令人束手無策。任由每年政府撥款五億元平衡台大醫院的虧損，台大醫院短期間難見大刀闊斧的改革。

　與長庚的「機能體」對比，台大醫院百年包袱的三大特色完全符合日本組織學家堺屋太一評定「共同體」的三大標準。一是年資主義，即以年資為評定標準，排除內部競爭；二是隱藏內部情報，粉飾太平；三是平均主義，為了讓每個成員能齊頭式平等，感受到公平，重要資源不能放重點部門。

　堺屋指出，共同體化的組織只追求內部公平，齊頭「你死我也死」、成為「同時凋謝的櫻花」，而不顧外在危機。

　醫界人士對台大醫院最大的批評是「封閉」、「純種」、「近親繁殖」。

　長達百年，由日據時代一群不碰政治、台灣最菁英的分子，到光復以後，一群經聯考重重篩選的頂尖學生，進入台大醫學中心密封的體系，不斷地在內部進行純種的近親繁殖，使得體質愈來愈差。

　一名長庚醫學院的心臟學教授，形容他的母校台大醫學院只重用「純種」。台大醫學院畢業、在台大醫院接受專科醫師訓練，中間只能出國短短的二、三年，立即回台大者，才算「純種」。出國留學、長期旅居國外醫界，或者是國際知名學者很難進到台大醫院。

近親繁殖

成大醫學院一名教授指出，在生物學界上，這種「代代近親繁殖」，會使血緣的缺點愈來愈明顯。

　講求純種、近親繁殖的台大醫院，一方面無法接受國內外一流學者到台大醫學院就職，也就無法接受到不同想法，也沒有強手競爭；另一方面也使本身缺點世世代代沿襲下來。

　編制有限及老化的組織，是台大醫院極端排外的重要因素。「目前台大醫院的編制是民國四十年的編制，」一名台大醫院的醫生說。

　近親繁殖出現的第一個併發症是「年資主義」。

　醫學界是師徒制，一個教一個，徒弟不能違抗師父，師父掌控徒弟的生殺權，久而久之，形成台大醫院的長老文化。「學生要升上去，一定要聽老師的話，」台大外科醫生出身的台大校長陳維昭說。

　長老文化也延緩了年輕人成長的空間。「兒子七十歲了，九十歲的老媽媽還當他是小孩子，使得年輕人成長比較慢，」台大外科主任朱樹勳形容。

　因此，在沒有編制限制的長庚醫院，四十歲就可當科主任，年輕的醫師看的病人多很多，較早獨當一面。而在台大醫院，這樣的年紀開刀機會少，台大的科主任也得等到六十歲上下才有機會。

　長老政治文化之中，通常由資深教授輪流擔當科主任。科主任的人事權相當大，由總住院醫師到教授的六個層級，科主任享有提名權，提名之後，還要系內所有教授投票過半數通過，通過之後，再由台大醫學院各個科主任投票過半數通過。

　一名內科教授在未滿四十歲那一年，所有升教授的客觀條件包括論文在內都達到，就因一名內科教授說了一句「太年輕了」，而延誤了一年。

　四十八歲的台大眼科講師級主治醫師林隆光，年輕時得罪一名眼科老教授，因而不准他升等，如今老教授退休，威力猶在，新科主任仍不敢提名他。

　陳維昭提及此例，身為校長仍無能為力。由此可見台大各科主任權力很大，各擁山頭，難以協調。

　一名年輕醫師指出，要各科主任投票極不合理，有的科主任只是副教授，卻有權力投票決定別人能不能升教授，「猶如初中要決定別人能不能升高中。」

　在台灣劣質的選舉文化下，有投票就有利益交換。多名台大醫院醫師指出，各科主任互相拜碼頭，「今天你支持我的人，明天我支持你的人」；即使現今台大醫學院院長的選舉，也有類似「今天你支持我，明天我實踐對你的承諾」一名內科教授感歎，這種忽視台大醫院的整體利益，而對個別科別的承諾，嚴重危害台大醫院的未來發展。

　一名台大醫生形容台大的年輕醫生在這樣的文化下，人格受到嚴重扭曲，導致相當的不成熟。有的為了保身或深具無力感，乾脆不講話，有的則盡做表面工夫，養成拍馬屁的習慣。

　在長老文化盛行的台大醫院，罹患了新陳代謝遲緩症。台大醫院人事管道嚴重阻塞，年輕人極為苦悶。

　教育部規定，教授年滿六十五歲必須退休，有稀世才能者，可延犀到七十歲。以台大醫院外科為例，十七個台大外科教授當中，有三個已滿六十五歲尚未退休，有八個幾乎長年處於半退休狀態。而等著升正式教職的兼任副教授級、講師級的主治醫師則高達十九個。這些年齡由三十五歲到四十八歲的主治醫師，所擔任的責任還不如他們的校友─四十歲的長庚醫院心臟外科主任林萍章。

　「台大醫院是一灘死水，沒有新陳代謝，」蘇益仁說。死水之上，是處處林立的山頭與派系，山頭之間沒有銜接。

　以外科開刀房為例，每天早上第一刀通常由主任或資深教授排第一刀，下午則由較年輕醫師輪刀，如果碰上第一刀較為複雜，往往拖到下午四點半，麻醉師就拒絕配合再開新刀，因為要趕五點下班。而讓等候開刀的病人白白禁食一天，有的病人連著禁食三次，才等到挨刀。

　台大的護士也會因人手不夠，而主動將病床關掉，空著床不用。「完全是自我主義，沒有彈性，」一名醫師抱怨。

自我主義太重

　台大醫院的上下合作關係也多半不良。一名教授及一名副教授都指出，在台大醫院作研究，無法得到腦力與財力的協助，「我要在實驗室拉個水電，等了三個月沒下文，要做個實驗桌，有五個職員花了兩天的時間來問相同的問題，說是為省錢，桌子能不能做小一點？」一名內科教授說。這名教授所要求的，比起這五個人所重複的行政浪費，成本少了許多。

　台大醫院背負了公教機關少不了的冗員包袱。一名復健科教授估計，台大醫院至少可裁掉三分之一的職員。

　百年以來，台大醫院也信守共同體組織的第二大要件，實施「平均主義」、「不同工卻同酬」。

　台大醫院不同工卻同酬的情況相當普遍且嚴重。兼負研究、看門診的臨床醫師，壓力顯然比病理醫師壓力大；而每天要承受強大壓力，面對生命在旦夕之間的重病病患，開刀後還要在加護病房日夜照顧病人，同時又要飽受醫療糾紛的外科醫生，壓力顯然比內科醫師大。這種不同工卻同酬的管理模式，使得愈來愈少的醫科學生願意做外科醫生。「台大醫院是拿一根棒子要把每個人打成齊頭，」一名內科教授說。

　台大醫院這種共同體化的組織，潛伏著拒絕改革症。

　即使是小小的改革，在台大醫院仍是阻力重重。譬如為了解決「不同工同酬」的問題，台大醫院花了數年時間，研議「指定醫師制」，讓多服務病人的醫生可多領指定醫師費用，立意雖好，卻遲遲難以付諸實行。台大醫院院長戴東原解釋，這個制度有人反對，因為對研究基礎醫學的醫師不公平。

　許多台大醫師卻有他們私底下的解釋。他們指出，指定醫師制一推動，許多醫師更沒理由拿病人紅包，而紅包也有五萬、十萬元，又可免稅，而指定醫師費不可能那麼高。

　在台大醫院紅包、開業問題仍如其他省市立醫院，一樣無法斷絕。這顯示台大醫院已面臨組織倫理的嚴重頹廢。

　堺屋太一曾分析，倫理可能腐敗，也可能頹廢。所謂腐敗是知其惡，卻任其橫行，毫不節制。所謂的頹廢是無法辨別什麼是惡？是非不清。

　在台大醫院，紅包現象普遍，紅包有惡性、良性之分。惡性紅包指的是開刀論斤秤兩，「開刀前先講好價碼，如開一條血管五萬元，」一名台大醫師說。良性紅包，即開刀前不收紅包，開刀後仍送來才收。

　「馬偕醫院都可徹底禁止拿紅包，為何台大不能，」台大一名骨科教授助理說。

　傅斯年當台大校長時，曾經解聘拿紅包的醫生；李鎮源當台大醫學院院長時，也有處罰過拿紅包的外科教授李俊仁。

　但如今這種風範，在台大醫學院已不多見。台大公共衛生學系教授金傳春去年就曾當面問過戴東原紅包的問題如何解決。身為前司法院院長戴炎輝的兒子戴東原回答說：「要抓，你去抓？」

　台大校長陳維昭回答天下編輯這個問題時，停頓了一會兒說：「沒有證據時不能亂抓人。榮總在禁止，也不能徹底禁止。」

　在台大醫院這種頹廢的倫理風氣之下，一些要開刀病人家屬不只要擔心病情，也要為送紅包疲於奔命，惟恐紅包沒送，就等於廟沒拜，神就不來救他了。

　因此有人建議，在台大，尤其要開刀，未必要迷信名醫，有些年輕，不拿紅包，刀開得好的醫生也是有的，要多多打聽。

　身為全國菁英的搖籃，台大醫院更應該率先革心。一名留美醫學專士感歎國內醫界醫匠一大堆，但是真正有人性的醫師幾乎沒有。這位也是台大醫學院畢業的南部醫界領導人指出，申於醫學是直接與人接觸，破綻比較明顯。「一個最高級知識分子的搖籃，更應對這種沒有理想、沒有格調的事負責，」這名南部醫學者說。

　老舊的問題無法根治，百年台大似乎籠罩著一股頹廢的優越感。難道集全國最菁英的醫界搖籃，甘心自我淪落？

　當外界仍在重金禮聘台大優秀醫生時，是什麼理由讓他們不想離開這個有著百年問題的老大醫院？

　吸引他們的也是他的百年傳統─充滿自由風氣的學府、可與全國最菁英的分子共事。

　「目前台大醫院正在新舊汰換，改變是著眼於將來的需要，」新大樓內的年輕菁英說。

　陳定信也呼籲改革的必要性：「我們不要忘記我們光榮的歷史，不要對不起它…。」

　仍有些人很執著，帶一股傻勁。深夜一、兩點，仍有醫師在台大古舊的實驗大樓埋首做研究，也有教授在巡病房，穿過老式紅磚樓房，對街的新大樓沈默的靜立著，夜深了，中山南路人車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