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的一千天

意外的接班（一九八八年一月）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晚間八點多，總統府大禮堂氣氛奇異。中華民國主要黨政軍領導階層，才剛接受蔣經國總統突然病故的事實，又快速地目睹副總統李登輝，由司法院長林洋港監誓，依法宣誓就任總統。
　他們的心緒起伏，既矛盾又複雜。一方面，要強忍領導強人經國先生撒手人寰的悲傷。另一方面，對李登輝的登位繼任總統，充滿期待與自豪。這些在國家發展進步過程，各有貢獻的黨政大員，在蔣經國總統去世四個小時不到，就齊心協力完成了歷史性的政權傳遞大事。史卌將會寫下他們平穩帶領中華民國度過政治重大危機的紀錄。
　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一手提攜的這些要員，包括第一代的林洋港、俞國華、李煥、郝柏村、孫運璿、謝東閔、沈昌煥、倪文亞，以及中生代的宋楚瑜、連戰、陳履安等人。他們多半與李登輝保持同事之誼，對他的才能卻無深刻印象。不過，這並不重要。他們有不必言喻的共識，也有強烈的預感，隨著蔣家政權時代的結束，中國國民黨內一個集體領導式核心的形成，是保障大統順利移轉的唯一途徑。他們更相信，李登輝也有相同的認知。
　八四年五月二十日與副總統李登輝共事到八八年一月十三日病故，蔣經國從未與部屬討論過一旦自己辭世的政權移轉問題。不過，他顯然具有李副總統是依法繼位人的準備。八五年中，經國先生因心臟病動手術裝置人工心律調節器，曾要親信宋楚瑜事前告知李登輝副總統，就是視李副總統為當然接班人的象徵。
　經國先生病逝前，他一位年輕一代的愛將，曾應美國前駐韓國大使來天惠詢問，若是蔣經國謝世，政權是否轉移副總統李登輝時回答，依憲法規定行事，是政府的唯一做法；而依憲法，總統無法視事，由副總統繼位。
　這位目前仍是政壇要員的人士，事後曾向經國先生報告與訪華的來天惠大使之間這一段對話。經國先生當時即答稱那樣的回覆「是對的」。

不同的風格登場

　蔣經國對李登輝未言明的期待，黨內大部份重量人士並不很重視，他們認定李登輝的接班，不是蔣經國的計劃，將來的政務不是李登輝一人所能承擔，集體權威與智慧，才是中華民國強人統治時代結束後的領導方針。
　李登輝的自我評價，從八八年一月十三日傍晚起，就與黨內大部份重量級人士對他的期待極有差距。李登輝明白這一切。就職宣誓典禮後，他就低聲和身邊的辦公室主任蘇志誠說，要謹慎小心，因為「掌聲之後就是噓聲了！」
　　　　
　第二天起，李登輝果然展現了不同的風格。他一清早，就與妻子曾文惠一同赴台北榮民總醫院經國先生靈前祭拜致禮。以後幾天，新科總統出人意表地開始他向大老前輩請益求教的行程。他面色嚴肅但不沈重，挺直高大的身影與堅定的步伐下所散發的強勁領導力，透過電視畫面，清晰的傳達至台灣的每一個角落。_
　八八年一月十四日至三十日蔣經國安葬的兩個多星期，李登輝連續每日清早即向經國先生靈前致禮的真誠鏡頭，深深打動了民眾惶恐的心弦。他走訪俞大維、張群等黨政界素負盛名的人士，也博得這些一言九鼎級大老的信賴。俞大維接受記者訪問時就說，李登輝是一位領袖人才。
　登上總統職位不到十天，李登輝就被台灣民眾完全接納了。他在民間培養的聲望至今不衰。
　黨政界執掌實權的行政院長俞國華、中央黨部祕書長李煥、參謀總長郝柏村等人也都驚喜多於訝異。他們對於失去蔣經國的台灣，也曾多次憂疑恐懼，未料到貌不驚人的李登輝，憑著個人魅力就化解了人心不安的問題，私底下甚表稱揚，相互之間也對這樣一位總統的表現極度肯定。他們決意齊心與李登輝合作，順利完成大統接班；並且公認由李登輝接掌經國先生遺下的中國國民黨主席地位，是確保政權移轉的重大工程。
　
　代理主席，還是集體領導：李登輝接掌總統後，原訂中常會中，通過李總統續任代理黨主席。不料，蔣夫人親函表示，有元老級中評委建議應考慮集體領導。政壇人心浮動。最後在宋楚瑜發言，李煥、郝柏村、俞國華人支持下，中常會通過李登輝代理黨主席，確定黨政一元領導。

沈昌煥卸職，另有內情（一九八八年十月）

　總統府，在中華民國特殊政治運作過程中，形成了一個與政府其他機構，甚至現代社會幾乎格格不入的文化。府內資深員工習慣於蔣氏父子的作風；李登輝的平民元首形象，風靡巿井街巷，但不能立即征服總統府內不少為蔣家兩代總統工作過的官員。做副總統時，李登輝是客卿，府內事務向來無權過問，對於總統府的特殊官場文化也未曾留意觀察。
　就任總統，李登輝才發現，總統府內的人才與預算，與他過去領導過的台北巿、台灣省政府完全不同。換句話說，這是一個封閉多年的地方。人事資料顯示，府內員工大都來自軍方基層，高中學歷者佔很高比例。總統府也時常捉襟見肘；除公務花費撙節至上之外，府內辦公設備也很落後，家具裝飾數十年如一日不說，通訊用的電話還是社會上逐漸淘汰的撥盤式話機；公事文件資料處理仍舊依靠人手，電腦化在這是天方夜譚。
　李登輝立意革新。他知道第一步要從府內人員的觀念做起；而最高幕僚長沈昌煥不是合作的對象。一九八八年年中左右，李登輝決定更換總統府祕書長。他耐心等待著適當時機的來臨。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七日下午，聯合晚報與中時晚報的一版頭條新聞，帶給台北政界與多數台灣民眾一股清新的意外。
　黨政不倒翁總統府祕書長沈昌煥終於告別政壇了。這是李登輝總統就任以來，極重要的政府高層人事異動，也被認為是李登輝順應民意的一次大展魄力的抉擇。
　李登輝挑選的祕書長繼任人選李元簇更出人意表。那幾天，各界都以「黑馬」及「復出」形容李元簇。沒有人能明確說清楚李登輝起用李元簇的背後哲學；沈昌煥的遭撤換，卻在媒體與傳聞的描寫下，被看成是他咎由自取、無以怨尤的下場。
　實際內情，李登輝心有數，但已不必對外解釋，靜靜接受民間對他除舊布新作為的讚賞。

沈昌煥中常會發難

　依據那時朝野一致認同的說法，沈昌煥抵擋改革不遺餘力，在政府官員力求突破外交沈悶處境之際，居然逆潮流而戰。八八年十月十二日，他在國民黨中常會上，拿出已故蔣中正總裁遺作「蘇俄在中國」，公然訓誨外交部長連戰和經濟部長陳履安等後生小輩。當時民間經貿界組團已赴蘇聯考察，經濟、外交兩部樂觀其成外，據報導團中亦有官員隨行。
　沈昌煥在常會上提醒政府部門對共黨國家要有敵我意識。他的發言，據現場人士描述，對行政院長俞國華也很不留情。俞院長當即允諾沈祕書長一個星期後提出說明報告。沈昌煥當天的言詞與動作，在場人士認為，是一次目無主席，而且暗有所指，是間接向黨政資歷較淺的李主席發難的挑戰。
　李登輝現場並未多所言語；報紙卻報導了沈昌煥極力反對外交彈性處理的憤怒講話。
　十月十六日，聯合報的二版上刊登了一篇以「這不行，那不行，什麼行？沈昌煥先生在國民黨中常會的『震怒』使海外人士費解」為題的文章。這篇作者署名龔濟的評論，直接犀利地指明沈昌煥已不適任總統府祕書長。
　這是批評沈昌煥的媒體評論中，最尖銳不留情的一篇。
　李登輝在副總統任內，與沈昌煥有多次不愉快的交手經驗，對這位祕書長的老謀深算了然於心。
　在蔣經國猝然病逝之前，受經國先生重用的黨內老臣，大部份都未特別注意李副總統。沈昌煥被認為是其中之一。
　李登輝從省主席辦公室遷移至總統府時，沈昌煥已是參與國家大政多年的總統府幕僚長。他與李登輝保持著祕書長和副元首的公務關係。李登輝很清楚他在總統府的處境。他知道，在許多黨內資深人士看來，他這位副總統與前任副總統謝東閔一樣，是國民黨統治台灣的過程中，不得不與本土人士妥協的政治棋子，並無實質作用。李登輝保持緘默。
　李登輝在農復會、行政院政務委員、台北巿長，以至省主席任內接受不同行政磨練，也曾代表政府參與國際性活動，唯獨在外交政策的決策領域內從未真正涉足。他下決心克服這個缺憾。除了奉經國先生之請，主持副總統責任範圍內的事務，居中協調執政黨與黨外反對人士的歧異外，也將大部份的時間投入大量閱讀有關國際關係的資訊與書籍上。
　李登輝在副總統任內出國訪問三次，每次回國，都認真嚴肅的書寫報告呈交蔣經國總統，並囗頭向總統補充說明出訪心得。
　事實的發展顯示，沈昌煥對於李登輝的關心外交作為頗不以為然。據指出，有一次，李登輝向經國先生反映一位駐外大使的表現甚受批評，值得注意。沒多久這位被認為屬於沈昌煥系統的大使，就被調回台北升任要職。李登輝接任總統後，總統府官員感覺得到祕書長仍將主導外交大計的用心。
　當上副總統之後，李登輝與蔣家第三代的蔣孝武也時有往還。經國先生病故，出使新加坡的蔣孝武，曾不止一次單獨與李登輝談及中華民國的未來，以及李登輝的處境。
　論及蔣家黃忠老將的前景安排時，孝武以他的經驗向李登輝分析各路人馬的動態。關於沈昌煥，孝武的建議是，如若李登輝有更理想的幕僚長人選，換掉沈昌煥亦無妨。
　一九八八年，八、九月間，駐新加坡的蔣孝武一心一意策劃促成李登輝總統以官銜訪問星國。外交單位也全力以赴。外交部長連戰了解李登輝尋求外交新局的意念，相信新加坡之行是理想的開始。
　沈昌煥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中華民國外交大敵中共仍然虎視眈眈，台灣因前一年大陸探親政策施行所升起的大陸熱，急待澆息之際，對外關係上堅持中華民國國號更是必要。他永遠記得經國先生所說：「中華民國四個字不能在我們手上消失」的話。
　李登輝訪星，不能公開使用國號之外，新加坡強人總理李光耀素與中共高層有密切來往，沈昌煥擔心李登輝南訪新加坡，可能予國際間台灣與中共藉新加坡暗通款曲的印象。他並以當時沒有副總統代行總統職務為理由，力主三思而行。
　這些意見，李登輝認為是不具備說服力：沈昌煥決定極力阻止總統的新加坡之旅。
　外交部門仍然熱心計劃著元首的訪星細節。八八年九月，一件正式公文呈送到總統府祕書長的手上。文件中，詳細說明李登輝總統赴星的頭銜稱呼、禮遇安排，並評估此行值得實現。
　沈昌煥決定不讓李登輝正式核批這份公文。他找來副祕書長張祖詒，由張祖詒親手草擬一份簽呈，向李總統報告，經過各方審慎評析，訪問新加坡的計劃應予暫時擱置。
　張祖詒找來府內一位官員謄寫這份公文。這位官員覺得事有蹊蹺，為求自保，當時暗中影印副祕書長手寫字跡公文原草稿。
　沈昌煥主導的公文變化，很快被李登輝看出破綻。他要幕僚向外交部查詢，發現外交部的公文早在半個月之前就呈報到了總統府。

是行動的時候了

　積壓公文，又改寫公文，李登輝認定是他採取行動的時候了。
　正好，為了沈昌煥中常會上既失言又失態，媒體和輿論對沈昌煥交相指責，李登輝決定趁勢推舟，以順應民意的方式安排沈、張兩人離職。
　李登輝找來沈祕書長，直截了當說他有意請沈祕書長任總統府資政。
　沈昌煥在民間悠悠之囗的烈火批判下，已是焦頭爛額，聽到這話無話可說。大勢既已離去，優雅地卸職才是上策。事後，沈昌煥堅持他不與新聞界接觸的原則，不肯對外談論自己離職的內情。由於李登輝並沒有向沈昌煥明說他識破公文流程原委，據總統府內了解內幕的官員判斷，沈昌煥可能也不知道，李總統事實上是為了公文遭到更改，才決定請沈昌煥卸職的。
　李登輝快刀斬亂麻，立刻提出外界設想未及的祕書長接任人選，曾任內閣首長、政治大學校長李元簇。
　為防止國民黨內同情沈昌煥者反彈，李登輝還十分技巧的當即將此一重大消息，傳達給兩大主要晚報。
　很快的，總統府長青樹祕書長去職的消息傳遍各地。在一片叫好的掌聲中，李登輝順利完成他主政後，總統府內重要人事變動的大計劃。
　　　　
　雙李不和：一九八八年下半年開始，俞國華聲望日下，政壇「倒俞」之說起。一九八八年五月，由李煥繼任行政院長。不久之後，李登輝、李煥不和公開，政壇流言漸起。一九九○年初，為了副總統人選問題，政壇的較勁角力，持續沸騰。出乎各方預料，李登輝提名李元簇為副總統，政壇一片驚愕騷動。

意外、震驚又熾熱的中山樓（一九九○年二月）

　一九九○年二月十日，下午。台北車水馬龍。總統府祕書長辦公室，電話鈴聲響起，國民黨一位高層主管，語氣急促的要求立即會見李元簇祕書長。
　數十分鐘後，李元簇保持他一貫的肅然，來到李登輝總統辦公室。他告訴李總統，黨副祕書長鄭心雄報告說，幾位對李登輝抉擇副總統人選有意見的黨、政、軍界要員，策劃反撲，將於當晚連夜集會，發起以投票表決方式，在十一日的臨時中全會上，向李登輝內定為執政黨總統候選人的議案挑戰。他們正分頭連繫可靠的黨內中央委員聯手行動，初步估計可以得到超過半數支持。
　計劃中，先以黨內民主的要求為由，利用票選否決李登輝的提名案後，再提案由林洋港代表執政黨出馬競選總統，並透過票決定案。計劃實現後，副總統案也以表決進行，向中央腹案人選挑戰，可能推出人選似乎是蔣緯國。
　李登輝心頭一震，乍然之間不太能相信這一番話。在事實未證明前，雖然不宜掉以輕心，但也不可輕率張揚。他找來府內極少數親信，告知有此一說，要部屬審慎設法了解。
　為了執政黨副總統人選問題，政壇的較勁角力，已持續沸騰好幾個月。十一日，國民黨為提名總統、副總統候選人而召開的臨時中全會，預料黨內必然有人對傳聞中李登輝選擇的副總統李元簇公開表示異議，提出要求票決等建議加以抗衡。支持李登輝的黨中央系統，包括總統府內官員，已做了因應的準備；卻未料到，十一日所面臨的，是針對李登輝獲提名資格的正面衝擊。
　這個外表平靜的下午，總統府要員就這樣在政局暗潮洶湧的焦灼中煎熬著。

兩派人馬向黨中央挑戰

　傍晚，總統府繼續接到關鍵性的電話。分析電話訊息後，李登輝這位黨主席不得不相信，他的黨內高層重要部屬，正在醞釀一項推翻他正式獲提名為執政黨總統候選人的行動。
　在鄭心雄向李祕書長做完報告後，一位大老級的高級將領，也撥了一通緊急電話進總統府。他說，一位軍中主導文宣系統的將領曾以電話告知，準備在臨時中全會上，以票決方式提出他們所屬意的總統候選人，希望這位上將將領也加入支持行列。
　大老說：「我已經明白告訴對方，萬萬不可。」
　大老將領所指的那位文宣系統大將，與國防部關係密切。而先前鄭心雄向李元簇報告時，提到的重要人物，包括行政院長李煥與國防部長郝柏村。
　現已病逝的鄭心雄說，他十日下午與院長有約，在走進李院長辦公室前，正好撞見郝部長步出院長辦公室。李院長在郝部長身後，叮嚀部長，剛才談的是絕對機密，部長一定不能洩露天機。
　鄭心雄好奇心起。進入院長辦公室後，詢問是何種機密要那般神祕。這一段經過，李煥事後接受訪問時，卻不記得有此一事。
　依照鄭心雄的描述，當時，李院長曾表示，因為看他是自己人，就把十一日臨中全會上有行動的計劃大致說出。據鄭心雄了解，當天晚上，行動核心人物將要集會，詳情則不得而知。
　李煥和郝柏村在院見面，加上大老將領的電話，兩件事情相映證，李登輝開始相信，十一日的臨時中全會勢必有一番波瀾了。
　他心內傷痛多於憤怒，強忍著被出賣的悲哀，要部屬通知中央黨部祕書長宋楚瑜和國安局長宋心濂兩人協助訪查內情。
　宋心濂趕緊設法查證。他婉轉與那位軍方文宣系統將領打探消息，對方把他當自己人，證實確有此事。
　宋楚瑜得到消息時，已是十日的夜晚時分。他當時為了十一日的臨中全會，還奔走訪晤黨內大老，在汽車電話上獲知此事，宋楚瑜剛拜訪了陳立夫。這時的他心焦如焚，無法置信之外，也很慚愧事前毫無風聲。宋楚瑜明白，為了副總統之爭，臨中全會不能安寧，投票表決的議案很可能在會中提出，黨中央也沒有理由拒絕接受。為求萬全，他已祕密指示幕僚人員，事先做好選票、票箱等進行投票的準備工作。
　黨中央先前所搜集到的訊息是，有意問鼎副總統的李煥與蔣緯國兩派人馬，不滿李登輝執意挑選李元簇，已研商以程序民主化建議向黨中央挑戰。
　李登輝主席估計這一發展時，不認為是太大威脅，只要應付得宜應可安然度過。
　可是，沒想到票決對象是總統，「是要搞正的。」

關中不在家

　這一驚非同小可。原本就已焦頭爛額的宋楚瑜，又要展現他危機處理的機智了。距離十一日上午開會時間只有幾個小時；儘管民主票決案獲支持程度高低不得而知，事不宜遲，設法了解詳情再研擬因應之道方是上策。
　同一時間，另外兩通電話撥給了總統府官員。一位自國外返台出席臨中全會的中央委員說，在機場，迎機的中央委員友人「說話怪怪的」。這位中央委員提到了當時任黨副祕書長的關中。
　另一位屬於黃復興黨部的中央委員則說，他參加過一個由退輔會主任委員許歷農主持的晚宴。席間許主委向黃復興黨部的中央委員表示，十一日臨中全會有事，要中央委員臨場聽他的指示。許歷農九二年十一月時表示，他只是「贊成票選」，如此而已。關中則未曾公開證實自己這天的角色，僅在九○年二月答覆記者詢問他是否曾與李煥、郝柏村一起策劃票決一事時表示，若真如此，那對他而言是「很光榮的事」。
　李煥、郝柏村、關中加上許歷農，李登輝心明白，反對他再任總統的力量儼然成形。總統府一位幕僚奉命與關中聯絡，但關中一個晚上不在家。連夜集會看來是事實。十日午夜時分，總統府、中央黨部人馬開始「反串連」電話戰。第一步是公諸新聞界，目的在提醒十一日採訪臨中全會的記者，民主式的票決建議，是有「陰謀」的計劃。_
　接著，黨中央方面，以電話連夜聯絡信得過的黨內重要人物，和一百多位中央委員，要他們注意第二天聽中央的指示行事，要支持起立推舉總統候選人。
　李登輝力持鎮靜；但在床榻上難以安然入睡。同年三月十一日，他在「中華基督教會國民大會團契」證道時說：「二月的有一天，本人知道了我們的政局非常複雜，問題非常困難，整個晚上都沒有辦法睡覺，差不多做了兩個鐘頭的禱告，但是禱告了，靈沒有進來。」李登輝未明說，這一天是什麼日子，很可能就是指十日的這個夜晚。
　　　　
主流派、非主流派出現：二月十一日，國民黨臨中全會在一場驚心動魄的權力較勁後，七十對九十九票，未通過以祕密投票決定總統候選人的建議，而後全體起立通過推舉李登輝為第八屆總統候選人。
　從此以李登輝、宋楚瑜為主的「主流派」或「起立派」，以及李煥、郝柏村、林洋港為主的「非主流派」或「票選派」成為最新政治名詞，為各界沿用。
　三月政爭：非主流派擬推出林洋港、蔣緯國為第二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在國代選舉總統時與李登輝、李元簇相抗衡；政壇輿論沸騰，國民黨「八大老」穿梭協調，三月九日，林洋港，蔣緯國相繼宣布退選，政爭風波告一段落。
　三月學運：政爭與國代擴權引發三月學運，四十年來台灣第一次大規模學運，聚集中正紀念堂。學生提出四項訴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民國是會議、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_
　李登輝接見學生代表，答應召開國是會議。
　提名郝柏村：五月，再次出人意料，提名國防部長郝柏村為行政院長。李登輝對外宣稱，二人「膽肝相照」，期望共同一手，推展國家建設。
　召開國是會議：一九九○年下半年，李登輝相繼召開國是會議、在總統府下設立國統會，擬定國家統一綱領。李登輝接受訪問時，自認這二件事是接任總統之後最滿意的政蹟。
　總統直選？一九九二年底，二屆國代選舉，國民黨大勝。一九九二年三月，國民黨修憲，但歷經一年餘規劃，宣導的「總統委任直選」案，在李登輝的指示下，突然改為「公民直選」，再次引發政爭。
國民黨三中全會會中，主流、非主流派展開大辯論，最後雙方妥協，達成延至一九九六年第八屆總統任滿前，再行討論的折衷案。

統獨、省籍與權位

　「台獨」與「獨台」的質疑，有很長一段時間糾纏困擾著李登輝，他告訴親信好友，事實足以證明一切，歷史會給他公正的評價。
　李登輝引起外界對他有意鼓勵台獨的疑慮，最早來自八九年五月北京亞銀年會；當時與會的財政部長郭婉容，在中共國家主席楊尚昆眼前起立聽歌的舉動。
　八九年五月以來，李登輝未曾公開說明這一決策的背景考量。但在一次私下談話時，李登輝曾經表示，對中共，這是他一手利刀，一手蜜糖的戰略。李登輝「刀與糖」的哲學，卻招致他被描述為「歷史罪人」的獨台的誤解。甚至海峽對岸的北京領導階層，一度亦懷疑李登輝執行統一政策的決心。據說，中共情治單位曾針對李登輝及他身邊親信心腹的政治理念，做過研究報告。
　當年李登輝藉亞銀年會，推動與中共發展密切互信關係，被看成是在推動一中一台，有朝台獨道路走去的意圖。後來，李登輝指示謹慎行事，提醒國人不要沈醉在超溫的大陸熱中，也遭批評；有人說，這是刻意隔閡兩岸交流，也是台獨手段的實踐。
　亞銀年會期間，李登輝被認為是有意造成中共承認我方為政治實體的「獨台」居心。後來，認定我方為政治實體已經是大陸事務主管官員琅琅上囗，大陸政策更進一步的底線。
大陸政策，進退兩難

　在進也不對，退也不對的處境中，李登輝認定，統獨問題已被政治化，是政爭合理化的藉囗。他以不受影響自處。儘管「台獨」或「獨台」指控的殺傷力極強，李登輝這些年來，始終不肯退卻的堅信，大陸政策主導權是做元首的他無可旁貸的責任。
　對於台獨主張，李登輝有囗頭提倡層次，屬於言論自由範疇的較符合民主政治的觀點。在九一年九月答覆日本產經新聞訪問時，對方問「有台灣獨立的活動，站在民主化與言論自由立場，會不會承認他？」李總統說：「這是難題，台獨言論無法處罰，但是實際活動就是分裂國家。」
　言論自由層次的寬容，顯然在那些自許與中共對抗經驗豊富的國民黨老將眼中，是變相主張台獨不能認同。
　李登輝的知交則對他有另一番期待；他們預料，只要客觀條件允許，自我期許甚高又具開創膽識的李總統，本屆總統任期一九九六年屆滿前，很可能在兩岸關係上，擬議突破性決策，並引導執行。_
　部份政界人士相信，指稱李登輝台獨傾向者，是不了解而且低估了李登輝的治國理念。
　九○年二月，爭取資深國代支持他出任第八屆總統時，李登輝與資深老國代談話，說過六年之內應該有機會回大陸的話。當時，李總統很可能為他未來六年領導中華民國的藍圖，描繪劃時代的大謀略。這個大格局計劃，有人判斷，很可能具有當年西德總理柯爾訪問東德親人一樣的震撼力，推使李登輝登上世界級政治人物之林。
　李登輝並沒有詳細解釋六年內有機會回大陸的意涵。但這些年來，他花費了極高的心思研究籌劃對中共關係的互動演進。依照他統領中華民國的時間表，內政底定後，就是大陸政策的積極開展。一九九○年中，總統府主導國是會議的舉行，是李登輝藉民意力量達到溫和政治革命的設計。一九九○年十月，國家統一委員會成型；國統綱領接著擬定完成。兩者都出自李登輝的手筆；也是他在內政底定之後，有計劃地邁出大陸政策坦途的大步。
　李登輝篤信按部就班，國是會議與國統會，即是這一哲學下的產物。九一年十二月，接受美國之音訪問，他說接任總統以來最滿意的政績，是召開國是會議與成立國統會，部屬解釋正是這個道理。_
　李登輝崇尚智慧謀略，他看中國的未來，看台灣與大陸的關係演化，也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

營造兩岸友善關係

　以戰略的出發點觀察，對大陸政策，李登輝傾向相信，所謂模糊中有方向的政策方針，是兵法的上乘運用。從這個角度看，他的一度被指控為台獨，在某種目標下，不失為一種戰術。
　李登輝最早思考他與中國大陸的關係，遠在接近二十歲，決定大學所要主修的專業學識之時。一九九○年四月，李總統告訴訪問他的日本作家深田祐介說，他曾經想到中國大陸的東北去解決中國的農業問題，因而選擇日本的京都大學攻讀農業經濟。當年五月號的日本文藝春秋雜誌上，他回答深田祐介的問題時說，讀大學起初想攻讀西洋史，但受台北高校中國史老師鹽見的影響改變想法，想研究中國問題。「然而解決中國問題最大的關鍵就是農業問題。因此才改學農業經濟，並且想要前往中國東北地區。當時東北地區京都大學畢業生勢力最大，就赴京都大學攻讀農業經濟。」
　這位日本籍的鹽見老師，還指引李登輝認識中國的苦難。李登輝向深田說，鹽見老師的教學方式具有獨特風格，在第一堂課便把春秋戰國一直到鴉片戰爭一囗氣全部教完。然後再在往後的一年，對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現代史詳加講述。李登輝說：「我就是在鹽見老師的課堂上，了解到近代中國史所受到的苦難，那真是一種強烈的體驗。」
李總統自認自己台灣人的背景，看中國大陸，看兩岸互動，具有不受過往國共兩黨糾纏經驗影響的優勢地位。他築建與中共發展關係的軌跡，以善意為出發點，他經常告訴主掌大陸政策的官員，營造兩岸間的友善關係、化除敵意十分重要。就在這個原則下，李登輝提出中共善意回應，以換取我方更進一步積極對大陸政策的主張。
　為強調善意，李登輝首次以和緩、替對方著想的言詞，表現善意。最早在一九八九年的元旦祝詞上，說明大陸政策原則時，李登輝捨棄以往政府慣用的嚴厲批判共產黨字眼，改以理性對話方式，向中共表達要在善意基礎上建立正常平和交往的訊息。
　以後發表與對大陸政策有關的談話，李登輝的措詞有一套溫和漸進的邏輯。他從不稱呼中共為叛亂團體；從不用非法字眼形容中共的領導人。反而用為對方正名的方法，試圖換取中共對我方政治實體地位的尊重。他指示總統府發言人以「中共當局」或「北京當局」稱呼大陸，相對於我方的「台北當局」。李登輝也避免在公開宣示的告或政治性講話中，直接刺激中共領導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和平演變大陸等字眼幾乎未曾出自他的口中。他主張與中共發展關係不必逞口舌之快。他因而也反對新聞界大幅報導有關中共可能武力犯台的新聞。
　就任總統以來，李登輝堅持總統應主導掌控外交、軍事與大陸政策。他與李煥之間的摩擦，總統府官員知道，與李煥之子李慶華對大陸事務的參與有關。李登輝與郝柏村府院不睦的起因，均與軍方事務有關。國民黨內如沈昌煥、許歷農等人對統獨問題的憂心，他們未能體察李登輝的大陸策觀，被認為是主要原因。
　李登輝主導大陸政策，還以政府相關人事權以及兩岸關係變化主動權，為兩大主軸。結束動員戡亂時期，在總統府內設置國統會，鼓勵兩岸進行事務性的對話與協商，主導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與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會談，都是計劃中，階段性大陸政策目標的實現。大陸在我方的海基會之後也以「非官方」性質設置海協會，就被我方視為是主導兩岸關係互動的積極進展。

中共注意「台灣總統」

　具有與共產黨爭鬥經驗的國民黨人中，卻有人懷疑李登輝太過單純，對中共投注過多善意，可能無法逃脫陷阱。一位曾多次與李登輝交換大陸政策觀點的人士則表示，國民黨內保專人士未能詳細研究了解李總統的統一謀略，而動輒質疑李登輝統一決心不夠堅定者，犯了不能知彼知己的大忌。
　這位人士說，李總統深信台灣對中國大陸、中國共產黨可能產生的槓桿影響力，是探討李登輝大陸政策內涵不能忽視的重點。這位人士強調，目前該擔憂的，是李登輝對大陸政策的高度自信，以及「太小看」中共的危險，而不是台獨。
　李登輝主導當控大陸政策過程中，最不以為然的，是部份來自大陸的外省籍政治人物，與北京暗通款曲。他十一月十一日在國民黨中常會上說，「本黨面有些同志目前看到中共，不是一面倒，就是要藉中共來壓迫我們自己人，這種人還不少哩。」據總統府官員表示，就是指黨內高層有人私下與中共方面結合。官員聲稱，這樣的情況，「總統府掌握了確切的訊息」。
　李登輝還知道，早期國民黨內部份人士，透過往返台北、北京者向中共領導人傳遞不利李登輝的資訊。
　中共看李登輝，從一開始懷疑，到後來確定「以李登輝為主」的對台工作方針；北京方面歷經長時間觀察外，李登輝透過管道獲取北京領導人對他中國觀的信賴也是主因。九二年三月，李登輝在黨內遭批判甚烈的總統直選大轉彎修憲建議，未曾引起北京高層憂心他一手栽培「台灣總統」的質疑，來自中共內部人士的分析指出，這即是中共對這位「台灣人」總統已具信心的徵象。
　這位人士表示，中共領導人已明白，解決「台灣問題」，他們未來四年要打交道的對象，是李登輝「先生」。不過，中南海領導人不出沒有把握的牌。在摸清楚李登輝的權位威望、政治哲學，以及在台灣政情轉化定型之前，除非兩岸發生驚人事件，否則北京不會輕易出手。
　中共計劃如何繼續與李登輝周旋，做不流血的爭戰，還有待事實與時間驗證。智慧謀略至上的李登輝，依情勢研判，短期內也不會攤開他手上的李登輝式統一牌。不論台灣內部的統獨、省籍和個人權力鬥爭如何發展，大陸政策，勢將是李登輝總統本屆總統任期內，最深切重要的施政重點。
　可以預料的是，除了強調台獨、尋求統一的具政治作用宣言外，李登輝仍將戰術至上，不輕易透露他應對中共的天機。
　不過，李登輝的若干言談，被認為是觀察李總統一的訊息。一九九一年七月四日，美國華盛頓時報巡迴總編輯狄包奇格瑞夫晤談，李登輝總統坦白說，他知道如果他與中共談判將聲名大噪。但是，「我不想要那種傷害我們國家利益的聲望，那僅僅是一種個人為討好大眾技巧的賣弄而已。」李總統還強調：「我們不是在為戲劇性的報紙標題而競賽。」
　
「三不政策」已不重要

　一九九○年初，李總統說，六年之內可能有機會回大陸。他與深田祐介討論中國大陸的未來時說，「大陸也應該成立共產黨以外的政黨」「即使共產黨失敗了，也有其他可承擔政權的政黨」。一九九一年底，他向對大陸廣播的美國之音說，中國大陸是台灣經濟發展的腹地。他還講過台灣經驗與大陸的關係，他說：「如果台灣經驗擴散至全中國大陸的話，使大陸人民知道自由社會的好處，進而脫離中共當局的統治，尋求經濟層面的獨立。將來中共也會走向放棄共當獨裁政權的道路。」他也說：「即使是我們不走向談判桌，我也絕不會忘記中國大陸。雙方的經濟貿易正快速的結合中。」
　李登輝一心一意認為主導大陸政策權在他手上。他曾透露精心研究政早年「三不」政策的努力，還不諱言「謀略第一」的政策方向。九一年九月那次接受日本產經新聞訪問，回答為何不放棄三不政策時，李總統說的十分坦白：「日本人動不動就談到三不政策，它已經不重要了。不是有一半以上已經不存在了嗎？所剩的只有政府間的談判而已。我自已也充分研究三不政策。它是敵強我弱時的護身符，是唐太宗的遺訓。總而言之，是因應時代的戰略出擊。」
　對於兩岸可能的談判，李登輝也有時空時關的進行表。九一年底兩岸醞釀商談共同防制犯罪，是李登輝大陸政策大謀略實現的開始。後來，台北海基合和北京海協會的事務級協談，總統府顯然寄以厚望。九二年九月，他對美國訪客說，汪道涵是「溫和派」。李登輝知道汪道涵與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的親密關係，他說這話，又指示總統府在辜汪會談前公布這段談話，絕非僅僅表示個人對汪道涵的觀感。
　李登輝與日本知名學者中島嶺雄是腦力激盪的知友。中島對中國前途有終將走上聯邦或邦聯體制的主張。台北政界觀察家中，不少人相信李登輝總統很可能也認同這樣的主張。
　台灣政治客觀大環境微妙，以及李登輝個人條件、背景和風格的相互撞擊之下，導致李登輝總統任內波折不斷。政界相信，未來幾年，統獨、省籍所引發的政治性問題也仍將縈繞在李登輝身邊。
　蔣經國以強人力量推動政治改革，都有荊棘重重之嘆；李登輝在改革列車才上路，就接下繼續開大步向前邁進的重任，四處碰壁出軌，撞得鼻青臉腫，是逃也逃不掉的考驗。八八年一月任總統時，民主化已是朝野一致的冀望。台灣民眾期待李登輝做一個民主的開創者；另一方面，在習慣於權威型領導，偶像崇拜的群體意識影響下，普通大眾又無法卸除等待英雄的精神依賴。李登輝不能滿足這種人格分裂式的想望，免不了要變成痛苦發洩的對象。
　
不安的外省第二代
　
　李登輝出自本土，台灣的政治權力核心本土化的趨勢，也是經國先生生前就徹底覺悟的大擔當。國民黨內來自大陸的外省籍第一代領導階層，大都明瞭本土化是不可避免的政治現實，但其中又有少數人士，拒絕以移交手中既有的權位實踐本土化。李登輝和和李登輝身邊的友人難免不以為然。他們也接收到不少出自普通軍公教家庭的外省籍第二代年輕人的埋怨說，政壇上以外省籍第二代權益為口號，動員政爭砲火的人士所爭取的，仔細審視，有一部份不外乎既得權益或下一代承襲特權的保障。問題是，這樣一來受損害的，恐怕還是所謂的「外省第二代」。
　李登輝了解「外省第二代」的不安心結。他曾對僚屬表示，權力過渡期間，不會忽略省籍平衡問題。但他這樣的原則顯然尚未得到認同。
　從九二年十月、十一月間，財政部長王建烜及環保署長趙少康相繼辭職投入立委選舉的政壇反應看，外省籍政治人物，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出生的外省第二代的政治參與危機意識有增無減。他們比起從商、投入專業或有財團背景的本省籍政治人物，較缺乏財源與大量族群的支持，但他們與台灣一同成長、熱愛台灣的誠意不容磨滅。在本省籍從政者陸續接下權力重心的過程中，要協助他們不步上當年省籍人士追求從政十釭間的掙扎與苦悶的覆轍，大部份的政壇人士與學界政治觀察家一致認定，還是做總統的李登輝才有這樣的力量。
　省籍，是台灣政治演進過程中，最敏感、禁忌的字眼。國民黨內若干大老級人士早年甚至以談論省籍為大不韙。部份言論保守的報總，從不在新聞報導中正面直視省籍的糾葛。
　省籍問題，依大部份社會菁英人士觀察，大致已在一般民眾的生活消逝；但是，政治舞台上權力資源分配的摩擦，很長一段時間仍將難以避免省籍的火花。而且，有民意調查顯示，九二年下半年與九一年同期相比，一般民眾感受到省籍情結有日趨嚴重之勢。政界人士認為，這是值得注意的情況；處理不善，對國家、社會皆均極不利。
　在台灣或在大陸；國民黨內或國民黨外，李登輝每隔一段時間，就要面臨統獨、省籍情結所引爆，本省人與外省人在權力資源重分配領域上無可避免的政治性紛爭。這些問題，在李登輝承續蔣家大業四年後，赤祼祼的浮現在政治舞台之上，也被公認，將是觀察李登輝未來四年總統政績的指標之一。

回顧與前瞻

　李登輝在蔣家政權統領台灣四十年後，主掌中華民國政府；接下了中國國民黨在台灣四十年的歷史資產，也承擔了沈重的歷史包袱。
　八八年一月十三日，李登輝登上元首職位後，台灣社會各層面，陸續引爆四十年陳年舊帳的併發症。無論二二八、孫立人、張學良事件翻案風；黨內權力鬥爭、學生運動、政治反對勢力街頭抗爭，或股巿發燒、金錢遊戲等，做總統的李登輝莫不首當其衝，總是第一個被要求解決問題的對象。
　政界預料，在一九九六年本屆總統任期屆滿前，李登輝擔任元首的日子，仍將要接受來自四面八方嚴酷的審視。
　李登輝的處境，政治觀察家分析，從歷史的觀點看，是中國國民黨管治台灣四十年的正常、必然的發展方向。任何一位蔣家父子的接班人，恐怕都必須面對相同的局面。李登輝獲蔣經國先生賞識，成為歷史性人物，固然是他的幸運；但也因為他是千里馬遇伯樂模式地登上劃時代領導人地位，使他這位台灣最關鍵政治轉型過程中的總統，備嘗艱辛。
　李登輝任總統之初，主掌當時政局的國民黨人才大都認為，集體領導，分享權力給身邊各方重臣，是李登輝衝出重圍的唯一通路。

擺脫集體領導束縳

　李登輝卻不接受這樣的安排，一心一意要做自主的領導人。他認為，民主政治體制第一，政治妥協式的集體領導是人治，也不正常。從九○年初，黨內權力爭鬥公開化起，政府體制的議論摻入統獨和省籍糾纏後，李登輝經常被批評為干預行政院政務，有破壞體制之虞。郝柏村內閣的府院不和漣漪，有一部份也緣起於這種理念上的差異。
　李登輝試圖擺脫集體領導束縳，也遭到擴張總統職權的質疑。支持李登輝者則分析，在李總統力求實踐做實權總統的堅持下，勢須剝奪或削弱執政黨內維持數十年的權力架構，實際權位受影響者不甘沈默，抗爭如骨牌效應湧來。所謂歷史包袱的負面重擔，無可避免像排山倒海般，一波接一波升起。
　了解台灣政情發展史的人士認為，李登輝從政，潛意識的不安全感與歷史陰影的壓力，也影響他的領導風格。
　最明顯的，是在要求分享決策權力時，李登輝的國民黨高幹同僚，從不忘記提醒他，蔣經國時代「尊重大老」的舊事。他們將李登輝和蔣經國相比，最不滿李登輝決策方式漠視諮詢的重要；他們也懷念蔣經國時代總統幕僚誠惶誠恐、與外界隔絕的工作規範。
　當李登輝在總統或黨主席的職權上，有意學習蔣經國的強勢時，批評者說，時代不同，經國先生的領導方式，不是李登輝的依仗。
　一位省籍政要之子，長期觀察自己的父親，和包括李登輝在內的本省籍政府官員們在台灣政治中的角色；他說，一九八八年蔣經國病逝以前，本省籍政府高層官員能得到「當局」信賴與重用，大都必須具備聽話的「乖乖牌」特色。這種長期複雜的情緒壓抑後的反彈，是分析國民黨內權力本土化過程爭端迭起的重要因素；也有助於了解李登輝與國民黨同僚間關係的演變。
　另一位黨內外省籍政要提醒政界，尤其是外省籍國民黨老臣，在理念和實際施政的差異上，應體認影響李登輝領導的歷史因素，省籍優越感或以蔣家法統為精神競奪武器的手段，都會遭致反彈。如何避免予李登輝及李登輝身邊人士以不讓台灣人做實權總統的心結，更是這些國民黨人為自己、為台灣及為中華民國謀的上策。
　承襲蔣家政權的感受，李總統從未公開表露這方面的情懷。他一九九一年七月初接受美國華盛頓時報訪問時所說的一段話，有耐人尋味的意涵。李總統當時答覆有關統獨的問題，他說：「你（指訪問者）提到沙達特，他在一九七○年十月自納瑟手中取得政權後，向妻子抱怨他常患失眠，睡不著覺，而在房踱步，這當然煩擾到他的另一半，『你怎麼了？』一他太太問他，他回答：『有太多在納瑟統治達二十年之間所有發生的事困擾著我。』他太太勸他：『把納瑟忘掉，替你自己訂下一個目標，只要想望將來！』那就是我現在正在做的，停留在過去是沒有意義的，為中國尋求一條坦途才是我們的新方針。」

李登輝情結

　熟悉李登輝者分析，李登輝的總統身分，還有帶領台灣民眾揮卻五十年前、三百多年前，日本殖民及荷蘭佔據之時代歷史傷痛的力量。對許許多多與李登輝有同樣政治關懷和政治體認背景的台灣省籍人士而言，李登輝不僅是中國國民黨統治下的第一位台灣人總統，他更是台灣人有權力，也有能力掌控這個島嶼命運的驕傲。李登輝身為總統的歷史意義，絕不僅止於國民黨統治台灣四十多年的時空衡量。他所得到來自海內外本土人士的共鳴與支持，基本上早已超越國民黨人狹義的省籍權力分配之爭。這種微妙的意涵與單純的統獨之爭無關。這一切，正是李登輝迎接國民黨舊勢力挑戰最堅利的武器。
　歷史也被認為是李登輝的資產。國民黨元老級高層，一生服務蔣家父子所養成的忠於領導人的從政觀，就是李登輝鞏固領導權的正數。這些生長在中日戰爭、國共內戰亂世時代的國民黨人，大半生顛沛流離。他們與國民黨共存亡的憂患意識，以及忠於領導人的服從心理，卻始終一貫。在未來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道路上，無論政情如何變化，李登輝依法取得的領導權位都是他們不準備、也無力否定的事實。
　國民黨管治台灣的前四十年期間，以大陸籍人士為主的黨內領導核心，在強人統御的後盾下，面對本省籍人士要求政治參與的呼聲，具有相當程度的支配和控制力。經國先生生前允諾延攬更多本省籍菁英進入政治核心的本土化目標，也能在這些既有領導階層所滿意的步驟下推動。
　蔣經國逝世，時移勢轉下，本省人要求加快權力移轉的腳步。本省籍的李登輝總統同情篤信這樣的政治發展趨勢，但李登輝的領導不具強勢條件，對於外省籍從政者的抗拒與反彈，難免缺乏有效的控制與支配力量，甚至在各方勢力的牽制下，陷入不得不妥協的處境。責怪他領導無力的怨言也不絕於耳。
　不過，挑戰對李登輝沒有影響。九二年九月的一次談話中，被問到一生中最滿意的時刻，李登輝毫不遲疑的說：「現在。」
　執政黨內一位外省籍高層官員就分析，元首地位的合法基礎，是李登輝信心的最大來源。
　這位人士表示，現在的李登輝，是依憲法由國民大會選出的第八屆總統。合法性的總統地位，是李登輝無法動搖的領導來源。他還擁有省籍優勢；過去四年，李登輝充分運用政壇包括最大反對黨民進黨，各方勢力的「李登輝情結」，步步鞏固領導。往後四年，本土出身仍將是他克服困難，特別是化解黨內權力爭鬥的後盾。

給讀者的信

　這本書所寫的，是一九八八年一月到一九九二年底，台灣政壇上的幾件大事。這一段時間，我剛好在報社主跑政治新聞，後來轉任採訪主任，政治新聞仍是工作的關注重點。_
　資料搜集過程中發現，這幾年來表面看來劍拔弩張的政治情勢，背後其實不乏溫馨的故事。所以，當一位政界長輩擔心這本書的寫作會激起「新仇舊恨」時，我的答覆是，這面還有不少被遺忘了的「新恩舊情」。

政治不是零和遊戲

　最近兩年，很多人看到政壇高層不同人物之間不和、爭議，甚至反目的新聞報導。撰寫這本書的經驗卻顯示，過往雖有不愉快，這些政治舞台上的演員們內心深處，都還能珍惜相互友好扶持的歡愉。現在看對方，也都能就事論事，記憶著各自的恩與情。
　卸任行政院長李煥擔任中山大學校長時，當時做省主席的李登輝總統曾經南下高雄，兩人在西子灣畔促膝長談。李主席在李煥政治生涯冷凍期雪中送炭的情誼，李煥未曾忘懷。
　郝柏村任參謀總長時，ＩＤＦ經國號戰機試飛發生意外，李登輝總統不顧親近官員反對，當場舉行記者會，為空軍打氣。事後有官員仍心有餘悸地說，在意外現場不遠處就跟記者見面，李總統冒了很大的危險。李總統則再三表示，那種情況下，郝總長需要他的幫助，也唯有三軍統帥的總統能穩住那樣的場面。
　郝總長對李總統，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總統去世後，就以一次次的公開行動，表達了忠誠的支持。
　還有代理主席案；為了如期通過李登輝接掌黨領導人大權，李煥曾決定不惜以辭職，抵擋蔣夫人的反對建議。那時，年輕的立法委員趙少康和李勝峰，首先在立法院發起支持新科李總統出任黨主席。
　李總統明白李煥做祕書長時的襄助，當決定更換李煥的行政院長職務時，曾向李煥表示，會好好照顧李院長擔任公職的長子李慶中。總統身邊人士說，李總統是一番真心誠意。
　接見愛盟成員時，李登輝特地向立委郁慕明說，郁慕明的建言，做總統的他都看到、也聽到了。
　九○年五月郝柏村組閣，擬議由王建烜任財政部長，當時有人要求李總統另提人選；李總統說要尊重郝先生的抉擇，而且王建烜年輕，給他機會磨練，將來必能有所建樹。
　政治本來就有舞台上與舞台下的分別；政治人物之間，免不了有怨隙，更常存有恩情。從民主政治發展的歷程觀察，政治的紛爭與衝突，其實是溝通、談判與妥協、互容互存的開始。與其用不快樂的心情痛惜往昔，不如以前瞻的開懷檢視誤解，走入和諧。
　九二年的十一月十二日，中生代的宋楚瑜在公開演講中，強調政治不是零和遊戲。他說，民主政治是一種利益衝突與調和的「可能性藝術」。「民主的方式絕非零和式的勝負對決，而是溝通、妥協、各有損益，使整個社會獲得勝面最大，負面最小的結果。」
　早在一個月前，曾是政治漩渦核心的司法院長林洋港，就在一次私下訪談時說：「政治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
　中華民國經濟發展經驗深厚，民主政治卻還僅止於起步階段。不論是執政和反對黨的從政者、選民、政治觀察家，以及新聞界，四年來，每一天都在驚奇與嘗試錯誤中，調適自己在民主社會中的角色。因此，一個坦然不隱瞞事實的回顧，可以當成是一次案例的研究。或者，在所謂政爭的紀錄中，當事人能夠領悟其中可以避免而未避免的「損」，將來能夠多尋找「益」。也或者，這些決定兩千萬台灣民眾安危福禍的政治人物，可以從新的年度起，力行化敵為友的箴言，展現民主社會中，境界更高的政治藝術。
　本書紀錄中，沒有指明被訪問者，主要是採訪過程，大部份政界人士都是在背景提供的原則下，接受訪談的。為了遵守諾言，我只能說，書中的重要關鍵人物，都曾做過面對面的訪談。_
　這不是歷史，也非新聞報導，卻是一次下了功夫的寫作。
　以書籍記載當代政治事件，描寫元首高官，在英美西方國家的新聞工作者十分普遍；在台灣，卻還是大膽的嘗試。開放民主的社會，不能沒有開放負責也成熟的新聞事業。希望這是一個良性的開始。_
　最後，要感謝所有鼓勵與協助這樣的寫作付諸實現的朋友們。
　周玉蔻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台北

(「李登輝的一千天」全書共十五萬字，十二月下旬由麥田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