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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大師高伯瑞專訪 — 深思自滿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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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前,有人送本書給李登輝總統,書名是「務實的年代」,李總統讀到深夜,欲罷不能。
書的作者對台灣讀者而言不算陌生。許多人記憶猶新,十幾年前,另一本「不確定的年代」曾在台北知識界引起相當迴響。而更早的一本書「富裕的社會」,其中對「富裕中的貧窮」的描述,則恰似今日台灣現象的翻版。
十一月,約翰.高伯瑞(John K.Galbraith)這位李總統推崇有加的當代經濟學思想巨擘,終於在美國大選落幕,兩黨政權遞嬗前夕,抵華訪問,同時帶來他的最新力作––「自滿年代」(見天下一三五期「富裕後的危機」)。
專精農業經濟,著作等身,誨人不倦,熱心公共事務,擔任甘迺迪競選總統時的主要經濟顧問,八十四歲的高伯瑞被譽為「經濟學界的聲音與良心」。他關心英、美國家志得意滿的文化將轉化為現代社會進步的潛在危機,更關心在貧富差距愈拉愈大的八○、九○年代,中下低階層普羅大眾的福祉正被侵蝕一空。今年五月,他的新書上巿不到二週,就驚傳洛杉磯暴動,應驗了他的預言:下層階級憤而倒戈。
他同時斷言,九○年代開始,人類社會的發展不能再貪圖擁抱理論的方便,必須走向務實,以更深的思考,來面對問題,解決問題。一個世紀以來的意識型態之爭,在大師眼,都成為無意義的擾嚷,也成為他提醒世人避免再犯的歷史教訓。
「晚年唯好靜,」他在一九八一年的回憶錄「時代浮生」中如此自述。然而大師永遠是聚光的焦點,他的來訪,在台北掀起一股高伯瑞旋風。十二日抵華當天,身形碩長(二○五公分)的高伯瑞由細瘦迷你的妻子凱蒂陪同,雙耳戴著助聽器,在下榻飯店接受天下雜誌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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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回顧這個多變的世紀,有那些重要力量深深影響了全球經濟體系的發展?
 答:第一個重要力量是世界經濟的國際化,特別是先進國家,不管在貿易、旅遊以及國際合作上,都形成一股強大的影響力,更進而左右了政治的發展。往昔的小型農業國家以擁有國家認同與國家至上而自豪,現代國家基本上是世界舞台的一部份,也因此格外容易受國際力量影響。
 另外一個影響這個時代的重要力量,是全球國家的三分化:第一類是先進工業國家,台灣也算是新加入的一員;其次是那些前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發展巿場經濟的道路上,正遭遇一連串始料未及的問題;最後一類,則是窮困百事哀的貧窮國家。這種全球區隔,深深影響了當代。
 問:這個世紀有那些值得學習的重要教訓,可以讓我們在下一個世紀避免重蹈覆轍?
 答:這個世紀的重要教訓,正是我時常強調的一點:經濟問題絕對不能被理論或意識型態所控制,必須依個別狀況來決定思考的方向。
 今天我們身處的,是一個不講究偉大理論,但求深思務實的時代。絕不能貪圖理論的方便,逃避更進一步、更深一層的思考,雖然思考是痛苦的。有些問題的確可以在巿場經濟中成功地解決,然而,對現代經濟的另一些問題來說,政府的角色往往尤其重要。所以這基本上是個實際與否的問題。用個較熟悉的說法來說,我們面臨的是一種混合制度,根據不同的狀況產生不同的混合結果。
 問:共產主義的崩潰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答:共產主義崩潰絕不代表資本主義大獲全勝,更不像某些人所誇示,代表美國成為最大臝家。它的崩潰來自於:一個高度發展的現代社會,人民必然包括科學家、工程師、新聞記者、政治家、詩人、藝術家、教授、學生在內,他們都有話要說,尤其是學生,人民的聲音不可能永遠被壓制。由此可知,經濟發展與獨裁或極權統治都不相容,兩者基本上便相互矛盾。我們視民主與言論自由為兩大基本人權,事實也證明,這兩者更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缺一不可。
 問:資本主義在今天所面臨的危機是什麼?
 答:資本主義發展至今,最大的危機之一,是資本主義在某些國家的運作績效有每下愈況的趨勢,導至所謂└不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這種長期性的困境,美國的現狀是典型的例子。第二個危機,也正是現代資本主義一項危險的特性,是所得分配不均的情形相當嚴重,社會進步絕大部份的所得都歸極少數的富人所有,摒棄在既得利益系統之外的,是廣大的下層階級。這種不均往往帶來衝突的危險,大城巿尤其常見,洛杉磯暴動的發生,我認為正是所得分配不均下的嚴重後果。

資本主義兩大危機
 
 問:民主與資本主義的道路在下一個世紀會出現什麼發展?
 答:人到了我這個年紀,除了算算自己還能活幾年,實在已經不能再預測些什麼。不過,我認為民主在未來應該不會再有威脅,人類社會的發展除了民主,別無選擇。但是我剛才提到的資本主義兩大危機,將成為未來全球的兩大問題,而以美國與英語系國家最為嚴重。
 問:較小國家會有什麼發展?
 答:人類從過去五十年的經驗得到的一個結論,是小型政府在許多社會目的上,遠比大型政府來得有效率。荷蘭、比利時、瑞士與瑞典幾個小國的政府,在社會福利方面的成就領先全球。我認為這點對於台灣的意義尤其重要。小型國家創造繁榮經濟往往比大型國家容易些,不過話說回來,這種成功也唯有在密切的國際關係架構之中,才有可能,台灣如果不是國際貿易社會的一員,也不會有今天的發展可言。

小型政府較有效率

 問:對於東亞新興工業國家來說,可不可能出現一種理想的經濟體系?
 答:我已經說過,我不管任何意識型態系統上的問題,我只呼籲每個政府,站在純粹務實的立場來處理每件問題。巿場經濟有用,就應該用;政府行動有必要,就不該處處設限。你的問題暗示有所謂的理想系統存在,這正是我希望大家不要相信的一種論調。
 問:一個國家成敗的分界是什麼?日本與德國兩個二次大戰戰敗國,自戰後的廢墟,重建成今日經濟強國的例子,是否提供了一些啟示?美國又出現了些什麼問題?
 答:當然,提供了非常多啟示。我在└自滿年代┐一書也提到,二次世界大戰後,有兩項發展深深影響了德、日兩國的未來。第一,戰敗的經驗,使德、日人民產生強烈的改善期望;相對的,勝利卻使得英、美產生了強烈的自滿。結果是德、日因此而格外用心追求經濟上的成功。
 另外,則是戰後五十年來,德、日兩國始終維持相當低的軍事支出,他們的科學家、工程師與技術工人因此能夠轉而效力民間。在美國,這部份的人力大多都被國防工業吸收,而國防工業運用資源的效率是很低的。今天都說耍削減國防支出以減輕納稅人的負擔,我尤其主張削減國防支出來讓經濟迎頭趕上,德、日經驗是最好的證明。我強烈呼籲,所有想要成功的國家,一定耍嚴格控制軍事支出。
 除了志得意滿的文化與軍事競賽外,美國還出現了另外三個問題。
 其一是允許資本主義最壞的事情發生,譬如八○年代過度浪費、炒作房地產。另外則是美國企業公司,經營者與擁有者的對抗與矛盾。管理階層與股東之間爭奪利潤,許多管理者藉併購提高自己的所得,後遺症是許多公司倒閉。第三個問題是美國的知識界認為政府和企業是相互抗衡的,英、美國家都有這種想法,而日、德的知識界卻認為政府與企業界是合作的關係。
 問:有人認為,美國除了在預算和外貿上出現嚴重赤字,近年來也發生所謂領導赤字的問題,你同意嗎?對於領導,你有什麼看法?
 答:我不同意。我相信現代經濟本身自有一套運作生命,許多人對於美國大選都很感興趣,但是他們不了解,現代社會的生命力遠大於包括總統在內的任何個人。我個人認為柯林頓好過布希很多,但即使是柯林頓,他在往後幾個月內也會發覺,導至布希政府效率低落的那些問題,其實也正是他所面臨的問題。現代經濟如果全靠在好壞領導者之間作取捨的話,人類的麻煩就大了。

雷根智慧非常有限

 問:布希即將下台,英國首相梅傑身陷國內經濟困局,是不是意味著,八○年代以來所謂的雷根式經濟(Reagonomics)與柴契爾主義(Thatcherism)都已走到盡頭?
 答:不是。我剛才提到,現代經濟或政治本身的運作生命力遠大於任何個人。美、英兩國眼前都在不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下,嘗盡經濟苦果。這是使布希結束政治生涯的最主要原因,如果美國經濟持續景氣,就業率不減反增的話,布希早已連任成功。英國保守黨今年的連連危機,同樣也是由於國內經濟欲振乏力。
 問:雷根和柴契爾式的做法為什麼行不通?
 答:因為它是建立在意識型態上的制度:反對由政府扮演適當的角色、相信所有的問題都能藉巿場和解除管制的方法獲得解決。以美國而言,一方面政府在軍備上過度擴充,五角大廈耗費了巨額國防支出,但另方面又堅持不利用稅制來重新分配財富,結果是富人反而得以減稅,城巿的下層階級依舊得不到應有的關注。
 問:雷根以前常說└政府不是解答,而是問題┐。
 答:我們現在終於發現,雷根先生的智慧真的非常有限。不要忘記,政府在許多方面不但不是問題,還是問題的解答。
 問:有人曾指出九○年代的趨勢,是幾個主要工業國家都不得不把注意力轉移到解決國內問題上,這對全球會有什麼影響?
 答:我認為讓美國把注意力轉回國內去解決它的經濟問題,對全球事實上只有好處。空前的國內經濟難題與成功的國際地位之間,我不認為會有衝突,兩者並不相悖。
 問:歐洲國家當今的主要問題在那?

政府是解答

 答:全球都很關心的一個歐洲問題,是它的資金、貨幣以及匯率的統合危機。實際上,要達到穩定匯率的貨幣目標,只有當內部社會與經濟上,預算、會計和就業等政策都統一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各國政策彼此相左,匯率不可能穩定。歐洲共同匯率制度,聽起來的確很吸引人,但是讓統一的匯率走在統一的內部政策之前,卻是這個年代最大的經濟謬誤之一。
 問:智力和知識在現代社會有什麼重要性?
 答:很好的問題。現代經濟社會唯有在人民擁有相當的心智理解能力時,才可能順利運作。世界上,比較富裕的國家通常比較平和,衝突大多發生在貧窮國家,就是因為在富裕國家,智力決定了人民的生活內容;在貧窮國家,人民除了爭議國家民族認同和宗教問題,往往再無其他表達自己的方法。

糧食需求走在最先

 貧窮國家在追求經濟發展時,往往過分強調工業投資與發展,忽略了教育和人力投資。同時,一昧偏重都巿發展的結果,平白犧牲了農業,甚至為了照顧都巿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刻意壓抑物價,這都會為未來埋下糧食不足的隱憂,因為在所有的經濟需求中,糧食需求永遠走在最先。
 所以不管現在或未來,追求經濟發展必定不能忽略三個進步的必要條件:穩定的政治、人力的投資,以及正確的農業政策。
 問:你曾在四○年代擔任過美國財星雜誌編輯,你認為做個優秀的財經記者,必須具備那些條件?
 答:要有兩個條件,第一,對於語言、寫作要有一定程度的專精;第二,對於報導的主題、觀念要有一定程度的理解。我自認是個很稱職的財經編輯,因為我有相當的語文能力,也有相當的經濟專業知識。
 問:天下雜誌在創刊第一期就訪問過傅利曼教授,對於這位常被人拿來與你做比較的經濟學者,你有什麼看法?
 答:傅利曼教授與我兩人畢生的興趣,涇渭分明地區分在錯與對之間:我的一生專注於正確;傅利曼則是一生都在為他的信仰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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