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運璿傳（三）

經濟部長
背著一大堆玻璃瓶，一不小心就要撞破……
　五十八年六月，嚴家淦領導的內閣剛局部改組，年僅四十九歲的經濟部長陶聲洋接替李國鼎為經濟部長，各方寄望這位財經才子能帶領我國在國際經濟舞台開創新局。但剛上任三個月，陶聲洋卻罹患了腸癌，緊急赴美開刀，九月二十八日因併發症不幸逝世。各界開始揣測誰是未來的經濟部長，每天都流傳不同人選，有當時任行政院祕書長的蔣彥士；不耐官場應酬、年前辭去交通部次長的費驊，及原任經濟部次長張繼正，但是不到三天總統宣布經濟部長人選，又跑出一匹黑馬─孫運璿。
　當蔣總統召見孫運璿，告訴他這個任命時，孫運璿說：「交通部重要計畫剛剛擬好，不做很可惜，張繼正是經濟部次長，讓他接經濟部長，我希望在交通部多做幾年。」
　總統卻堅持：「不行，只要跟著你的計畫接下來做，交通部什麼人都可以做，現在經濟重要，你一定要到經濟部來。」於是這顆棋子從貴陽街搬到了福州街的經濟部，而他的官路變成了真正的不歸路。
　
　挫折的十年
　
　民國六十年到七十年，對身處一隅、亟待圖強的我國人來說，是滿載著傷心和挫折的十年，退出聯合國、中日斷交、中美斷交，乃至兩次石油危機，都考驗這個島嶼上的人的韌性及耐力。
　比起一般人，孫運璿此時已是經歷過了大風大浪─曾經，他在敵人緊緊追趕下，趕騾隊越群山，乘木船過險灘，搬運發電設備至安全地區；他也曾經歷過百物奇缺，台灣幾乎斷電的艱困期；但彼時，他只是中級幹部，上面有層層領導人幫他頂著危難，現在他已是部長，後期更升至閣揆，他的決策、施政對國家日益舉足輕重。這十年歷練了他，也歷練了全體國民。
　當造就台灣初期經濟成長的美援於民國五十四年停止時，隱隱的焦慮、不安迅速感染著全島；有感於經濟首長的責任艱鉅，當年卸下經濟部長的楊繼曾對繼任的李國鼎說：「我背著一大堆玻璃瓶，深恐一不小心就會撞破，現在這袋玻璃瓶就交給你了。」
　同樣的，這堆玻璃瓶在民國五十八年十月又轉給孫運璿。
　他為經濟部帶進一股活力，當時中國時報一篇報導，形容他「步子踏得大，走路又快，像一陣風，」一到那裡就推動管理革新，確立分層負責，然而，對某些重大經濟措施，他卻有些遲疑。
　
　初任部長謹言慎行
　
　因為他深信經濟業務一髮而動全身，不像交通建設為公共設施，政府責無旁貸興建公共設施，在經濟的領域，政府角色很費周章，管得太多，怕斵傷民營企業生機，管得太少，又怕競爭不公平。他在民國五十九年的年記裡寫道：「各界對我保守作風，很表失望，但予深知經濟部業務複雜，不比交通部。而且我一向較喜歡平實的作風、言談，如果故作驚人語，就四不像，也不像我了。」
　五十九年冬天，慕華肥料事件，第一次顯示了這位經濟部長的魄力。當時政府為照顧農民利益，採取低肥料價格政策，但是中美合作的慕華肥料公司，美方代表不同意降低產品價格，仍主張以成本加相當利潤出售，雙方相持不下，孫運璿主張將美方股權五百六十萬美元全部予以收購，納入台肥公司，遭到多人反對，但是孫運璿力排眾議，一定要收購，終於獲得嚴家淦院長同意，結果在繼續經營三年內，就將全部成本收回，貫徹了政府低肥料價格的政策，而且消弭中美爭端於無形。
　民國六十年，我國對外貿易首次出現盈餘，雖然只有幾百萬美元，這個數字卻使得這個島嶼上的人們第一次感覺我國終於能夠自立了。
　但是十月底，從美國紐約傳來的消息，將這份喜悅和信心打到谷底，聯合國以七十六票對三十五票（十七票棄權）通過中共入會案，我國被排除了會籍。
　
　退出聯合國
　
　當孫運璿看到電視上外交部長周書楷宣布我國退出聯合國，隨即走下墨綠色大理石演講台，帶領我國代表團走出會場，非洲國家代表在會場上跳舞相送，他抑制不了悲憤之情，想起二十多年前，我國四億軍民貢獻生命財產，與盟軍共同抗日，勝利後我國終於洗刷了近百年西方列強對我國的歧視，與他們平起平坐，一九四五年共同創立聯合國。「當時，有人失去了父母親友，有人失去了祖傳家產，但這股新得的驕傲，足以讓他們快樂地活下去，」孫運璿回憶。
　而今，我國再一次被國際排擠，孫運璿與大部分示威抗議的民眾一樣，分擔著彼此的憤怒、悲傷。然而，身為閣員，他體認到唯有實際行動才能幫助國家，他覺得穩定工商界人士是當務之急，於是馬上召集了四、五十位工商界領袖，讓他們知道，政府希望他們一起奮鬥，共度難關。
　當時參加會議的信華毛紡董事長陶子厚回憶：「當孫部長大步踏入會場時，出席的人似乎感染到他的信心，他一來，除了打氣外，更誠懇地請大家說出退出聯合國對我國工商界發生的影響，政府應如何因應。」
　「他就是個領導人，」率直的陶子厚覺得這是對孫運璿最恰當的描述。
　聯合國像外交的鑰匙，中共持此利鑰，打開了多項國際組織及國家之門，而我國堅持「漢賊不兩立」，必須與這些國家斷絕外交關係，聯合國退出前後五、六年，我國失去了四、五十個國家的外交關係。「經常一夕數驚，不知道明天又是那個國家會出問題，」一位外交官回憶。
　在國際情勢飄搖之際，國內，尤其許多工商界人士，見我國受此空前挫折，對國家前途失去信心，帶著從國內賺來的錢，往美國移民，甚至有人爭著去拿動亂連年的中南美國家護照，大量資金藉著各種名目送到國外去。
　眼見外交戰場步步挫敗，民國六十一年蔣經國組成的強勢內閣決定全力發展經濟，為國家存亡命脈奠基。
　孫運璿回憶，那兩年是他最緊張的時刻，做為經濟部長首要工作是促進經濟成長，他在日記上寫著：
　「此乃今後國家存亡之關鍵所在，我如失敗，將成為國家民族千古罪人矣！」
　針對外交情勢，他知道很多國家搶著與中共建交，勢將影響我國以出口為主的經濟，之後的幾年，他爭取擴大駐外大使館裡的經濟組名額，在已斷交國家裡設商務代表，並訂立民間貿易協定，更放寬商務人員出國辦法，使得我國對外貿易不因外交關係斷絕而受阻。
　
　中日斷交之恨
　
　退出聯合國後，朝野最擔心的是與我國經濟密切相關的日本搶搭與中共建交巴士，不到一年，這項擔憂終成事實。
　消息傳來時，各個工商業者反應不一，有的氣憤填膺，尤其歷經抗戰滄桑的大陸籍工商業者，主張與日本人一刀兩斷；而本省籍業者又有很多因地緣、語言之便，技術、市場、行銷依賴日本甚深，他們懼怕政府會採取強硬態度，斷絕與日本經濟往來。
　歷經對日抗戰浩劫，恨日本人入骨的孫運璿，立即在當天下午召集數十位工商業者，當孫運璿踏入會場時，感覺得到與會人員的不安和焦躁，他立即向工商界保證，政府絕不會與日本斷絕一切往來，但希望業者擺脫對日本的依賴，「忍一時之痛，謀經濟自立」，接著他把多日來和中央銀行及財政部商量過的方案公布，向歐美地區採購原料、機器，將享受長期低利貸款及減免稅捐，減低工商界負擔。
　「在群議分歧時，最重要是提出政策，空洞泛泛之言對業者沒有任何幫助，」他追憶。
　退出聯合國、中日斷交皆屬外交挫敗，孫運璿主管的經濟部所受衝擊是長期而間接的，但是民國六十二年發生的近年來最大經濟風暴─石油危機，卻直接掃到了孫運璿，當我國愈倚重對外貿易時，接踵而來的每個難題都考驗這位最高經濟首長。
　
　石油危機起
　
　一九七三年十月以色列、阿拉伯大戰，阿拉伯國家或禁止或限運石油出口，三個月之前，石油價格上升四倍，使我國九八％依賴進口石油的經濟飽受威脅。
　石油不但漲價，還有買不到之虞，親以色列的美國、英國已受到限運的處罰，當年十月底，孫部長決定訪問沙烏地阿拉伯，以穩固油源。
　「那是次賭博，很多人告訴我聰明的官員不會去，萬一失敗了，回來怎麼交代？但這是最後一張牌了，我不能怕失敗就不去。」
　抱著非成功不可的信念，出發前，他詳做準備，向我國駐沙大使館打聽得國王費瑟信任祕書長法朗，他就聯絡以前來我國訪問過與他私交甚篤的計畫部長內塞、工商部長阿瓦迪等，請他們向法朗祕書長進言，爭取到晉見費瑟國王。
　行前他忖思良久，要如何才能打動沙國。他提了農業、電力和工程的合作計畫，希望以互惠爭取沙國對我國的好感。
　在利雅德的滾燙艷陽下，他忙於拜會各部門，終於到了晉見國王的那天了，坐在高背椅子上，留著絡腮鬍的費瑟在交談後不久，就說：「我們是兄弟之邦，這個不必談。」慨然應允照常供應我國石油，我國不在禁運或限運之列，因為中華民國是沙烏地的好朋友。
　第二天，國王的口喻已經傳到政府各部門，工商部長阿瓦迪恭喜這位好友圓滿達成任務，望著窗外刺眼的陽光，經濟部長舒了一口氣。
　雖然沙烏地之行任務已圓滿達成，但是孫部長在國內的挑戰卻方興未艾；國內物價猛漲，一位經營鞋業的商人記得「包裝的紙盒早上、中午、下午的價格都不一樣，」搶購囤積更成熱潮，連雜貨店裡的衛生紙都一掃而空。
　孫運璿曾在當年六月宣布穩定物價十一項措施，對數十種產品採取議價、限價、以及維持油、電源來價格。當時經濟學家一片批評，認為用人為方式壓抑物價，違反經濟學的寶典─自由市場理論。
　但孫運璿對這點很堅持，認為人心惶惶之際，安定物價就是安定人心，「當然要中油反應成本很容易，但是公營事業領導漲價，我如何去說服民營企業不漲價。物價上漲，受害者必定是人民。」
　從小他出身農家，客居西北，他看到廣大中國人忍飢挨凍，「有的母女倆合穿一條褲子，吃飯時就抱著甘薯沾鹽啃，我想到將來我人政府，一定要改善他們的生活，不能讓他們受這樣的苦。」
　但是漲價的風暴並不因為這位經濟首長的苦心而平息，民國六十三年初，農曆年關將至，搶購囤積蔚成風沛，情勢幾乎不可收拾，院長蔣經國率領財經首長日夜商議解決方案，孫運璿提出「油、電價及公用事業一次漲足方案」，各項費用，如油價、鐵、公路票價都上漲五○％，以消除各界的預期心理。使得生產者容易計算成本物價。
　一向對經濟政策批評遠多於贊成的經濟學家王作榮事後評論：「此項符合經濟理論，為經濟學家所一再呼籲採取之猛藥。」一則由於藥能對症，且藥量適當，再則由於國際經濟繁榮已近尾聲，已開始轉向經濟衰退，故除一、二兩月物價大幅度上升，隨即開始穩定地下跌。
　在這些危急的歲月環節，孫運璿的表現獲得新聞界讚譽，連對政治人物總是貶多於褒、無黨無派的自主晚報，在他就任三年時，推崇他為「一位最值得尊敬的部長」，副標題分別為「孫運璿的定力、耐力、創造力是經濟發發展的原動力」，「三年來歷經天災、困頓、大變局，克服困難使國家安如磐石。」
　
工研院誕生

　這是第六個孩子。前面四個由太太所生，接下來的老五是台電、老六是工研院……
　在應付日愈緊迫的經濟危機外，孫運璿更不停地思索，經濟升級必須擺脫勞力密集，非得提升科技才行，他瞄準了兩個目標─成立工業技術研究院及製造積體電路。
　在風沙滾滾的新竹，矗立著帶動了我國科技升級、孕育數千名高級工程師的工業技術研究院，「我國能成為亞洲四小龍，工研院就是龍頭，」孫運璿很難得露出對自己成就的自豪。
　但這個龍頭幾經難產才誕生的過程，卻很少人知道。
　民國五十八、九年間，孫運璿應邀至韓國訪問，看到韓國科技研究院高薪聘請一批韓國留美學人，生氣勃勃開發電子、化學、紡織專業技術，他暗暗焦急，「我們如果再不做，就趕不上了。」
　他細細追問，發現韓國科技院成功之道在於不受政府法規限制，可以用優於公務員兩、三倍的待遇，聘請韓國在海外優秀人才，有人薪水甚至比在美國還高。
　回台灣後，他就著手準備類似的研究院，當時除了研究國防技術的中山科學院，沒有大規模技術研究單位，經濟部原有聯合工業研究所、礦業研究所，但都屬公家單位，研究成果不夠帶動經濟發展，他希望將它們儘快聯合起來，並改組為財團法人，可自由選擇儀器、設備、人才。
　「不能再等了，」隨著我國外交情勢步步艱難，聯合國地位岌岌可危，他和屬下愈加積極草擬設立方案。
　
　立院起風波
　
　六十一年初，我國退出聯合國後三個月，工研院設置條例送進立法院，在一向平靜的立法院裡引起軒然大波。反對的委員認為工研院以政府資金設置，卻不受政府機關管轄，有化公為私之嫌，此例一開，將後患無窮。一位立委甚至揚言：「我抬棺材到立法院來，也不讓這個案子通過。」
　「而這些反對的委員包括在社會上頗具聲望、清廉正直之士，這場爭執中，沒有誰對誰昔，只有立場不同。」曾負責與立法院協調的經濟部總務司長錢汾說。
　一年多，孫運璿和部屬與立委間往來折衝，甚至屢次到主要委員家中拜訪，不論反對聲浪再大，他都沉住氣，一一解釋：「韓國工技院採賭博作法，我們再不快，就來不及了。」他並且向那委員保證，會訂出一套嚴密監督規章，使其營運合理合法。
　有的立委感動孫運璿的急切報國，願意支持，有些還是執意不肯，引起立法院最大派系ＣＣ派的委員分裂，甚至拍桌互相指責。
　這項草案在六十二年初經教育、經濟委員會審查通過，但就在院會審查前一個星期，三分之一的立委聯名反對工研院草案，希望提議重審，風暴再起。
　經過一星期不休止的溝通勸說，在院會前夕，有位原來反對最力的委員終於說：「我不再反對，但也不能舉手贊成。」終於，在院會當天，很多原來反對的委員或棄權、或轉而贊成，以很少差數獲得通過。
　
　工研院之父
　
　負責醞釀催生的孫運璿在部長辦公室聽到這個消息後，舒了一口氣，兩年奔走，終於有了結果，「工研院之父」的頭銜也落在他身上。這是他第六個孩子，他自己有四個，第五個為台電，第六個為工研院。
　催生只是第一步，工研院的考驗接下來，他是否能使我國製造出積體電路，而且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有此能力的國家。
　積體電路這個被稱為八十年代的石油、電子業的腦，指節大小的晶片可取代往日龐大的電路、電阻。就如變魔術，收錄音機剎時可以掌中握，一個房間大小的電腦可以縮小成手提，是當時最先進、也最熱門的技術。
　密切注意國際科技動態的孫運璿，不論到美國訪問，或在台灣晤見留美學人，都追問這項技術。與多位旅美專家商量後，更瞭解到製造積體電路不單製造一項產品，更能培養一批熟諳電子技術的工程師，引導我國電子工業大步邁前，台灣依靠廉價勞工的時代將成過去。
　民國六十四年十月的一個星期日，當時的行政院祕書長費驊，經濟部長孫運璿和旅美學人ＲＣＡ研究室主任潘文淵在林森北路小欣欣豆漿店吃早餐，一個小時後，兩位首長已做好決定，我國將邁向製造積體電路之途。「縱使路途多艱，既然是必做之事，就得施展魄力去做，」經濟部長回憶。
　這項投資四億元，將帶竻國內科技大革新的案子，一宣布就引起很大爭議，許多人認為，台灣工業仍停留在裝配階段，想要攀登這項科技階梯簡直是搭橋摘月，自不量力，一位旅美學人，甚至在報上撰文說：「世界上有三樣東西，只有美國才能做─電腦、汽車和積體電路。」
　而當時，加拿大已投資八千萬美元，英國也投資龐大，但都沒有成功，我國只投資一千萬美元，憑什麼有把握成功，在行政院院會裡，反對聲浪不絕於耳。
　由於行政院祕書長費驊積極參與，顯示蔣院長也深為支持，反對聲浪漸息，反對者改以冷眼觀之。
　在冷眼中，積體電路負責人孫運璿、潘文淵、方賢齊默默擬定發展計畫，從招人、訓練、建廠房、選擇技術合作對象，都訂出時間表，有些更同時進行，「每個步驟銜接得當，這個計畫才得成功，」潘文淵回憶。
　在台灣，工研院招考了一批三十幾歲不到的年輕人，施以訓練。隔海，美國的潘文淵找了七、八位學人，成立了技術顧問委員會（TAC, Technical Advisor Committee），第一次會議是在美國紐澤西州，為濃濃綠草包圍著的潘文淵家中舉行，經濟部長孫運璿親自從台北飛來主持，「開幕式」沒有冗長的致詞，沒有觀眾，沒有司儀，但是與會八個人個個鬥志高昂，看到部長親自來，更覺得為台灣電子業披荊斬棘，捨我其誰。
　之後的三年，這些學人每週週末輪流在自己家中開會，討論與那家合作、技術引進的細節，派出的人要學些什麼，將來如何移轉給民間，接著向大公司要求合作計畫，審核這些公司寫出來的提案，選擇最適合的公司，而所有工作都是在這些學人不拿分文報酬下做的。
　這批學人自幼受中國教育，長成後在美成家立業，闖出一番成就（如委員會中的羅旡念是美國第一本「半導體」一書的作者，凌宏璋為美國空軍製造出第一片ＩＣ），亟思為中國人做些事，而孫運璿適時為他們與台灣搭了一座橋。
　「跟著他做是值得的，他不是在為官場的下一步打算，」潘文淵說。
　技術顧問委員會收到美國三十幾家公司的技術合作提案，選出最合我國需要的兩家─ＲＣＡ和休斯飛機公司，任職ＲＣＡ還差兩年才達退休年齡的潘文淵為了避嫌，提前退休，拿到的退休金因而少了美金幾萬元。
　經過一個星期在台北的「面試」，ＲＣＡ通過了孫運璿、方賢齊、費驊等人的考驗，我國決定與該公司合作。
　
　大展身手
　
　六十五年四月，第一批二十位工程師赴美，他們分布在美東、美中、美南各地紛紛學習，積體電路工場也開始在台灣的竹東動工，等到這批工程師一年多後，嶄新的工場和設備已在等著他們大展身手。
　以電子研究中心主任胡定華、副主任楊丁元為首的三十幾位工程師意氣風發，拚命學、趕。偶爾懍於外界的冷眼而心灰意冷時，胡定華記得孫運璿直視著他說：「你們儘管去做，外間的批評我來頂。」
　隨著時日移轉，專案小組對從ＲＣＡ移轉過來的積體電路技術逐漸純熟，良品率從起初的六○％節節升高到七○％，而八○％，每當良品率提高時，守候在一旁的工程師呼聲連連，震動整個測試室，我國終於成為前數個製造出積體電路的國家了。
　當民國六十六年積體電路示範工場落成，在揭幕典禮，招待小姐為孫運璿別上了「貴賓」的牌子時，一向沈穩冷靜的經濟部長這次破例大聲抗議：
　「我從頭參加這個計畫，怎麼能說我是貴賓？」
　這枚小小的晶片，像粒種子蓬勃茁壯，將我國電子技術帶入新紀元，從示範工場的小量生產到確定可大量生產，具有市場價值後，此項技術轉移到電子所人員出去組成的聯華電子公司，而聯華由無到有，每年以三○％的速度茁壯，更培育不計其數的工程師，打下我們進軍超大型積體電路及電腦業紮實的基礎。
　而孫運璿將此重任賦予一批三十多歲的年輕人，更衍生出意外效果，科學園區內資訊業先鋒─全友電腦公司負責人王渤渤回憶，自己在美國全錄公司工作十餘年後，雖是美國數一數二的大公司，但深感事業發展已達到瓶頸，興起了創業念頭，第一個想到的是回台灣。民國六十七年，他回台探路時，看到了胡定華、楊丁元、曹興誠等人和他年齡相仿，卻能為台灣電子業旋乾轉坤，深感大丈夫當如是也，回去後，他寫了一封信給促成此事的孫運璿說：「我也很想回來在國內電子業的沙漠上創業。」
　對孫運璿來說，製造積體電路，更讓他完成了平生最大心願。他比中華民國小一歲，自童顏至皓首，一心一意要讓這位兄長昂首闊步於世界，在這場積體電路爭霸戰中，他可以說做到了。
　
　雖千萬人吾往矣
　
　「決策者，如果認為是對的，就應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慨。」
　創立中美經濟合作策進會也是孫運璿在國人反對聲中鍥而不捨的另一成功例子。
　民國六十四年，中共與美國互相成立聯絡辦事處，兩國建交將不可避免，他和曾為談判紡織品配額爭得面紅耳赤，後來卻成為好朋友的大衛甘迺迪（曾任美國財政部長）商量：「情況不太好，我們兩國民間商人應有組織成立。」
　半年後，他們準備籌備大會，發出帖子邀請美國工商界人士參加，但當時周恩來發表四原則，明白表示假使美商和台灣做生意，就不能和中共做生意，美國商人著迷於中共廣大市場，因此美商對參加這個組織躊躇不前了。親中共的美商，如香港美僑商會更蓄意破壞這個組織的成立，他們寄發信函給美國政府官員，說我國運用政治壓力強迫這裡的美商加入。
　甘迺迪急電要孫部長趕來美國，這時有人勸他：「去了，假使搞不成，回來多沒面子。」
　他答道：「我一定要去，回來會怎麼樣不管，我用最大力量去做，不成功我也心安了。」
　「做事，不要先講不行，先講非成不可，然後想怎麼樣去做。」
　飛抵美國，在紐約停留時，他發現預定舉行的成立大會午餐會，只有二十幾個人確定要來，有些人建議，不要舉行或延期，孫部長堅定地答：「不行，我來了，就非開不可，而且非要開成功，延期舉行就永遠舉行不了。」
　
　電話攻勢
　
　他決定發動電話攻勢，指派了幾個經濟參事處的人，每個人負責一個地區，如美東、美西、美中，一晚上打三、四十個電話，他也打給二、三十個自己熟識的美國，如橡樹電子、國民製酒、貝泰等公司的董事長或總經理，請他們每人帶些朋友來，陳香梅也出力打給認識的美商，請他們支持。
　所有工作人員幾乎一夜沒有睡，布置會場，安排座椅、名牌。
　十二月八日，孫運璿選擇了芝加哥最有氣派的旅館Ritz Carlton，因為邀請的都是世界級企業的總經理或董事長，他們以為最多只有一百人出席，所以只訂了一百份午餐，但那天竟然來了兩百人，Ritz Carlton必須向別的旅館借來一百份午餐才夠。連美國聯邦準備銀行理事長都來捧孫部長的場。
　午餐會後，全體舉行贊成成立中美經濟合作策進會，對等組織分別在台北和芝加哥成立，每年固定舉辦中美工商界聯合會議，為日益危急的中美邦交加入新力量。
　直到中美斷交後，這項會議每年仍然照常舉行，使兩國工商人士的溝通管道不因斷交而斷絕。
　民國六十五年的台灣，像一輪初十的月亮，雖非滿月，但清朗明亮，偶爾烏雲像越南淪陷，蔣中正總統去世，擔憂中美斷交，會飄入人們心理，但蔣經國所領導的強勢內閣一連串革新、建設，尤其十大建設掃除了諸多陰霾。中鋼公司高爐熊熊火焰，中國造船入雲的鐵架，都象徵著台灣未來的希望。在現實裡，一艘艘貨櫃船載走了貨物，載回了外匯，外貿成長額居全球之冠，國家和人民的財富都在迅速累積中。
　身為經濟首長，他對這些成就的欣喜自然不在話下，但他最感欣喜的是，透過政府各種政策，使得我國財富能平均分配，最高所得和最低所得的差距是許多開發中國家最小的。
　當外國記者來採訪他時，他總是說：「中華民國有很高經濟成長率不稀奇，通貨膨脹低、失業率低也不稀奇，稀奇的是我們有這三樣加上所得差距低。」
　其中他覺得達成均富很重要的兩項措施，一是照顧農民，一是扶植中小企業。
　雖然山東的葨村和台灣農村距萬里之遙，但對他來說，只要是中國人他都覺得有責任照顧他們，從他在松山機場踏下飛機後，他和台電員工學台灣話，把這片土地當做自己的家，對那群依附大地而生存的人們，他覺得就像他在山東農村裡的伯伯、叔叔、弟弟、姪兒。
　民國六十年代，他看到農民因為工業加速發展，農村人民的生活水準遠遠被拋在後面，就如自立晚報記者吳豐山所述「屋瓦數椽，碧水一池，池外良田千頃，稻浪翻風，今天台灣農村的景致，從外表看來，仍然如藍蔭鼎這幅水彩畫，但穿透了外表，往裡面看卻已面目全非了。」
　六十一年他說服蔣院長撥款二十餘億，這筆款數目龐大，相當於當年預算的三十分之一，以後又陸續撥款從事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
　這項方案裡最直接減輕農民負擔的是，取消田賦裡附徵的教育捐，並直接補助農民低利貸款購買農業機械，他並為農村開闢產業道路，充實醫療設備。
　「那時，我喜歡帶一兩個部屬到鄉下去看，真正和縣長、鄉長去談他們的問題，實地看，才能發掘問題，」他去那裡，都不願意主管機關通知新聞界，尤其是電視或者拍新聞片的，「我是去了解問題的，不是去做秀。」
　
　白髮母女的眼淚
　
　「有一次我到雲林縣台西鎮去巡視，那裡風沙滾滾，海水經常倒灌，農民生活清苦。
　「在台西的公路局車站裡，我看到一對灰白頭髮的父母與女兒抱頭痛哭，問旁邊人，才知道這個女兒要到台北附近工廠做工。這個女孩才十七歲，父母不放心她去那麼遠。當時高速公路還遙遙無期，回家一趟，要坐七、八個鐘頭車子，此去一別，不知何時才能見面。
　我心想，「天下父母心，我的兒女因為工作而被迫離家，我心裡也會一樣難過。」
　他回去後，指示所屬，在偏遠地區規畫工業區，並使農民有從事副業的機會，他希望那對與女兒抱頭痛哭的白髮父母，今後不會再為愛女需要工作別離而傷感了。
　除了農民外，中小企業也是他另一「鍾情者」，當時韓國大企業，如現代、金星、大宇已具雛形，日本三洋、三井、住友已成大財閥，孫運璿都不為所動，他認為「政府不必要大力去扶植，而應該好好栽培中小企業這些幼苗，只要中小企業健全發展，人才在其中慢慢培養出來，會自然成為大企業。」
　
　幫助中小企業
　
　他在經濟部長任內，對第一大民營企業─台灣塑膠公司的兩項措施，到今天還有人議論紛紛，毀譽參半。民國六十五年台塑企業申請建造第三輕油裂解廠，他堅不批准，「當時，很多下游廠商紡織、塑膠業者告訴我，台塑自己也有這些下游加工品，他們怕台塑在原料缺貨時，就先供應自己的下游加工廠商，形成不公平競爭。政府建立石化工業體系，就是為了鞏固公平的石化原料來源，這樣，政府的苦心不是白費了。最後，我還是指示中油做，以確保公平。」
　台塑在十三年後終於取得設立第六輕油裂解廠，他還擔心嗎？「現在我就不怕了，因為中油公司有足夠實力，來對抗任何民營企業的壟斷了，他有六輕，中油有五輕、四輕、三輕，不怕，不怕！」
　另一次，台塑在嘉義地區想買大批農地，孫運璿認為這違反耕者有其田條例，怕傷害農民權益，他託曾任農復會祕書長的蔣彥士去和董事長王永慶講，請台塑不要買地，做為經濟部長，他不會批准的。
　但是對中小企業主，他卻願意盡自己所能幫忙。
　民國六十年代，一位刻苦出身、皮盧黝黑的鄉下黑手，用多年積蓄開了一家汽車廠，要與財勢雄厚的裕隆、福特一爭短長。有感於他的志氣，孫運璿幫他找回在美國的機械專家溫陵熊為他指導技術，介紹法律顧問給他，並且兩次到他廠參觀，為他打氣。
　十餘年後，這位黑手一躍而為營業額百億，國內第四大汽車公司董事長，與法國雷諾合作生產雷諾九號車在全省街頭處處可見。
　他就是三富汽車董事長李水土。
　「十餘年來，連他的氣質都變了，以前人如其名，土得可以，現在與外國總裁談起生意來，不箄不亢，有大將之風，」曾經領著李水土走遍歐美，尋找技術合作的聯鼎律師事務所主持人丁懋松說。
　
從政特質

　不管膚色、歷史、文化，誠懇、親切幾乎穿透每個人的心……
　他端坐在部長辦公桌前，眉宇軒昂，下達指令時，聲調鏗鏘，信心十足，任何困難似乎難不倒他。
　官路如此亨通，妻賢子孝，五十多歲還能陪老母聊天捶背，人生夫復何求？但他還是常常眉頭不展，甚至到今天想起仕途生涯，仍然眉頭一緊：「做官真是苦。」
　不單國事十萬火急，在政壇以一匹黑馬直竄而上，嫉妒敵意難免接踵而來，有人說他在台電因巴結蔣孝文而受到
　蔣總統和蔣院長的欣賞，有人把他的成績據為己有，更有人故意反對他提出的計畫。
　多年後，回首往日恩恩怨怨，他嘴角浮起淡淡一笑：「隨他們去講，當初蔣孝文第一天來台電，我就對他約法三辛，台電的規矩就是你的規矩，我還覺得對他督導不夠嚴格呢！」
　
　健忘•裝傻•大度
　
　對於別人爭功，他從大處著眼：「只要對國家有利就好，要爭功就讓他們去爭，台灣發展得好，這筆帳自然會記到經濟部長、行政院長頭上，我幹麼要爭在一時！」果然，二十年後生病退休，夙負盛名的國際管理學院因為他領導中華民國發展有成，贈給他榮譽院士（全世界只有十餘位，亞洲只有一位）。
　至於別人故意反對他的計畫。
　「剛開始會生氣，但只能想辦法克服，我也忘了，」說到這，他戴上老花眼鏡，拿起當年舊報紙，搖搖頭，似乎真忘了。
　是健忘，是裝傻，還是寬宏大量？
　但他絕不傻，小事不爭，大事可要爭。
　「民國五十一年台電總經理黃煇辭職赴美，董事長楊家瑜要我接任，我知道他性格強，愛攬事，恐怕兩人處不好，最後拗他不過，答應了他。
　可是我先跟他約法三章，董事長決定重大投資及營運方向，日常業務希望他不要插手。我還對他說：「兩人不要同時出席部屬會議，否則他講他的，我講我的，部屬不知聽那個人的。」
　就這樣，他得到一片發揮的空間。
　對部屬呢？
　除台電外，這位部長走到那，都成了空降部隊，也因此下面諸多強兵悍將。如何平悍將的氣，收強兵的心？
　「謙受益，滿招損，縱使對部屬，老祖宗的話也不敢忘記，」他說。
　曾經跟隨孫運璿多年任經濟部次長的張光世觀察，孫運璿遇到問題，總是先請有關人員盡量發言，等到大家講完了，他才會表示自己意見，「他有民主式的領導風格。」
　每掌一部，他更趕緊加油，必看幾家中文重要報紙，注意輿論反映，他的特大號公事包也經常裝著亞洲華爾街日報、各種新聞週刊，以及有關財經資訊雜誌，看完後，有參考價值的，還會傳給有關單位。
　由於這位首長要發全國經濟的電，所以他不但用心了解經濟大事，更仔細考慮決策的政治輕重，既要懂理論，也要顧實務。
　「久了，發覺他決策周延，能想到別人想不到的問題，部屬對他慢慢心服，」在政壇素有「才子」之稱的經濟部次長汪彝定不輕易讚揚人。
　孫運璿能在政壇立足，除了紮實的基礎和謙虛德性外，也自有他精明之處。一位部屬形容他禮貌週到，但與人保持適當距離，如此一來，就畫分出上司與部屬身分的不同並確立他的威嚴。
　他更不特別與那位部屬親近，這樣可保持工作團隊和諧，某些部屬不會恃寵而驕，更可廣開言路，做起事來，沒有人情包袱。
　
　有人和，才有政通
　
　其次，這位山東鐵漢部長做起事來，雖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慨，但不忘平時就在有關人員中設下潤滑劑，「所謂政通人和，先有人和，才能有政通，」他說。
　他極力與新聞界保持良好關係，他深知現在社會施政，必須得到新聞界的支持，所以對記者很重視。在任交通部長時，孫運璿首開每個星期五下午與記者聚會的先例，到了經濟部後，也很重視與記者溝通，至今仍叫得出很多當年跑經濟部新聞的記者。
　青年日報記者書勝利回憶，孫部長接事之初，對新聞記者的問題，幾乎都千篇一律的回答：「我剛接事，對部務不熟，實在不能回答。」當時大家覺得他太保守，有些失望。
　證諸事後，當初他的確是在熟悉部務，一向行事發言謹慎的他，不願多講，但是這批採訪經濟新聞的記者發現這位部長幾乎每個月都在進步，接事一年多後，他對各類經濟問題都能侃侃而談了。
　孫部長把新聞記者當做合作對象，坦誠直率，能講的他一定會講；不能講的，他會說不能奉告或正在作業中。
　書勝利記得在石油危機時，孫部長雖然每天公事忙到深夜，但是下午快下班之前，他一定會找段時間與記者溝通，而且不隱諱問題的嚴重性，例如當中油提高價格時，記者問孫部長：「會不會影響物價？」孫部長回答：「會，但是政府已做好準備措施。」並且舉出這些措施會帶來的效果，這樣一來，人民知道了政府是在準備克服危機。
　如果牽涉機密，他通常對記者先採信任態度，分析這件事如果寫出來將帶來的傷害。例如在任內，他有一次去印尼訪問，行前有些記者知道了，去問他，孫部長回答：「由於印尼與我國沒有外交關係，先發布了，對國家利益有損，回來後，我一定詳細報告。」
　回來後，他果然把在印尼訪問時，會見了什麼人，談什麼事，兩國間會有何種關係，講得一清二楚，甚至連印尼用手抓飯的風俗都一一描繪出來。
與立委關係良好
　他也很早就知道要與立法委員保持良好關係，立委有意見去找他，他必見面仔細傾聽。
　他與立委的關係，有的是刻意培養，有的則是水到渠成。
　曾任立委黨部書記長的孫桂籍，是他相交四十年的好友，年輕在哈爾濱時就一起暢談國事，孫桂籍把政壇派系、官場慣例，黨國大老的好惡都一一傳給了這位小老弟，並擺平他與立委間的歧異，如果孫運璿對立委有不周到之處，孫桂籍往往會出來打圓場：「他是書呆子，不懂官場禮貌，千萬不要跟他計較。」
　有的立委看他誠懇，往往把自己所知傾囊相授，交通部長任內，久任交通委員會召集人的立法委員袁其炯，一股腦地把交通部派系及部長應注意之事，全盤倒給了這位本應為對手的行政官員。
　另一位知交張寶樹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祕書長十二年（民國五十八年到七十年），對他建立黨地位頗有助益。張寶樹與他結識於國防研究院訓練班，與同期學員抗日名將胡宗南並稱豫魯直（孫運璿山東，張寶樹河北，胡宗南雖隸籍浙江，但久駐河南，視豫為第二故鄉）張寶樹說：「那時，他主持分組討論時，能折衷不同意見，讓發言人又心服又舒服。受訓結束後，學員互相評估成績，他得的分數最高。」
　他也幫助孫運璿在經濟部長任內，與立法委員建立良好關係，在審查工研院設置條例時，他盡全力為孫運璿奔走。
　「說他是政壇黑馬，也不盡然，他總有貴人相助，」一位熟知內情的幕僚分析。
　他也重視外國「貴人」，不是為他自己，是為國家整體。
　「國際事務，多交一個朋友總是好的，建立了友情，什麼事情都好辦。」
　這位中國北方大漢有超越文化界限，很快與人打成一片的本領，只在小學唸了兩年英文，抗戰時到田納西州當實習工程師時，就有很多美國人請他去他們家，帶他去教堂，去聽音樂會。
　那時認識的一位美國朋友Walker Cisler曾任艾森豪登陸諾曼地時的技術顧問，和他已相交半個世紀。縱使到現在，現年已九十一歲，每年都會來看孫運璿一兩次，有時順道，有時專程來訪。
　二十多年前，孫運璿因公赴美，他寄了一張來回美國機票給孫太太，說：「你持家太辛苦了，應該跟著先生去美國一趟。」當時一張機票等於中級公務員月薪的兩三倍。
　後來老先生當到世界能源會議主席，半由於愛國，半由於與孫運璿的交情，曾想盡辦法抵制中共排除我們的陰謀。
　
　送冰淇淋的僑商
　
　有位在奈及利亞認識的王姓僑商，後來遷居菲律賓，每次來台北看孫運璿，都會帶一桶菲律賓名產冰淇淋，一下飛機就打電話給他們家，免得化了。三姓僑商去世，這件工作又落到他太太身上，直到現在，二十多年都沒有變。
　他交外國朋友並不特別重視對方的官職，更重視這個人的潛力。孫運璿回憶著：「有次韓國派了一個次長級的人來訪，跟他談話之後，我覺得這個人了不起，將來會更上層樓，他走時，我到機場送他。事後他跟我提起：『這件事我一輩子不忘，離開台北時，你是部長，還自己跑來送我。』這個人就是太完善，後來果然一步步高升到韓國總理，對我們很好。」
　他還能在沙漠中灌溉出友誼的綠洲。「沙烏地的內政部長納伊夫來訪時，他在沙國的影響力很大，負責安全，又是國王法德的親弟弟─同父異母。我全程陪他。他們都很為我們的誠意感動，對我國一直很友好，國王的隨身侍衛都是我們訓練的。」
　後來他第二次訪問沙烏地，談雙方合作之事，納伊夫請他到私人遊艇去玩，孫運璿也以為只是帶他去玩玩而已，納伊夫卻神祕兮兮地說：「不光是玩而已，我知道你這幾天吃膩了牛肉、羊肉，我今天要請你吃中國飯，但旅館、飯館不能做，只有在遊艇上，請廚子做。」
　回憶至此，他哈哈大笑，像個逃學出來偷吃零食的學童。
　
尋常生活

　不應酬、不題字、不送花籃，公司老闆請吃飯，我跟他說有話到辦公室談……
　濟南路上，一棟日式房屋靜靜地站在那裡，任疾駛的汽車、人進人出的辦公大樓、餐廳包圍著它，裡面自成一片幽雅天地，蔥青的灌木灑得四處都是，一棵近百歲的大王椰承受不住自己逐日增長的身高，低下了頭，橙褐的頂枝橫向屋屋簷，主人孫運璿上下班經過這裡，都要摸摸它的軀幹，似憐惜它的垂老，又似欽佩它的生命力，這個習慣維持了二十年都不變。
　他還有更多，多年而且一輩子，不會變的習慣，對父母盡孝就是一例。
　民國三十六年，孫運璿的父親從基隆碼頭一別，航回大陸老家，就再也沒法出來，「他替國民政府做過事，又因有我們在台灣，各種政治運動都會鬥到他，更被下放去打鐵。」
　十四年後，他輾轉得知父親去世，雖然父親遠在大陸，仍然留鬚戴孝百日，表示為人子的哀悼。五十六年，他宣誓就職交通部長當天下午，在家院子的樹子，設下父親靈位，焚香默禱，感謝父親的教養之恩，「我永遠記得他對我一再地叮嚀：『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尤其在政府做事更不敢忘。」
　同時期，與他相依半個多世紀的母親，健康也日益惡化，積痰、咳嗽不止，經診斷得了肺癌，眼見母親一生受苦，他要讓母親受到最好的醫療照顧，縱使家境不寬裕，他仍然送母親進了那所貴族醫院─中心診所。
　每每提到母親種種，活過四分之三世紀的孫運璿剎時抹去廟堂高論，晉見各國領袖的神采。「她很心疼我，」低下頭，他輕輕的說出這話，就像飽享依依母愛的鄰家少年。
　「她最怕我去做官，從奈及利亞回來，她要我回台電做總工程師，不必應付別人，後來發表我做交通部長，她臉部嚇白了，一直問我太太是不是真的。」
　母親住院期間，他剛接經濟部長，白天綜理全國經建服務千頭萬緒，晚上離開辦公室，他就急急趕到母親床前，侍奉茶水湯藥，再晚了，就舖張床，在病床旁睡覺，「我要和她在一起，縱使多一分鐘也好。」
　六十年四月底的一個晚上，孫老太太熬不過生命的催促，進入彌留狀態，口中頻頻呼喚死去親人的名字，她抱起瘦弱的母親，安慰著：「媽，不要怕，不要怕，我在這。
　沒有多久，母親在他懷安祥地去了，剎時，他感覺生命中與母親連結的絃斷了，往後一兩年，他在僚屬前仍指揮若定，在家人前依舊談笑風生，但常常一陣孤寂之感會湧上心頭。」
　「但是我更高興自己放棄世界銀行，回台灣陪著她走完最後一兩年，現在我覺得心安。」
　孫老太太停靈在市立殯儀館車庫十天，孫運璿帶著家人在車庫冰冷的石灰地上睡了十個晚上。出殯那天，他被麻戴孝，對前來弔喪的人，不論身分年齡都跪拜答禮。
　「在靈堂，我不是部長，我是母親的兒子。」
　
　有生命的家具
　
　他另一個不會變的習慣是勤儉廉潔，這位經濟首長促進了台灣經濟快速發展，無數人累積了財富，但他依舊是公職收入，彷彿一意為別人創造福祉。
　環看他在濟南路的房子，那是他做經濟部長和行政院長前二年的家，大部分家具都用了二十幾年，孫太太指著屋裡的陳設，常對來訪客說：「這張沙發與我大兒子同年，櫥櫃和我二女兒璐筠同年，……。」
　語氣裡透著恬和、自足，一旦家具和人連起來，彷彿這些沙發、櫥櫃就突然有了生命，幽幽地敘這個家的經歷，苦的，樂的。
　有張書桌更富歷史價值，那是在他們臥室旁邊道通往客廳狹長窄小的過道，狹長窄小，剛好夠擺這張書桌，孫運璿白天看不完的公事總帶回家，吃完飯後就戴起老花眼鏡在這裡看，一連串工業發展條例，積體電路發展計畫，加強農村建設，帶動台灣巨幅改變的施政，就在這張毫不起眼的書桌上完稿。
　六十七年他升任行政院長，對他來說，只是職務的變更，其他都沒有變動，他依舊住在濟南路那棟木造房子，而且庭院還因為濟南路拓寬被削去了三分之一，依然乘著裕隆一千八百ＣＣ的黑色舊車，依然七點半鐘出門，八點前到達辦公室，辦公室也簡樸得緊，拚花地板，白粉牆，不到二十坪。
　直到有一天，總統蔣經國到他濟南路的家看了以後，講了幾個意見。
　「這個房子太小，你要見外賓時，不太得宜。而且臨街不夠安全。有人可能會從外牆翻過來。」
　大塊頭的山東腔努力辯解著：「總統，夠住了，接見外賓都在辦公室，不會在家裡。至於安全問題，沒有人會來刺殺我。」
　總統遣人在重慶南路覓得一空房，拆掉重建為院長官邸，裕隆舊車也必須換成凱迪拉克，因為在迎接外賓的龐大隊伍顯得格格不入。
　在重慶南路安靜巷弄的那棟院長公館裡，勤儉的痕跡仍不時可尋。有一次他的老部下工業局長韋永寧來看他，他指著腳上的一雙黑皮鞋，興奮地說：「還記不記得，這是我們十幾年前去中南美訪問，在哥斯大黎加一起買的。」他的西裝不超過六套，都是輪流換著穿。
　俞蕙萱這位院長夫人，在社交場合顯得雍容華貴，每次出國訪問，她總以迷人風采被當地報紙稱為東方貴婦，她也只有幾套長旗袍和幾套首飾輪流搭配著穿，她拿著一個白底鑲藍邊的皮包，配她身上白底灑上藍點的旗袍，這隻皮包也已十幾年了，她一面擦金屬扣環，一面說著：「東西只要保存得好，每次用完擦乾淨，就像新的一樣，何必買那麼多？」
　他們家也的確需要精打細算，公職收入原本不豐，當四個孩子璐西、一鶴、一鴻一一成長，孩子的食衣住行加上教育費夠這對夫妻傷腦筋的，後來一直與他們相依為命的母親健康日益惡化，必須送私立診所治療，醫藥費龐大。
　此時，這個經濟部長家裡的開銷靠著他在奈及利亞存下的一些美金來補貼。公職收入不夠，但是他堅持不收禮、不收回扣的原則從不改變。這樣的聲譽一走，有非分之想的人也不敢上門，「久了，他也不必費心思拒絕了，」一位台電舊部屬說。
　
　三不原則
　
　在經濟活動日益旺盛之時，工商業者亟欲與政府官員接近，以取得有利資源之際，他登上了經濟部長之後，更必須小心翼翼維持這個清譽，不單為他自己，更為整個國家發展的公平。
　「我有三不，不應酬、不題字、不剪綵。公司老闆請吃飯，我跟他說有什麼話到我辦公室說。」
　「到我辦公室來談問題的工商業者，我要求他們談整個業界的問題，不要只談自己公司的問題，業界整個的問題我願意幫忙解決。」
　「至於題字、剪綵，更是錦上添花，此例一開，後患無窮。」
　他更不願意欠高爾夫球場俱樂部主人的人情，官場流行在星期假日邀約同好打高爾夫球，聯絡同儕，他卻堅持不打，退回了很多高爾夫球俱樂部寄來的榮譽會員卡，以及送給他的全套球具，他一再對送來的人說：「我星期天要陪太太和孩子到郊外去玩，一星期中我只有一天給他們。」
　孫運璿從來不曾埋怨過公職收入低，與他的好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比，他只有李光耀月薪的十分之一，但是他從不覺得不平，只是擔心這樣微薄的薪給如何為政府留下菁英：「但是我國軍人多，一加薪不能只加公教人員，軍人也必須加，國庫負擔太沉重了，大家只有耐心，慢慢來，」他告訴來訪的記者說。
　而這位全國最高行政首長收入儘管不豐，有時連應拿的都拒而不收。每個月政府首長的特支費他從沒拿回家過，總是當做部屬獎勵金或留做公用。
　「連經濟部長兼產業黨部主任委員每月兩千元，還是我一再跟他講，這是應得的，他才肯收入，」跟隨他多年的機要祕書嚴孝京說。
　別人問起他家境狀況，他總是對人說，「我們夠用了，夠用了，我太太過得很省。」
　他的清廉延伸到外外，從人閣當交通部長，孫運璿真正做到了輕車簡從，他只從台電帶了一個機要祕書宋家治，前任部長沈怡留下的全體次長及機要都留任。跟隨他二十年的機會祕書嚴孝京是他調任經濟部長時前任部長陶聲洋留下來的。
　而他更打破官場慣例，找位和自己素不相識的人當總務司長，只因為一位他信賴的立法委員推薦此人廉潔耿直。
　
　自己人最吃虧
　
　每到一個機關，他帶人不多，而且帶來的人往往最吃虧，例如他的機要祕書嚴孝京到了行政院任職後，反而比經濟部任職時的薪水還少，因為在經濟部裡的津貼不能移到行政院裡，而嚴孝京的原缺也不能留在經濟部，尊重體制的孫運璿不允許自己帶的人破壞體制，而且規定機要人員不管工作多晚，都不能領取加班費。
　「自己人不吃點虧，別人誰願意幫你做事，」孫運璿說。
　多年後，曾在美國讀書做事、在台灣教書的孫運璿的長子孫一鶴，坐在孫宅客廳裡，有感於父親這一生經歷，說道：「從他身上，我看到一個堂堂正正的人，到晚年對自己的心安理得，這不是任何榮華富貴得以取代的。」
　我更看到一個人不必要權術，不弄詭詐，同樣也可以成功。」
　這樣的父親，對子女的教育不費事，全都是身教，自己過得節省，子女自然知道勤儉。次女璐筠記得十幾年前一椿往事：
　「讀高中時，有次我向媽媽吵著要買一套新衣服，媽那時正在幫爸爸補睡衣，她抬起頭扶了扶眼鏡說：『你爸爸工作辛苦，賺錢不容易，這件衣服是不是真的需要？』隔了幾天，媽媽帶我去立法院旁聽席，看到立法委員批評經濟部這個不好，那個不對，爸爸得站起來辯護。我一下子覺得爸爸太辛苦了，好可憐，從此，我再也不敢隨便要東西了。」
　平時耳濡目染父母的謙虛和勤儉還不夠，孫家夫婦隨時拿身旁的人物機會教育，孫家有個幫忙做家事的叫丁嫂，丁嫂是他們的活教材，這位丁嫂在大陸也是大戶人家，動亂一來，她和先生逃出大陸，但半路失散了，到孫家求職時，挺著大肚子已懷孕。孫太太四處借錢，安頓她到醫院生產，又幫她登尋人啟事，人海亂離，一年多後，她丈夫終於找到了孫家的大門，也和太太、兒子重聚。
　「母親總是以她為例，告訴我們做人要謙虛，要懂得節省，家世是隨時會變的，千金小姐隨時會變成佣人，」二女兒璐筠說。對於在孫家幫忙的年長者，他們子女都以叔叔、伯伯、阿姨稱呼，以長輩之禮待之。
　除了正經的教育時刻外，踏進這個家，不會相信這是個部長或院長的家，不單是簡樸的擺設，而是那笑笑鬧鬧的一大家子就像個普通公務員的家。
　每天淡青色暮靄緩緩罩下來，小巷、網球場、外交部建築物路線一一模糊起來，這家的燈火卻正燃著炒菜香溢鼻，子女一邊爭著講今天在學校或在辦公室發生的趣事，一邊排開碗筷，從那一碗一匙間，終生忙碌的孫運璿和家人這樣建立真切的感情。
　他們的對話生動有趣，
　「爸，我覺得交通實在太亂，政府應該改進。」
　「別講了，別講了，白天，我要面對大立法院，晚上還要面對你們這些小立法院。」
　「爸，我昨天看了你在電視新聞，你又在大吃大喝了。」
　
　尊敬帶親切
　
　孫運璿邁入中年後，逐漸發胖，全家就負起監管他體重的責任，每次出去參加酒會前，孫太太總是先給他下一碗麵，希望為他墊墊底，到了會場後，孫運璿還是忍不住要吃，子女每次看電視新聞時，就看爸爸有沒有在吃東西。
　孫璐西還記得孫運璿的一些習慣，「他每次出國訪問，母親怕他長胖，叫他先磅一下體重，吃東西時必須節制，但他一出國就止不住饞，看到甜的東西更吃得多，直到回來前三天，怕不好對媽媽交代，才開始少吃，減輕體重。」
　子女對他尊敬中帶份對朋友的親切。他對子女的期望也一直很簡單、很具體，「學門專門技術，到大學教書，最獨立，不必應付這、應付那，」「千萬不要做官。」這是老爸爸唯一的希望。
　子女聽從爸爸唯一的希望，用功讀書，老大、老三、老四都畢業於台大，長女孫璐西獲得美國魯格斯大學博士後，向青輔會申請回國服務，任教於台大食品科學研究所。長子孫一鶴德州大學博士班畢業後就到一家美國電力公司任工程師，二女兒璐筠不願照哥哥姊姊軌道讀研究所，自己考進美國花旗銀行，「最討厭別人問我父親在那高就，」她隨即眨眨眼，笑起來：「我告訴他們，他是退休工程師。」
　孫一鴻，這位行政院長的老生兒（孫運璿四十七歲時，他才生下），台大土木系畢業後，也一如尋常百姓之子，受預官役，先到成功嶺，後來抽籤分發到工兵部隊，軍事訓練、出公差都沒有特別待遇，有的長官似乎為了顯示公平，對他還特別嚴厲些。當時任陸軍總司令的郝伯村說：「別說他沒有來吩咐照顧他兒子，我連他兒子去服役都不知道。」
　「他的齊家之道樹立了高層首長的風格，」台大歷史系畢業的南投縣長吳敦義說：「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為？」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