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放錯了的棋子？ — 台北市長楊金欉

今年六月初短短兩個星期，台北市長楊金欉深受「水深火熱」之苦，六三及六十水災，無視市府每年花費幾十億所做的防洪工程，使台北市兩度成為澤國。接著，內湖垃圾山大火，濃煙廢氣威脅著附近十多萬人的健康。
　電視鏡頭跟著楊市長轉。他在水災出巡時，雙腳深陷在泥濘中；在三十六度高溫的火災現場頻頻擦汗，處處可見楊市長的心焦、沉重，卻也束手無策。
　這位統御擁有六萬多名員工、高居中華民國中樞所在的院轄市市長，應該是很有權力的。在公文紙上，他只要大筆一揮，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小市民的作息立即受到影響。但是上任兩年多，一般人的印象，似乎他對市政建設交不出太多具體的成果；不擅和民眾溝通，使二百四十萬名台北市民，對楊金欉似熟稔，又陌生。

市長忙什麼？

　「他究竟在忙什麼？」這是很多市民想問的。
　這位面孔黝黑、身材壯碩、不失莊稼人本色的市長確實很忙。
　他平均每天要接見十來位外國賓客，每星期有五到六個一開就是大半天的會議；另外，他還有看不完的公文、聽不完的簡報、數不清的應酬。
　鉅細靡遺的市政問題，把他纏得透不過氣來。對於水災、垃圾、掃除髒亂的解決腹案說的頭頭是道，像從不疲倦的機器人，他在會議上再三叮囑手下要做這個，要做那個，但令市民困惑、不滿的是，他竟然無法策動各大小齒輪（即市府裡各個單位）滑潤運作，「總經理」兩年多年的表現，「平淡的有如賣鹽、賣醬油，而不是做大宗出口生意，」一位跑過三任市長新聞的資深記者下了這個註腳。
　然而，台北卻是個活動力極強的現代都會。台北市每天有三百萬人來來往往，總共聚集了資本額幾達八千八百億元的十六萬家營利事業，資產負債總額在一兆元以上的近四百家行庫（中央銀行和外商銀行除外）。台北市，不但是三十多年來把台灣經濟滾向國際行列的一隻巨輪，更是穩定民心的政治樞紐、提昇國人精神層面的文化重鎮，和把眼光望向全球的一扇明窗。
　這樣一個兼具多重功能的都市，應是自信十足，容光煥發的。但是多年來的積弊，卻使得台北市容髒亂擠醜不堪。市政三大毒瘤：交通、公害和治安每況愈下，「你們的經濟繁榮再繁榮、故宮文物再珍貴，可是沒有維護自然環境，一切都是枉然，」一位紐西蘭商人聽說二十多年前的淡水河可以游泳，不禁發出如此感嘆。
　成為國際笑柄的台北交通和生活環境，常使外國的觀光客和投資家裹足卻步，學人回國的念頭更加遲疑，尤其市民出國後，拿台北和其他城市相較會更加羞愧，「台北越來越不可愛了，」經常穿梭歐美各大城市的商人顧卓雄說。

市民不相信市府？

　兩年多來，楊金欉雖力求改善缺失，可是歷經今年六月初的兩次大水。市府只能望「洋」興嘆、垃圾掩埋場整地的承諾一延再延後，市議員趙少康忍不住提醒市長：「市民對市府的信任差距越來越大了。」
　先天上體制不健全，後天上經理人管理不當，是造成差距的兩大因素。
　由於「直轄市自治法」一直沒有通過，台北市從民國五十六年七月一日改制以來，歷任市長都是中央派任，除了改制後首任市長高玉樹曾經是由台北市民選出的以外，其他幾位都從外縣市「空降」而來，「如果親和力不強，就很難和市民建立感情，」中興大學副教授柯三吉，指出民眾基礎的不易尋求。
　派任市長經常因權限受制於中央，而且省市行政區日漸混淆，使得台北縣和台北市間的事務迭有利益衝突，加上市府本身積弊已深，民意代表和學術界都承認，工程師出身的楊市長，縱有三頭六臂，也難展他在台電擔任二十多年技術領導人的長才。
　政務官沒有選票壓力，中央也從未對市長政績「追究責任」，因此歷任市長都開了不少「遠期支票」，後任市長「承兌」的壓力自然越來越大。像內湖垃圾山遷移，從民國五十九年起，歷任市長張豐緒、林洋港、李登輝都答應優先處理。十幾年後，這個燙手山芋終於在楊市長任內燒焦了，一位飽聞垃圾惡臭的里長在垃圾山大火代表座談會上憤怒的說：「垃圾越堆越高，市長的官位也越攀越高。」
　在許多市長眼裡，「台北市長」一職不過是政治人物宦途中的中間站而已。像高玉樹從任內轉任交通部長、張豐緒擢升為內政部長、林洋港和李登輝則直登省主席職位。

美麗的謊言？

　市長任期短而不定，因此台北市十幾年來的都市發展，根本沒有具體的長期建設藍圖可以遵循。市政推展因為市長頻換而難有連貫，也使得市政府裡，從秘書長到各級幹部都無所適從，市長的施政報告，被市議員批評成「美麗的謊言」。
　來自中央的指示和決策，往往也使楊市長難有作為。譬如，在人事運作上，警政、教育、衛生、財政、主計等部門主管，市長只有「形式上」的任免權，無法實際決定人選。像今年七月才上任的財政局長林振國，來自中央同意比楊市長同意的成份大得多。
　又如經濟部的大汽車廠政策，明明對已有二十六萬部汽車的台北市交通，有極嚴重的威脅，楊市長卻無法施展任何未雨綢繆的限車計劃，他只能在市議會裡心虛的答覆：「等到中運量和大眾捷運完成後，交通就能改善。」
　事實上，這兩個都還只是紙上作業的運輸計劃，即使完成，也只能解決民國九十年後「部份」交通需求，而台北市十五公尺以上的計劃道路，五年後就全部開闢完畢，換句話說，到時候台北市就沒有新路可開了，而現在車輛每年卻仍在以一五％的速度繼續增加。「總有一天，台北市會走不動的，」一位飽嚐交通癱瘓之苦的市民這麼認為。
　官僚體系中日增的本位主義，使得牽涉到縣市相關的問題時，楊市長兩邊都難討好，像應否開放翡翠水庫為觀光區的爭議就是一例。
　專供大台北區居民飲水用的水庫，建在台北縣內。當觀光局自行擬出開發上游區的觀光計劃後，由於能促進地方繁榮，台北縣當然鼓掌，但是在給水區下游的台北市民，和關心環境保護的人士都強烈反對，因為觀光人潮勢必帶來可怕的水源污染。
　楊金欉卻主張「有限度」的開放觀光，「我們佔用人家的地方，當然要讓些步，」他說。
　本位作風在市府本身也屢見不鮮，這是由於市府組織繁密，權責劃分過細而導致了協調不易。例如主管台北交通的單位就是四分五裂：工務局新建工程處負責交通工程的興建，養護工程處負責工程維修；警察局交通科負責交通指揮、調度和號誌管理，交通大隊則管違規取締；而在市府裡因襲的傳統是，不但局處間，就是同一局裡的各處間彼此也少有交流，協調時有困難。

兄弟鬩牆

　這種情形，導致了去年底，市警局交通科拒絕驗收工務局新工處完工多時的電腦化交通號誌，理由是交通科發現號誌中的電腦程式，只適用於五年前的交通狀況。
　以往在台電，楊市長不需要承受這些箝制，在老部屬的口中，他是位沒錯可挑的好長官。
　他作風篤實。二十八歲參加連接台灣東西部電力系統的輸電線架設工程時，酷暑、風雪和山崩的惡劣環境下，他總是帶頭涉過深及胸部的水塘或翻越上千公尺的高山。民國四十二年，奉命興建台電第一個地下電廠－花蓮銅門發電廠裝機工程時，三年間埋首地下不見天日，當時任總工程司的前行政院長孫運璿經常前往巡視，極為欣賞楊市長這股苦幹踏實的作風。
　他也很關心屬下，常把自己有限的薪水借給屬下；又極清廉，即使當了輸配電處豐原分處主任，他的太太還在飼養來亨雞貼補家用。
　他在台電建立了一套嚴格的追蹤制度，因此各項工程都能如期完成；在任台電駐沙烏地阿拉伯團長時，專業技術和外交才華同時得到沙國的讚揚。
　楊金欉在省建設廳長任內，很快就清除了積壓三、四年的都市計劃案件，首創櫃台化作業，縮短了工商登記的處理流程。在高雄，不結黨派的楊市長，對於地方派系色彩極濃的府會，也發揮了不少調和作用。
　強調自己是「黑手」出身的楊市長很注重孝道。由於早年求學的學費和生活費賴母親養豬貼補，至今書房裡仍供列著一個母親當年養豬用的豬槽，以表懷念慈母的孝思。
　這樣一位術德兼備的首長，到了台北，以往的讚揚似乎都已塵封了。他的行政歷練，似乎並不足以應付台北錯綜複雜的環境，「他可能是被擺錯了地方，」一位跟了他二十多年的台電部屬說。
　老台電人和現在身邊的親信都說，楊市長生性隨和，沒有官架子，即使對誰的表現不滿，總是找第三者傳話，不會讓人當面難堪，「他從沒罵過我，」一位從台電起就一路跟著楊金欉的親信說。
　他常告訴市府員工要「圖利百姓」，做事原則應是「法理情」，他雖強調「無心的過錯可以原諒」，但卻嫉惡如仇，尤其注意操守問題。像國宅處前副處長唐滌新有瀆職貪污之嫌，當調查局還在調查階段，他就主動找新聞界做背景說明。
　楊金欉掌理台北市政期間，美術館、社教館、建國南北路高架橋先後完工，動物園遷建和翡翠水庫依序進行著，學校、醫院不斷增加，市政府也在往前進。
　但是如趙少康議員所言：「民間前進的腳步總是大過市府，」在一般人心中，楊市長只是忙於躬親解決一樁樁歷任市長留下來的棘手問題，卻「似乎沒什麼具前瞻性、有創意的具體市政建樹，」女議員周陳阿春和周英英不約而同的指出。「林洋港做了建國南北路高架橋，李登輝有藝術季，楊金欉有什麼？」一位市民批評。
　施政沒有整體計劃、幕僚群太弱、魄力和溝通力不夠，一直到今天，還有不少人批評他對市政瞭解還不夠深入，「他是無為而治，還是在混日子？」一家電腦公司的總經理問道。

口號未落實

　只當了九個月高雄市長，就被徵調到台北的楊金欉，一上任，就頭頭是道的對新聞界和市議員大談建設台北的種種構想，他叫出了將把台北市建設成「有朝氣、有秩序、有禮貌，具有中華傳統的現代化都市」的口號，也強調交通、公害和治安是今後要解決的問題。
　以後，他又不時指出，市府將繼續執行前任市長所擬的六年中程計劃（七十二年度到七十七年度計劃，是台北市有始以來第一份市政建設計劃書，由當時的研考會執行秘書黃大洲教授主持制訂）。他也試著把台電的追蹤考核制度引用到市府各級機構。
　然而，批評者指出，由於沒有整體計劃，又沒有施政優先順序，這些口號和紙上計劃都沒有落實。
　在他任內，李登輝時代由一級首長組成的「環境美化會報」取消了，觀光局和文建會屬意設在台北的民俗技藝團，拱手讓給了高雄。初上任時他曾豪氣萬千的說，要打通騎樓、嚴格執行大廈地下室闢建為停車場，但如今這些問題依舊嚴重。
　王昆和議員指出，去年九月，市長曾指令一位參事負責在今年內，把內湖大崙山上私人濫葬崗逐走並且恢復造林，今天墳墓不但沒遷，倒反而從原來六十多個增加到一百多個，王議員憤然的提出警告：「政府再不正視這種現象，台北四周的癩痢山頭會越來越多。」
　行政單位沒有徹底執行市長指令，使得研考會負責每年評估一次的中程計劃流於形式。譬如在評估各項生活環境的指標，包括交通、綠地大小、空氣污染等，許多單位都填不出目前已做了多少，下年度和七十七年度的目標又是多少。
　此外，研考會成員多半是社會科學背景出身，因此只能做「重量不重質」的追蹤，尤其是專業部門像工務、衛生等績效考核，往往由各單位「自我評估」，而「只做事後評估，即使發生錯誤又能怎麼辦？」研究公共行政的柯三吉說。
　幕僚群在市政建設極需革新時，似乎也沒發揮多大「參謀」作用。許多議員指出，楊市長的幕僚，多半都是很早就跟著他的故舊或親友，他們只能為部份市民和議員解決眼前的問題，如水溝、路燈之類的小事，「不能為市長提出格調高的施政建議，」趙少康分析說。
　
幕僚群待加強

　又如市府至今仍有一百多件已完工、卻因種種問題無法驗收的工程；而工務局裡每年平均將近三○％的預算，因為土地徵用延遲、工程來不及開工而不能依計劃執行，對於這些問題，幕僚也很少能出主意，學工程的楊市長只能搖頭嘆息。
　市長是市府內唯一的政務官，「政務官只需做決策和判斷，所以他應該五官多動些－眼睛多看、耳朵多聽、腦筋多動，」政務委員高玉樹說。
　幕僚應是楊市長五官的延伸。而今，楊市長本人也承認，幕僚和各級員工素質都有待加強。
　但是市議員陳水扁卻指出，市府每年有四百六十億元預算，而圖書經費平均每名員工每天才一塊錢；市府雖知人才培訓很重要，但全部六萬名員工中，每年出國進修的還不到十人。此外，楊市長不及前幾任市長和學術界接觸頻繁，更使許多教授批評他不擅利用台北學府會萃的有利環境，來加強參謀作業。
　立法委員江鵬堅曾說，台北市長應是和市民同一呼吸、同一脈博跳動的父母官，但是這位忙得沒有時間思考的長官，卻被市民們認為「不夠親民」。這或許和楊市長的公眾形象和溝通力有關。
　許多人都說，兩年多來，楊市長好像沒有製造什麼全民參與的氣氛。很多市民從電視上看到市長在議會上，對議員唯唯諾諾或被捉狹的窘狀，從報紙上看到市長一些立場不明或不著邊際的議會答詢，以及引起輿論非議的決策，「我們實在不知道楊市長希望市民怎麼和他配合？」關心社會的專欄作家羅蘭說。
　以公司名義自動捐款二十萬元給台南市買垃圾筒的惠普科技公司總經理柯文昌說：「市長有什麼苦衷該告訴市民啊，不然我們怎麼支持他？台北這麼多公司，捐錢，簡單得很！」
　楊市長也不太懂得善用大眾媒介，幫助他推行市政構想或政令。像他急切希望中央首肯、好成為他的「代表作」的中運量捷運系統，由於計劃還在經建會審核，對記者的探詢總是躲躲閃閃，新聞界只能做「瞎子摸象式」的零碎報導，大部份市民和議員都不清楚中運量是何物，「我們說不出它的好處，民眾怎麼會支持呢？」一位市政記者說。

偷偷移公車站牌

　由於不擅言辭，連一些立意良好的政策，楊市長也是主張「多做少說」。像近一年來，公車處「悄悄的」拉長了公車站間的距離就是一例，「我是怕有些市民抱怨，只能偷偷的做，」市長無奈的說。
　除了被人指責魄力不夠以外，楊市長在議會的政治運作也頗受批評。例如環保局在垃圾焚化爐廠房都沒建時，就編列買機器的預算，議會怒而將幾億元的預算刪成一千元。如果當時官員能解釋清楚，廠房得依機器大小來設計興建，或市長親自和議員溝通，焚化爐工程就不會被迫延擱一年了，「預算被刪成這樣子，等於市長被人打了耳光，」經建會一位高級官員指稱。
　許多市民也指出，市長沒有嚴厲要求屬下切實執法，無形中助長了社會各種自由的濫用。主張都市氣派越大越好，廣開大路的高玉樹說過：「有路、人和房子後，還要有秩序。」然而，放眼今天的台北市，市民違規開車停車、破壞市容、強佔人行道和慢車道，但市府卻不聞不問的事到處都有。
　像國賓飯店後面，有二百多個停車位的慶安公園電動停車場門可羅雀，但窄巷四周的黃線上，卻停滿了各式汽車，車主似乎都不認識路邊警告牌上的中國字：「黃線禁止停車，違者實施拖吊。」
　經濟部次長王建認為，交通秩序的整頓是「事在人為」，然而「我們誰聽說那位警察因為攤販、違建的再生而被調職的？」柯三吉副教授問道。
　不過，熟識楊市長的人說，他有時候也頗堅持，像內湖中央新村的民意代表，曾經施壓要市長修改都市計劃，將那裡的住屋高度由二樓放寬為五樓，楊市長卻耿直的拒絕了。

以楊市長為榮？

　歷經兩年多的摸索，楊市長今年在議會上的強硬敢言，頗得議員和新聞界好評。市府一位中級官員，七月在出席楊市長對來訪的美國交通署做的中運量簡報會上，對楊市長對市政的認識，及不卑不亢的談吐，大改以往的印象，「市長進步了很多。」
　台北市也要進步。但是如何貫注新生命，使台北市更活躍？如何喚起市民的參與感，使台北市人以台北市、以楊市長為榮？如何建造台北市，使它昂然闊步的走入二十一世紀？「楊市長應該敲鑼打鼓的講出他的構想和希望，我們市民一定全力支持，」洪仲機具公司總經理洪造說出了市民的心聲。


楊金欉談：以市政之事為大家之事

　問：請問建設在台北市的構想和具體方案是什麼？
　答：我認為台北市應該是一個硬體建設和文化建設並重，並具有中華傳統文化特色的都市。我們要注重復興中華傳統文化的倫理道德。例如坐公車時，如果我們有禮讓的精神，秩序自然會很好，就不會為了搶一秒，耽誤人家五分鐘。
　現在，教育局也在各學校推動春暉方案、親職教育。對於有點問題的學生，老師都要主動和家長聯絡，同時從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來推動固有倫理道德。
　問：有沒有什麼具體的績效？
　答：績效不能說是馬上就看得到，但是學生長大後，將會有長遠的效果。

對付三大問題

　問：市長自上任後，曾強調治安、交通、公害為台北市三大問題，對此市長採行了那些措施？
　答：台北市的治安是我最重視的問題。過去的市長都沒像我這樣，跑分局跑得那樣勤，而且都不預告。我要求警局對治安的統計資料不能做假，這點台北市做到了。
　另外，我實施基層警察人員輪調，迅雷小組也發揮功能，現在高雄市、台灣省警政署都已準備實施迅雷計劃。
　交通是我們台北市需要加強的地方。我上任後執法已經比以前嚴，不但罰款金額增加，採用大拖車拖吊違規停車的車輛，而且還實施違規封鎖。結果呢？被議會罵了，認為不應該罰得那麼重。所以，目前只能採行漸進的做法，一次比一次做得更嚴。
　此外，我們每兩個星期舉辦一次道安（道路安全）會報，每次我都親自主持。對於其中每一個方案都討論很久，並根據實際的流量進行規劃、比較。我認為討論的過程很重要，像福和二橋，前後討論了三次。
　還有我們要推動的中運量交通系統，已送到經建會審議。
　問：市府規劃中運量，中央卻又有個鐵路捷運的規劃，這是否顯示台北市的交通缺乏一個整體的長程計劃？
　答：我們總是有個毛病，想得太久，起步太慢。
像地下鐵計劃談了又談，一談就是二十年。
　問：對於公害問題，除垃圾山在全力解決外，對各種污染，市長有何對策？
　答：空氣污染方面，七月一日起已有緝查隊檢測機動車的排煙，不論是公營民營公車，超過規定都要受罰。至於一些不守規矩的民營公車，我已要求他們取消行車獎金制度，否則就不同意車票漲價。
　噪音方面，以汽車噪音最糟糕，尤其是大型柴油車的換檔。這方面不但需要多加宣導，還要儘快讓中央立法，訂定取締的標準。
　水源污染方面，市政府已建好衛生下水道的幹線和污水處理廠。家庭污水的處理，也已由士林區開始逐一地加入幹線中。
　河川污染則需整體進行，只有台北市這邊做沒有用，投資等於浪費。這需要省市共同努力，現在衛生下水道省市間已有協議，整體規劃已經定案。
　問：「六三」水災及垃圾山事件，市府得到什麼啟示？

水災、垃圾的啟示

　答：垃圾的問題我也很積極，其他縣市的垃圾山在那裡我都指得出來。
　十幾年來，我們的垃圾處理，根本是堆積，不是衛生掩埋，我們要勇於認錯。現在我找到福德坑，只能用五年，如果建了焚化爐，垃圾焚燒後，灰燼剩下一○％，那麼福德坑垃圾場就可以用五十年了。此外，只要衛生掩埋法夠標準，上面還可以建一些公園及遊樂設施，以福德坑作個示範，各縣市有信心，就不會反對用他們的地來做台北市的垃圾場了。
　六三水災，降雨量集中在一小時內，已經超過排水系統原設計的負荷量。一些退水慢的像木柵地區是水土保持不良造成的，大量的泥沙，堵塞了排水系統。去年我們清理了五萬多立方公尺淤泥，所以中山北路、石牌美國學校等地區，今年都沒淹水。
　問：台北市是一個政治、金融、文化中心，您將如何加強市民的精神建設？
　答：現在我們社教館、美術館已經完成，各區的活動中心不斷增加，郊區如內湖、木柵也設立了營地。
　我非常重視文藝季，雖然一開始邀請外國團體表演，但我認為我們現在應該有自己的東西了，我是注重自己的。
　問：大部份人認為台北市政建設沒有前瞻性，市長的幕僚是否有待加強？你如何吸收和培養所需的人才？
　答：幕僚的加強有必要，不單是市政府本身，市政府各單位都需要加強。至於人才，有兩個來源，一是利用內部的在職訓練、物色人才，另外，則是吸收具有新觀念的青年來參與。

讓市民引以為榮

　問：您怎樣建立市民對台北的共識？
　答：我將全面發動市民參與環境改善。讓市民共同維持清潔。另外，攤販的整頓，我們也已排定日期，按部就班進行，現已從士林區開始。
　問：能否描繪一下公元二○○○年的台北市應是什麼樣子？
　答：我盼望台北市在交通方面，大眾捷運系統和中運量都能完成，發生效果。汽車排煙的公害獲得改善。
　此外，市民能以市政之事為大家之事，共同建設起台北市的秩序；復興倫理道德，大家都有禮讓精神。
　希望台北市成為一個台北市長能引以為榮的政治、經濟、文化和金融中心，真正做到所謂三民主義的模範市。（孫曼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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