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演講之一 — 人才是成功的關鍵

　當負責的人才不夠好，我必須不斷督促他們，再去調查問題、找出阻礙，還是發現做得不夠完全。所以我會被激怒，有時甚至完全灰心，就是因為沒有幹練的人負責。如果沒有那些在外地出生的、額外的人才負責新加坡的主要部會，新加坡就不可能有今天。

外來人才提昇新加坡

　當我在一九五九年第一次組內閣時，九位部長中只有兩位是本地出生的，甚至要一九八二年，除了唯一的例外，所有我的資深同事都不是在新加坡出生的。大部份法定機構的董事長也來自外地：六○年時佔七一％，到了八○年時，還有六一％是從外地來的。

　過去，這批薈萃的菁英使新加坡的領導階層包容廣大。這並不是偶然。在戰前十年，新加坡是教育的中心，戰爭前後，許多有能力的學生到這接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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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種人才內流的模式已經改變了。馬來西亞和印尼都有大學，所以很少學生到新加坡接受教育。更糟糕的是，他們已有能力到國外，到澳洲、紐西蘭、英、美、加拿大留學，而且大部份一去不返。在極少數來此地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當中，有一些回家了，但大多數移民到澳洲、紐西蘭、或美、加。這實在很可惜，因為這些準備在異鄉展開新生活的人，通常具有特殊的成功必備的進取心、驅使力和決心，也就是具有重大成就的關鍵。

　主要英語系國家移民法的改變，是把人才流入新加坡扭轉為外流的最重要因素。只要這些幅員廣大、富有的英語系國家因為這些優秀移民是亞洲人，而拒絕讓他們入境，新加坡就能從他們的政策中獲益。不幸的是自一九六六年起，澳洲、加拿大、美國和紐西蘭陸續修改了移民法。

說英語促進人才外流

　現在，我們自己也受到新加坡培育的人才外流的威脅。因為我們的畢業生說英文，所以比較容易外流。例如日本的醫生或韓國的電腦系統分析師再向英語系國家移民之前，會三思而行，要在語言、文化上做重大的適應。但是受英文教育的新加坡人在英語國家就好像在家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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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除非我們能在新加坡，為大學畢業生提供令人滿意的發展，包括令人滿意的報酬、工作，而且對子女的教育和未來展望上所提供的條件，也對那些在美、加或澳、紐，痛苦地以亞裔少數民族定居的有同等的吸力，不然我們的人才就會枯竭。很可悲的是，我們有太多的專業人才發現移居是個更吸引人的選擇。我們不是像中共或蘇俄那樣的封閉社會，他們能取消人的護照，而強迫他留下；我們發護照給每個想去旅行的公民。如果他不想回來，就不必回來。但是如果有太多有能力的公民不回來，新加坡就不會再是今日的新加坡。

　例如，我發現在一九七○年代，新加坡的醫師總數並沒有和醫科畢業人數一起增加。調查指出，在一九七○到八○年間，有一千二百一十五位醫師從新加坡大學畢業，但是其中一八•五％沒有辦醫師註冊。如果包括在一九七○年前由新大畢業的醫生，未註冊的比率要佔到一半。而在澳洲一地，註冊的就有六百二十一位新加坡訓練的醫師，大約是本地每年醫科畢業人數的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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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數字給了我們強列的暗示：除非我們能灌輸愛國思想和自尊，除非我們能成功地教導年輕人同胞有使命感，不然我們就會盡失精英。我們必須確保：因為新加坡人看重他們的亞洲人身份，他們就不想到白種人優勢社會，去忍受和領他們的情做少數民族。

　因此不顧自由市場應有報償，用懲罰式課稅去否定已受訓練人才的政策，必然會導致智力外流和人才的退步。這是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循環。只要我們穩定成長，我們的人才會留下來，對經濟成長有所幫助。因為他們留下來，我們能給他們相當高的生活水準，他們的子女也有美好的未來。而且，我們能吸引外國的人才來新加坡工作，反向的循環就會有害，帶來我們的沒落。

不能移民的大群人

　但只有專才和最有錢的人，才能移民，為數不過幾千人，還不到我們總人口的1％。和其他的社會一樣，大多數新加坡人要倚賴他們聰明的子女來奉獻。有才幹的要對同胞養育他們的社會，有深厚的使命感、義務和感激。因為如果他們生在亞洲其他地方，就不可能用政府的獎學金盡其潛能地受教育，也不會有貢獻社會的好機會。但是如果他們離開，那些才能較差的親戚、兄妹、父母就要面對可怕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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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許多新興的國家一樣，新加坡也是個從殖民地解放、多種族、多語文、多宗教的國家，新加坡人必須瞭解公民的義務，以及當他們成為領導人物時，負擔的責任有多大。因此讓優秀的年輕人按照潛能受教育，是全體新加坡人不論種族、宗教、語言所關心的。讓為新加坡貢獻才能的人得到較多的報酬，也是為了才能較平凡的人的利益。

　如果新加坡訓練的人才外流，就像人的左右手被削短了一截一樣，不能靈活運用。一但人才外流，想挽回、說服外流的人回來就極端困難，斯里蘭卡、牙買加和烏干達就是這樣。當外流的人才在海外植根多年後，他們對拔根，回到不確定的家鄉會非常謹慎。儘又有誘人的條件引誘他們回來，他們還是不願意在有風險的地方重新開始，這些風險是由社會主義政客們帶來的，他們玩平等同酬的遊戲來贏得選舉，也就是為救濟那些貧窮的，而壓榨那些成功的，結果卻是均貧。如果因為社會主義者要壓榨我們能幹成功的專業人員，來救助那些能力較差、受教育較少、所得較少的人，使新加坡腦力外流，使我們最優秀、最好的人才散在海外，就會毀掉新加坡。而受苦的將是那些無法移民的勞工大眾，因為英語系的先進國家不歡迎他們移民。

力量的核心

　為了達到較高的成就，新加坡人一定要做支撐外地的人才這座大樑的柱子。如果新加坡大量失去自己的人才，支柱不支，就是有大樑也沒有用。本地人才要最有使命、最有感情、最親密地依附於新加坡。如果我們想用累進稅政策達到收入重新分配的目標，就是懲罰那些傑出人才。這件是已經在英國發生。英國的醫生因為賦稅太重，在一九六五到七五年間，每年平均有三百七十九個醫生往海外移民，也就是說，英國每年新增醫生的一二•六％都移民了，不足的缺額由比較差的印度、巴基斯坦醫生補足。在一九七○年代晚期，當地醫院四五─五○％的醫生都是外國訓練的。

　過去二十多年來，本地人在內閣、國會、公共服務委員會、公務員和法定機構的高階官員中的比重逐年上升，只有高等教育機構例外。這是因為國立新加坡大學、義安工藝學院、教育學院等機構大量從國外吸引人才，所以新加坡人比例一直不高。但是沒有這些外來人才的投入，我們就不可能這樣快而有效地改進教育水準，吸收更多學生。

　關鍵是，當新任部長和常任秘書有越來越多是新加坡人時，新加坡將來有沒有足夠的人才，能像過去二十三年一樣，維持內閣中領袖的水準、公共服務的效率？我的答案是「夠資格」，「夠資格」的意思是因為它有賴於我們能不能繼續由海外招攬人才，來支持本地的人才。並不是說新加坡缺乏人才，而是因為過去我們一直用外來的人才來加倍我們的人才庫，才能有現有的成就。

外地人才逐漸減少

　外地來的人才逐漸減少了，這個意思很清楚：要像外求才，來補足我們本身有限的人才庫。不然就沒辦法用像過去一樣的速度前進。

　也許有人相信，中庸之材的好人負責政府不會有那麼大的差異。這種反知風氣在許多西方國家確實很盛行，尤其是英國的新左派。他們歌頌平庸，譴責菁英主義的優點。

　假如新加坡政府被中庸之材和投機主義者控制，就要付出很大的代價。如果新加坡人為反對而反對地投票給反對黨，平庸和投機者就可能意外地接管政府。只要五年，新加坡就會垮台。幾十年中建立的社會組織、工業、銀行體系、商業、觀光業，再幾年內就會被解體。世界銀行有一長串這類有待改善的國家，像牙買加、烏干達、尼加拉瓜、迦納等。但他們至少有土地可以栽種，或有礦藏提供開採，或有河流可以發電、灌溉；新加坡只有戰略地位，並且以組織、管理、技巧、和智慧來極盡能事地利用它的戰略地位。一旦弄亂了，就不可能把這些重新組合再一起。

　沒有東西可以替代優異的部長及領導。無論支持他的幕僚多麼完美，也抵不上部長本身的智慧、活力、想像力、創造力和推動力。不論幕僚多聰明，他們的提議都比不上知識淵博、頭腦靈活，而且開放的部長，自然做出的決定。幕僚代筆的講稿再好，仔細思考解決之道後，而說出的堅決誠懇的話語。

　基礎穩固的國家的領袖都有非常好的幕僚人員。但是每次他們參加高峰會議，遇見強而有能的他國領袖時，他們的能力不足，就痛苦而令人掛慮地顯露出來。

最佳人才掌管政府

　新加坡只是個小而尚未穩定的國家，更不能不讓最有能力、最好的人選來掌管政府。如果我們想保持現有的，並且更進一步地成長，就不能讓平庸之材負擔重責。

　只有那些幅員廣大、富有和相當有制度不必為安全擔心的國家，才能享有提辭、代人捉刀的這些奢侈。

　和劣驅逐良幣的道理一樣，壞的領導人會驅逐有才的於高位之外。另一方面，在政府或在大企業中的好領導可以吸引、招徠長才，增加解決問題的能力。

　所幸的是，在過去二十三年中，我們已經確定每個優秀的新加坡人都受教育、發展潛能。二十三年前的情況就不是這樣。不過，必須確認的是，除非我們能加強外地人才流入新加坡，不然政府官員的品質可能就會差些。新加坡本身的人才庫有限，也受到限制。

兩支火箭

　我們一直都像美國的太空梭，應用兩支火箭來推動進入太空。我們有一支新加坡自製的火箭，而為了有更大的力量，我們還有另一支用進口零件在新加坡裝配的火箭，我們要努力繼續擁有這兩支火箭。

　我們對本地人自己提供的人才也該感到高興。五○到六○年代間，在給年出生的六萬到五萬人當中，智商很高的大概只有六十到五十個也就是千分之一。可惜的是，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是果斷、性情穩定和有高成就動機的。我由研究中發現，每三千個學者中，只有一個人兼具智力和合適的個性、人格。在七○年代，新加坡的年出生降到四萬人，並具兩者之長的新加坡人只有十二─十四個。

　如果大學生和成績優異的畢業生的家庭成員越來越少，而且受教育較差的家庭人口成員越來越大，情況就會愈演愈劣。一九八零年的人口普查顯示，接受大學或第三級教育的婦女平均有一•六個小孩，小學畢業的則是二•七個，沒受過正式教育的婦女平均有子女三•六人。如果只統計四十歲以下的婦女，受過第三級教育的和未受過教育的生育子女數差距就比較小，前者是一•三個子女，後者有二•八個。

　我們的才能相當平均，部份原因是因為那些外來的人才都在這成家。他們的子女通常很像他們。別欺騙自己：我們的人才和在美國的猶太人或日本人比起來，還差的遠。猶太人多次得到諾貝爾獎絕不是意外。猶太教授在美國東、西兩岸的頂尖大學所佔的高比例也不是意外，有時高到五○％。優秀的日本學者、專業人員、企業主管人員數目之多，和在美國的日本人數簡直不成比例。

　選民對住屋分配的埋怨以經由議員傳過來了，新加坡人迫切地想買房子，但是部份住屋卻保留人外來人才。議員要用我已經說明的事實和數字向選民解釋，第一，為什麼我們要延攬這些受過訓練的人才；第二，一定要給他們住屋，不然就不能求得人才。如果政府不像私人企業為外來人才付出昂貴的房租，又不給他們住屋，他們永遠不會來新加坡。為了吸引他們幫助我們，讓出一些住屋只是個小犧牲。

求才策略

　過去人才自動來新加坡定居，現在情況已經改變，我們怎麼說服他們到新加坡紮根﹖幾年前，我從歐洲旅行回來後，組織了一個委員會進行研究。研究的結果就是在公共服務委員會下成立專業人員資料及安置服務（Professionals’ Information and Placement Service）。另外有個新加坡攬才服務委員會（Committee for AttractingTalent to Singapore)幫助私人企業求才。第一個委員會的實施結果令人失望，第二個有了些改進和成績。我們經由英國優良大學中的辦事處求才，以亞洲籍人才為主，因為他們比較可能接受新加坡工作而且長久居留。申請人很多，但是一流的申請人仍屈指可數，不過總是個開始。

　新加坡人必須體認而且真心接受，爭取更多人才來此工作確實是我們需要的。因為富有開發的國家也同時在找這些人才，所以我們必須使這些人覺得我們需要他們，而且歡迎他們，他們才會長久住在新加坡，對我們全體人民的進步貢獻力量。他們能提昇我們的經濟和社會，這是單靠我們新加坡的人才無法達到的。

　但是我們在做的是：大量引進了工人，給他們工作許可，已經超過了十五萬人，卻沒有得到高素質的人才；我們沒有引進第一流的腦力，只引進不熟練的體力勞工。繼續這樣做，後果就會不堪設想。

人才是成功關鍵

　還好我們同時也很自由地允許合格的專業人士在新加坡做事，已經有很多在私人企業工作。到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止，我們有近一萬五千個有工作許可證的人才。他們在多國籍製造業、國際銀行和公司擔任經理、工程師、銀行家會計和其他專業。由於他們的才能優異，對新加坡的貢獻超過他們的人數。他們的智慧、進取心和精力使得他們的公司欣欣向榮而成功；提供工作機會，而且加速了我們的經濟成長。萊佛士（Raffles）用以建立新加坡的哲學─貨物和人皆可自由流通，已經使我們成功。新加坡人必須體認，沒有這些不同專長的專家投入才智，就沒有我們過去二十年的成長。

　新加坡能夠成功，是因為我們瞭解人才是成功最重要的關鍵。私人企業能隨時從海外吸收新人才，公司部門則有點困難。暫且不提如何得到有能力、正直的人，在他們能全神貫注在我們領導階層的政治或行政核心前，他們必須在精神上和中程上成為新加坡人。然而同化的過程是漫長漸進的。一九六五年，當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聯邦時，雖然來自馬來西亞的新加坡部長，已經在新加坡住了很久，還是覺得痛苦非常。但是無論難阻，我們一定要試試看，一定要增加新加坡的人才庫。

　我們一定要糾正這種不平衡的現象，繼續引進人才。亞洲人也許比較可能永久在這定居，不過如果非亞洲人喜歡新加坡社會，我們也要吸收他們，終生僱用，而不只是短期聘用。因為只有如此，我們才能招攬到好的人才。我們一定要找到那些能幫助新加坡社會完全開發的各種人才，使他們成為我們自有的人才的兩倍甚至三倍。

　訓練有素、被毅然吸引到新加坡的人才，造成了我們過去的表現。除非我們現在開始吸引這些額外的人才，否則不可能在電腦和機器人時代成功。過去二時年中，這些外來的頂尖人才給新加坡人才更多的推力，是新加坡從殖民地貿易─軍事的前哨，轉變成製造業、金融和服務中心。如果在以後的二十年中，我們還能擁有這些，新加坡就會成為用電腦、顯影電話、飛機，甚至太空梭，連接世界主要資訊、金融、服務中心網裡的重要一環。（何亞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