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洋漁業揚帆待發

已過了晌午，然而正午烈陽猶存的餘溫仍足以把鹹腥的海水曬得蒸氣直往上冒。高雄前鎮漁港靠岸的一艘漁船甲板上，一群赤膊的討海人正不斷揮動黑亮油光的手臂，將凍結成塊的鮪魚及魷魚，從船艙拋送到岸上的大卡車上。
　這是一艘出海兩個半月，甫從北海道漁場歸航的「豐國號」遠洋漁船。像這種船噸在五十噸以上，出海作業時間在一個月以上的漁船，統稱為遠洋漁船。
　從台灣島的高雄港及蘇澳港出發，在一望無垠的三大洋碧海綠波上，以及全球四十餘處漁場基地，如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大溪地、南美洲的蒙特維多、印度洋的路易士港、南非的開普敦等，都可見到類似「豐國號」這種懸掛中華民國國旗的遠洋漁船的蹤跡。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一九八○年的統計，台灣漁業漁獲量雖居全世界第二十名，但若以單項漁獲而言，台灣鮪魚捕獲量居世界第四位，僅次於日本、美國及韓國。再細細追索下去，台灣長鰭鮪（用來做白肉鮪魚罐頭，比一般紅肉的價值高二○–三○％）漁獲量是世界同類鮪魚的七○％，而有「鮪魚大國」之稱。
　這種以鮪魚為大宗的遠洋漁業給台灣帶來的外匯也相當可觀。去年台灣漁業（包括遠洋、近海、沿岸及養殖漁業）外銷金額達六億九千八百餘萬美元，遠洋漁業即佔了二億美元，其中鮪魚的外銷額達一億五千萬美元。
　砌成這筆外匯成績的是台灣五百多家遠洋漁業公司的六百多條船。這些遠洋漁業公司九○％以上群集在南台灣的港都–高雄。
　台灣遠洋漁業的發展是近二十年的事。在這之前，台灣一直以養殖、沿岸、近海等傳統漁業為主。在這些傳統漁業已發展至最高峰、國內漁獲量已足供國內消費需要後，政府即開始運用國內外資金，鼓勵民間增建大型漁船，向世界公海發展遠洋漁業。譬如由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貸款，使遠洋漁船的船噸數在十年內增加三•八倍。
　二十年來，台灣遠洋漁業的作業型式也一直以捕釣鮪魚的漁船為主，往往船一出港，直駛往各大洋的漁場撈漁，每四、五個月，撈獲滿艙的魚，就近運到漁場附近的港口轉口外銷美國；並以港口為基地，在當地補給油、食物及修理船集，然後再度出海捕魚，如此來來往往，往往要兩年半才重返台灣。據統計，基地遠洋漁貨九九％就地轉口外銷。
　除了遠洋鮪釣船之外，台灣遠洋拖網漁船也縱橫在阿拉斯加附近的北太平洋，如台南幫幕後的大財主侯雨利投資的中興、海利是唯一在這個地區捕明太鱈魚的船公司，這種鱈魚肉粗，必須經由加工才可食用。此外，往澳洲、印度洋也可見台灣拖網船，漁獲以內銷為主。
　高雄這些遠洋漁船公司的船隊縱行江洋，海闊天空，然而漁船所屬的公司卻與其成強烈對照，幾乎全群集在前鎮與鼓山港區擁擠小街上的老式騎樓店舖內。
　這些公司外表雖不惹眼，但隨著高雄港埠海風的飄散，卻流傳著一句話，形容業界的風光：「十年前，高雄市的進口轎車有一半是遠洋船老闆的。」
　過去，滿船的魚確給這些船東帶回滿船的鈔票。一名業者坦承，在民國五、六○年代，由於船少、魚多，遠洋漁業幾乎是一種「暴利」行業，一艘價值五百萬元台幣的漁船，只要出海兩、三年，就可連本帶利賺回。

不景氣襲擊

　然而，遠洋漁業也逃不過這三年來世界經濟不景氣的襲擊。
　經濟不景氣帶來的第一個衝擊立即反映在魚價上。以外銷的大宗鮪魚為例，由於美國消費者寧可買較便宜的雞肉當替代品，而減少購食價昂的白肉鮪魚罐頭，市場需求力減少，以及來自菲律賓、泰國的鮪魚罐頭廉價的傾銷美國市場的壓力，使得台灣鮪魚價格由前年每公噸二千美元，一度跌到一千二百美元，目前雖已回升到一千四百美元，但仍低於一千六百美元的成本之下。
　價格的下跌影響船東出海捕漁的意願。豐群水產貿易公司總經理周俊雄統計，兩年內，台灣出海作業的鮪魚釣船由六百多艘減少到二百三十七艘。
　停止釣鮪魚的漁船有一部分見風轉舵，改釣魷魚內銷國內市場，使得台灣魷釣船由過去的五艘，增加到現在的一百艘，也因此導致三年前每年須從日、韓進口三萬噸的魷魚，現已自給自足。
　新和興海洋公司董事長吳昭男說他們是最早棄鮪魚而捕魷魚的廠家。此外，如謝有毅主持的穩發漁業公司，擁有上十條專業捕魷魚的漁船，因而在高雄漁業界，享有「魷魚大王」的盛名。
　第二個衝擊則來自民國六十二年世界能源危機。據豐國水產公司副理陳國棟指出，一艘遠洋漁船出海捕魚，光是石油的消耗就佔總成本六○％以上，然而油價卻由十年前每公噸三十五美元，漲到今年的二百七十五美元，整整漲了八倍，魚價卻只漲一•五倍。
　這種「油漲、魚價跌」的雙重打擊也波及其他國家，周俊雄提及原有一百二十艘圍網船的美國，目前也停駛了五十艘。
　此外，各個沿海國相繼實施二百浬經濟海域，也大大限制業者捕魚的資源。一向被視為「免費牧場」的海洋，在六年前，美國首先宣佈周圍二百浬海域為其漁業專屬區之後，就變成要極力爭取漁業合作，才能捕魚的「付漁費的牧場」。
　這三個外來的衝擊也使業界二、三十年隱藏的問題暴露出來。

船公司老闆要受訓？

　最大的問題來看業界是否具有現代企業管理的理念？當位於前鎮漁港的經濟部漁訓中心在訓練即將下海作業的年輕船員時，高雄業界人士也在討論：船公司的老闆是否也該受訓？
　據一名業者指出，老一代的遠洋船東多半小學畢業，比較沒有什麼企管概念，賺錢唯一的秘訣就是靠出海的船員在外的「勤勉與時間」。
　業界一名年輕一代經營者率直地形容老一代的經營者：往往船一出海，就沒事可做，辦公桌立即變成牌桌，老闆、伙計就地打麻將。船一歸航，船東陪著船長開慶功宴，花天酒地一番。
　即使對於產品的腳–行銷，這些老一代業者自己也無法控制。民國五十年初，台灣漁船捕獲的鮪魚幾乎全由日本幾家大商社如三井、伊藤忠、丸紅、大洋等插手銷售。
　業者指出，日本商社能掌握台灣遠洋漁獲銷售的主因，在於它有雄厚資金作後盾，用來在全世界遠洋漁獲基地上補給台灣遠洋漁船的食物、燃油，也使台灣漁船在外地有較寬裕的美金可以花用。台灣遠洋漁船享受日本商社的甜頭在先，漁獲的銷售權只好拱手讓出，議價能力相對減少許多。「往往這些船東到了鮪魚的最大市場–美國，才恍然大悟利潤被剝削許多，」一名業者擺擺手說出當年的不知天下事。
　業界遭日本商社剝削利潤的一面倒情況，一直到民國六十一年豐群水產貿易公司的成立才逐漸改善。豐群是由國內三大企業–三陽工業、光陽工業及高雄最大的遠洋漁船公司豐國合組而成。
　豐群的營業項目也如日本商社一樣，對於願意將漁貨交給豐群賣的漁船，提供補給、機器修理、出海作業週轉金融通服務。營業狀況在熬過第一年日本商社的惡性打擊，譬如日本商社一反過往以低於國際焦價買進台灣漁貨再高價賣出的姿態，寧可犧牲利潤，高價買進，低價賣出，百般打擊豐群的價格市場，使豐群第一年虧損累累。
　在豐群咬緊牙根繼續經營之下，營業額由當初的一億五千多萬元台幣，經過十一年成長到去年的二十一億六千萬元。
　目前，豐群在全世界十餘處基地，經手二萬公噸鮪魚外銷量，佔我國遠洋鮪魚漁獲量近四分之一。「國人自己蒐購這麼多漁獲，魚價的行情比較不會為外人壓低，」豐群水產貿易總經理周俊雄坐在高雄算是比較現代化的辦公室內說。
　台灣遠洋漁業其他方面也相當依賴日本。無論漁撈技巧、或漁船上的電子導航儀器，甚至那兒可找到魚群的情報，都取自日本。小至「連這根小小的釣繩線，國內也沒法提供，」隆達漁業的一名學經濟的專業經理陳柱龍，憤慨地拿出一條日製塑膠繩說。

勞力憂患多

　另一方面，遠洋漁業的勞力問題目前正面臨內憂外患的雙重壓力。
　內憂是走訪高雄十餘位業主，個個都異口同聲歎氣：船員難找。「做這行，工作單調、離家久、沒前途，除非在陸上難找到事，才願意來，」一名業者道出一般人對討海人的想法。
　在高雄前鎮港邊，這些討海人幾乎清一色是黑黑壯壯的山地青年。「現在只有山地同胞才願意下海，」一名業者自諷地笑笑。
　目前多半的船員紀律差、難管理，到海外基地易滋事故，「常會破壞國家的形象，」豐國副理陳國棟說。
　來自泰國、馬來西亞廉價勞力的競爭則是外患，光隆的呂良弼指出。
　業界平均一•七條船一家公司的規模也是問題。然而一個船老闆名片印上五、六家船公司名稱，卻是很稀鬆平常。為什麼寧願多記幾家公司的帳簿，多花成本，而不合併成一家較大的公司？擁有六家漁業公司的李國基，坐在鼓山區陰涼的辦公室內，說明業者走的是政府稅法與擔保的縫隙。
　稅法規定，一家船公司買進第一條船可免稅五年，買進第二條船只能免稅四年，於是業者就為了圖這個一年免稅的優惠，紛紛多成立公司，好求互保方便。
　缺乏強力的中央漁業行政系統也是漁業界裡裡外外的遺憾。儘管經濟部長趙耀東曾在公開場合指出，遠洋漁業是農業中的「策略工業」，很有前途，但是目前「漁業主管機關政權稍嫌薄弱，」一名中央民意代表指出，如何有力推動這項策略工業，前途堪虞。
　一名熟悉漁業行政的人士甚至指出，目前漁業行政機關有三個「沒有」–沒有政策、沒有金錢、沒有人才。
　目前中央主管漁業的僅止於農發會的漁業生產組及農業局的漁業組。再往上推去，一名業者指出，農發會及農業局的決策人士學經歷都偏重農業，對漁業瞭解不夠，並沒有強力推動過漁業。
　譬如近三年來，鮪魚價格猛跌，在兩年前農業局設立以前，一直主管遠洋漁業的省漁業局曾推出紓困方案，卻未能獲得後來接掌遠洋漁業的農業局的支援。方案中一個很重要的一項建議措施是，建議漁業主管當局有計劃地將在海外基地作業的老舊漁船拖回台灣修理，減少鮪魚的捕獲量，再由有關當局組團與美國的消費廠商議價，來提高鮪魚價格，「這個方案落得胎死腹中，」一名漁業界人士無奈地指出。
　然而業者本身的經營眼光也得斟酌。正如台灣其他行業的情形，「賺了錢放進口袋，賠了錢卻要政府負責，」一名中央民意代表激憤道出他的看法。
　業者的眼光可由他們的投資行為看得出來。二十幾年下來，業者一直在鮪釣漁船繞圈圈，而且漁船一用十九年，已到了該淘汰的年齡。農發會漁業組陳再發一再鼓勵業者多置新式漁船，提高作業效率。然而多數業者景氣好時，沒想到要嘗試新的作業方式；景氣不好時，卻以虧損，沒有錢投資新漁船為由。
　有些業者不敢投資，在於他們對這個行業不再有信心。「遠洋漁業是夕陽工業，」光隆漁業董事長呂良弼手勢比劃著向下傾斜的曲線說。
　的確，看到「六、七百艘遠洋漁船有一半跑回高雄前鎮漁港間擱著」的落寞景象，沒有人會絕對樂觀。
　國內一些曾涉足遠洋漁業的大企業都相繼退出，豐群總經理周俊雄舉例，譬如新光、台玻及台南幫的吳尊賢都曾投資遠洋漁業，而後都撤離。

揚帆待發

　然而仍有一些年輕一代、多半受過大專教育的業者認為，這是重整、再出發的大好時機。
　有些人以率先投資新式、捕獲量較大的漁船來證明他們的信心。
　以水產貿易起家的豐群總經理周俊雄，為他另一家專門出海捕魚的益群公司，陸續投資了二億三千萬元台幣，買進七條新式的尖鮪圍網漁船及美式圍網船。
　新式的漁船效率較高，過去一艘鮪釣船一年漁獲量至多三百噸，這種尖鮪圍網船一年漁獲量可達三千噸；然而所冒的風險也大，尖鮪圍網船一個網就值一千萬元台幣，「一網下水，捕不到魚，一千萬元就泡湯了。」周俊雄很慶幸他們的船長技術不錯，完成使命。
　漁船到海上，與同時在作業的他國漁船噸數相比，有時也會興起迎頭趕上的念頭。星琪海洋企業陳金田去年率先由日本朋友那兒取得阿根廷附近漁場資料，派了一艘六百噸的拖網船去捕魚，卻見到波蘭、蘇聯、日本的漁船都重達二千噸，回頭看看自己的船，頗不是味道。「為何不把步伐跨大一點，」陳金田感歎。
　有些業者則隨時進修，來加強自己經營管理的觀念。高雄區漁會理事長蔡定邦常到中山大學聽課。
　蔡定邦指出，目前的遠洋漁業已成為國際化的行業，尤其目前有八十四個國家相繼實施二百浬經濟海域，再加上與我國有邦交的國家不多的前提下，業者勢必得親自出面與他國政府洽談漁業合作。但是「業者是否有足夠的語言、法律上的交涉能力，以及足以令人信服的公司規模？」蔡定邦身處在前鎮漁市場喧囂的拍賣吶喊聲中，不禁發出疑問。
　目前與我國有漁業合作，而較成功的是澳洲。這是民國六十五年，由省漁業局出面支援高雄市漁輪公會與澳洲一民間團體費時三年才洽談而成。
　其他與印度、印尼、紐西蘭的漁業合作，由於是由業者各自與對方洽談，業者自相惡性競爭，不斷抬高付給對方的捕魚權利費，這些漁場幾乎都快要喪失了。「在這個地方，可以看出行政機關在幕後推動漁業合作的重要性，」一名業者指出。
　以內銷來支持外銷則是周俊雄抬高鮪魚價格國際行情的辦法。
　過去，台灣鮪魚九九％就在海外漁場基地轉口外銷美、歐、日，周俊雄建議只要將其中一○％的鮪魚回銷國內罐頭廠加工，減少對主要市場–美國的供應量（台灣鮪魚八○％銷美），由於物以稀為貴的原理，外銷魚價自可提高，同時製成罐頭回銷美國也可提高鮪魚的附加價值。
　遠洋漁業，這個海上的企業，漁業行政主管機關是否能擬定一套政策，協助它度過風浪，指引它方向，以及船上把舵的遠洋企業家能否有準確的眼光，同心協力邁向目標，是它今後更加衰退或是復甦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