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創新局的共識與做法 — 趙耀東論

今天，假如說上下觀念不能夠一致，那我們政策的推行，以及工、農、商各方面，步調也很難一致。所以，我想以這個題目向諸位作個請教。
　第一點，我先簡單說明我國目前的處境如何。自一九八○年代兩次能源危機以後，世界各國都認為一九八○年代是個變動的時代，也是不穩定的時代。因為從兩次能源危機以後，整個世界經濟受到嚴重的打擊，而有長期的低迷。所以每個國家都因應能源危機的衝擊，都希望求生。在求生當中，只有在科技方面發展的最快，同時全面地反應。
　兩次能源危機後，能源的節約、資訊的發達，生產力的提高等，可以說是在短短十年之中，超過了以往一百年的進度。
　台灣在能源危機以前，曾經有過輝煌的歷史。這完全是適逢其會，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是經濟特別繁榮的時期，時間有二十年以上，也正好是我們經濟起飛、發展輕工業的時代。
　但很不幸地，自從能源危機以後，世界各國在這十年當中，都是突飛猛進，而我們還在懷念著過去的經濟繁榮，在科技方面並未大量的鼓勵與提昇。所以我們現在整個經濟的結構仍維持在二、三十年前的型態。

一前一後的威脅

　因此我們現在遭遇到兩方面困境：
　第一，台灣有七八％以上的產品外銷到先進國家，但各先進國家因國內經濟不景氣，保護主義抬頭，不是設限，就是用種種辦法來禁止。所以想要像以往一樣有高速度的成長，恐怕很困難。
　第二，一般的新興國家起來了，他們的工資只有我們的五分之一，中共可能只有我們的十分之一。我們所有的產品都是輕工業產品，技術的層面不夠高深，人民只要刻苦，有普通的技術水準，就可以製造。在這方面，新興國家取代了我們的市場，尤其是中共。譬如，在三十年前，我們的出口以農產品－糖、香菇、蘆筍－為主，今天糖的成本比出口成本高出一倍以上，香菇市場被中共取而代之。
　不但是農產品，就是消費品，也很難與中共、東南亞國家相競爭。所以先進國與落後國在我們一前、一後構成威脅，而我們對身旁情勢，也有錯覺。
　今天我們是亞洲四條龍－中、韓、港、新－之一。拿韓國來比，我們在金融方面比韓國穩定，老百姓的生活比韓國富裕，政治比韓國安定，這都是我們的長處。但是，我們也有缺點。過去十多年來，韓國不遺餘力的發展重工業，而我們仍停留在輕工業的階段，所以在這方面，受到他們的衝擊。
　舉個例子，我們外銷產品七○％以上都是消費品，他們的消費產品已減到五○％，另外五○％完全是重工業產品。我們外銷產品八○％左右集中在先進國家，而韓國大部分產品已轉移到非洲、東南亞及中南美等開發中國家，因為這些國家潛力較大。由於韓國重工業遠勝於台灣，所以我們目前的處境比較困難。這種困難雖不是一種悲觀的困難，但我們不得不面對現實來解決問題。
　危機往往就是轉機，假如我們認識危機，轉機的希望就愈大。
　以上是我們目前整個經濟環境的處境。
　第二點，既然曉得了問題，就要知道如何應變。在應變之中，有幾個先決的事實，不得不先承認。
　台灣有一千八百萬的人口，但毫無資源(除了石灰石及少量的深且薄、成本高的煤礦之外）。所以今天國內市場，不夠維持任何一個新興的、國際性的、有競爭性、合理規模的經濟單位。因為現在整個工業有一個趨勢，也是一個科技發展的結果，就是以往是拿人作為生產的主要原動力，而現在是以機器代替人力生產。拿機器代替人力、自動化、以及電腦作業，都是大量生產。
　以往台灣外銷整個數額超過整個國民總所得五四％以上，而日本的外銷僅佔國民總所得一四．二％，這就表示，我們國內的市場太小。任何企業，假如在世界上不能競爭，沒有外銷市場的話，工業無法生存。因為台灣經濟未來的發展是靠外銷；外銷是靠價廉物美的產品。換言之，如果沒有價廉物美的產品，沒有外銷市場的話，我們的經濟必定要萎縮。
　整體來講，我們也有個不必悲觀的型態。我們的貿易額僅僅是全世界貿易額的一％，在這個環境下，不是外界允不允許我們有多少市場的問題，而是我們是不是有價廉物美的產品的問題；假如有價廉物美的新產品，就能有市場。中國有句老話：「殺頭的生意有人做，賠本的生意沒人做。」全世界的商人都是這個原則，所以只要價廉物美，我們就有市場。
　要價廉物美，一定要有大型企業，但有了大型企業，國內不可能有足夠的市場。換言之，這是個主要的問題，台灣的經濟不可能有一個完整的、屬於我們自己獨立系統的經濟體系。現在整個看台灣未來的經濟，一定是世界性的。這是一個突破性的想法，假如這點不能突破，就無法使我們的經濟再求發展。
　所以，我們首先要在做法上求改變。過去，我們歡迎僑外資來設廠。在從前的時期，我們是保護時期，假如尹仲容先生當初不採取對輕工業的保護政策，台灣的經濟沒有今天。保護的政策在三十年前是絕對必要的，否則台灣不會有今天的財富、企業。但是，經濟是動態的。觀念沒有新舊，只要適合時代，就是我們需要的觀念。經濟也是一樣，主要的是求如何使經濟適合時代，不但如此，還要想到前一步該怎麼做。也就是說，要能應變，這是最基本的、重大的改變。既然這個政策決定了，能維持正確，那我們的做法就有下列不同的方向。
　現在的做法分成兩部份，一部份是現有的工業，一部份是未來的策略性工業。

服務團幫忙解決問題

　我們現有的工業，大部份還是利用人來建設，即所謂以人為主體來製造產品的勞力密集（labor intensive）工業。一九七五－七九的五、六年中，我們的工資每年平均提昇了一八％，而生產力每年只提昇五．四％，所以台灣不再是勞務低廉的國家。在此情況下，大多數的工業都面臨困難。因此，經濟部針對現有工業，組織了五個不同的服務團（task force）。
　第一個是自動化的服務團，這個服務團自一月四日開始進行，現在很受到一般工廠的重視和熱烈的歡迎。它的目的是要利用現有的設備逐漸使工廠自動化，以提高生產力。
　第二個是能源節約服務團。今天台灣的能源節約和其他國家相比，做得最差，遠不如美國、韓國、新加坡。這個團從四月一日開始。拿用油量來講，台電有三百幾十萬公秉，到一九八六年以後，我們可以減掉幾十萬公秉，而民間的用油量，差不多有五百萬公秉，假如節省二○％，就可節省一百萬公秉，相當節省七、八十億台幣。
　第三個是電腦管理服務團。現在的中小企業都說告貸無門，這不能完全責備銀行，因為沒有帳。最近我們發現中小企業不但技術差，管理也差，所以成立電腦管理服務團，希望將二、三十萬到一百萬內的電腦產品介紹到中小企業，藉此使他們管理自動、合理化，同時也希望使他們有健全的會計制度，這樣到銀行貸款也比較方便。
　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民間呆料相當嚴重。根據去年經濟部的統計，民間製造業原料和半成品的數字，超過整個固定資產的總投資額。這是非常不合理、非常可怕的問題，所以第三個服務團也要幫忙解決。
　第四個是外銷服務團。一般外銷廠商往往覺得政府手續繁瑣，不但增加困擾，也增加成本。政府也覺得應當負起責任幫忙解決。外銷服務團在做的時候，消極方面，是儘量瞭解現有的困難現況，以逐漸減除不必要的困難；積極方面，是把外銷廠商組織聯合起來，輔導市場。
　第五個是個別產業服務團，這要利用中油公司的財力和工技院的技術，因為塑膠工業下游方面有一千兩百多家，每年出口產品數字超過頭二十億，而這些都是價格低、品質差的產品，將來很容易被淘汰。所以中油在這方面委託工技院作專題研究，以求如何提高品質、增加價格，使其生存。
　這些是我們對現有工業採取的幾個步驟，希望在三年、五年之內，能將現有的工業昇級，使工業逐漸蛻變，成為合理化的經營，能夠繼續生存。
　雖然這可使現有工業繼續下去，但對未來經濟發展而言，他們的成長不敷我們的需要。我們希望每年成長達到五－八％，所以一定要有新的工業、新的力量配合。這就需發展策略性工業。
　什麼叫「策略性工業」？就是對國家未來發展具推動力，而又能加速經濟成長的工業。這種工業的主體有兩方面：
　一方面是機械工業。機械工業是一切工業之母，機械工業不發達，任何工業的發展都談不上。機械工業要發達，一定要大規模、水準高、規格嚴的生產。因此，政府和豐田合作建立大汽車廠，就應運而生了。
　汽車工業是火車頭工業，它不但對機械，同時對材料、電子、電器、塑膠、橡膠、玻璃，甚至紡織等工業都有帶動作用。因為它是大量生產，需要量多。所以今天成立大汽車廠，不是為做汽車而成立，而是為了帶動策略性工業，帶動機械、材料……而成立。汽車工業的影響不在汽車工業本身，而在其他工業的帶動上。
　另一方面是資訊工業，全世界未來最有發展前途的是資訊工業，其中包括電腦、電子、電訊等方面。它是新的行業，目前先進國家都在積極、逐步的開發，我們也希望能夠迎頭趕上。所以最近請王安到此地來。而這類工業投資並不算太大，但是需要極多的腦力。台灣雖然資源有限，但腦力無窮，所以這是最適合台灣發展的工業。
　要有這個工業，不僅要買外國人的know-how－所謂目前的技術，最重要的是要研究發展。
　今天我們不可能任何事情都重頭來起、自我發展，很多報紙都說最好「自求多福」，自己發展，但這已是時不我與。因為現在的經濟潮流來得又快、又猛、又兇，所以我們在這方面，只能將現有的技術引進來，而這只能把我們的時間縮短若干年，引進來後，我們的研究發展要積極地加強。
　最近王安公司把外國語言（foreign language）研究中心搬到台灣來，他們的外國語言中心，包括中文、韓文、日文、阿拉伯文、泰文這類的研究中心，整個移到台灣來。相信將來我們在這方面會有進一步發展。
　另外我們又和美國電話電報公司（ＡＴ＆Ｔ）合作，我和他們談的時候，不但希望他們來幫助我們整個電訊有革命性的發展，同時還希望他們在全世界最有名的研究機構Bell Labs能和我們合作，在我們國內生根。
　其他大大小小的外國電子、電訊公司，我們也逐步引進。

沒有忘記其他工業

　機械、資訊是我國的兩個策略性工業。但我們並沒有把策略工業以外的工業忘記了。策略性工業之外，還有重要性的工業。這種工業雖然未來沒有太大的幫助，但在目前來講，非常重要，我們也一定要輔助它。不然的話，在沒有達到未來的理想之前，就全軍覆沒了。
　譬如紡織業、塑膠業，都是我國外銷最大的單獨事業，雖不是策略性工業，但重要性一樣大。所以策略性工業和重要性工業，一個是遠遠的，一個是近途的。在政府獎勵方面，是同樣的重要。
　以上所談的，可以說都是前言，現在要談的是第三點，我們目前所遭遇到的困難－觀念問題。
　今天我要作一個很大的嚐試，把這點說出來。以前，有很多的機會我都不敢講，因為很容易受到衛道之士的反對，甚至責罵，但現在不得不說。
　我發現我們上上下下的觀念很難得統一，我要研究這個問題：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困難？韓國是較獨斷性的政治，大統領怎麼說，大家就怎麼做，沒有話說。一個人的決定，對了，國家有福；錯了，國家沒有福。而在歐美方面，凡是一個新的時代來了都有很多新的觀念適合新的時代。但是，為什麼我們到現在還成效不彰？今天我要嚐試著來檢討。

歷史文化的束縛

　我認為是歷史、文化的背景造成這種現象。我們是一個古老的國家，有很寶貴的文化和歷史。但過去五千年裡的變動，和最近一百年間的變動，已經是不可同日而語。
　記得小時候我讀私塾，那時候的老師叫「夫子大人」，他教給我們的第一件事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把修身擺在第一，任何方面都將做人視為重於一切。那時候，低階層的人常說：「這個人沒有人味。」意思就是他不懂得做人。高階層的人最要緊的是做事要有個人的修養，要明哲保身，要力求完美。但從另方面來講，這形成了我們的缺點：凡事對人不對事，養成了我們的鄉愿。做任何事時，先想到的是：這是什麼人？什麼背景？有什麼關係？然後才決定藥方子要開得重，還是開得輕。中國有句土話說：「王小二開豆腐店，看著對他。」也就是看什麼樣的人，給什麼樣的待遇。所以過去是以做人為出發點，而不是以事情為出發點。
　第二個是聖賢哲學，尤其是在宋朝朱熹、程頤以後，希望每個人都要成為聖賢，希望每個人都沒有七情六慾，希望每個人都「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在整個聖賢哲學來講，以往讀書人少，所以凡是讀書人一定要做聖賢，做全國的領導人物。但是，今天教育普及的程度，可說是達到九九％以上，很多人都受了小、中、大學教育，假如都叫每個人做聖賢的話，辦不到。大家都做聖賢，世界一定大亂。
　老實說，使人活下去的動力不外是給人希望，而這種動力不是「名」就是「利」。說不好名、不求利的人，不是違心之論，就是快要作古、對一切不在乎的人。年輕人如果只求萬世名，請問：在今天芸芸眾生之中，怎麼去求萬世名？要計天下利，他不夠資格，他怎麼去計天下利？所以，在這方面，我們有個很大的缺點：養成雙重人格（dual personality）。這往往使政令很難推行。到目前為止，大家還沒有很整體的面對現實來說明這個問題。
　第三，以往大家都養成了個人的形象和個人主義。曾經有人罵我英雄主義色彩過於濃厚，對這點，當時我就很慎重的檢討我自己，而且在報紙上發表，我虛心接受某委員對我的指責。同時，我對院長給我的強烈信任和支持深表感激涕零。在國家方面來講，我絕對為國家盡我最後的力量，但是我時時刻刻警告自己：我是不是也犯了個人的英雄主義？

個人主義色彩濃厚

　我的英雄主義比較偏向東方色彩，因為我小時候唸書時，夫子大人跟我講過一句話：「十年窗下苦，一舉成名天下知。」所以那時候不是為讀書而讀書，而是希望天下知。
　最近，我常和很多中小企業的年輕人談到：「老一輩的人有這種求天下知的思想，值得原諒，而你們三十多歲的人，明明曉得大家把企業合併起來成個大企業，可使我們向世界競爭，為什麼要把力量分散成全是小的企業？譬如我們的貿易商有四、五萬家，這四、五萬家合起來不如日本在台灣的七、八個貿易支店。這些貿易支店佔據我們整個貿易七五％，而我們幾萬個公司只佔二○％。為什麼我們不能團結起來，組成個大公司？」有位小老弟的答覆，令我啞口無言，他說：「部長，你不能怪我，因為我們的教育如此，從幼稚園開始，到小學、中學，我們都在競爭。假如今天我考不取的話，我就慘了。像美國的教育，打籃球、玩足球，都是團體性的活動，我們下象棋、圍棋，都是各對各；我們打麻將是個人表演，別人打橋牌是合作。是這種情形養成了我們的個人主義，而不能有團體行動。」
　這正如　國父所說的，我們是一盤散沙。也就是因為從小家庭、學校教育都希望個人表現才造成這種缺陷。
　第四，過去五千年歷史中，真正太平的時間太少了，所以我們整個民族在受苦受難之中，養成每個人明哲保身、苟且偷生的人生態度，以致保守性太強，進取心不夠。還有一點就是，每個人都希望維持小康的局面，冒險性較外國人差，這也是我們在工業時代裡的一個障礙。此外，民間小說對我們民族性的影響也很大。譬如，三國演義劉、關、張三結義所強調的手足之情就是，劉備最後失敗，不是因為考慮到實際上能不能和東吳作戰，而是為了替二弟、三弟報仇而孤注一擲。所以整個的民間文化，也養成了我們的缺點。
　第五是家族的傳統。這也難怪，因為農業社會都靠家族傳統。家族傳統有它本身的好處，像台灣現在整個工業衰退，但失業問題不如國外嚴重，就是因為失業之後，大部分的失業農民都被家庭吸收回去，這是我們的長處。但也有短處，因為家族觀念太重，不可能有大的企業出來。譬如我還在中鋼時，曾經和鋼鐵業者研究過，我說：「台灣鋼鐵廠大大小小有兩百多家，你們為什麼不合併成兩、三家？一切由中鋼公司作後盾，保險你們賺一○％的利潤，品質又好，價錢又便宜。兩百多個公司、兩百多個董事長、總經理、業務經理、廠長……這幾百、幾百個人加起來，是個嚇壞人的數字，三百多個公司，就是三百多個董事長……。」結果他跟我說：「趙董事長，你全對，但犯了一點錯：你不懂得中國人情味。」我說：「怎麼樣呢？」他說：「我的兒子、女婿、外甥……怎麼辦？我是董事長，我兒子是總經理，我女婿是業務經理，我的外甥……，這樣豈不沒有飯吃了？」這就是家族觀念太重。

傳統與現代的抉擇

　第六、整個社會士大夫觀念太強。過去強調「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社會階級分成士、農、工、商，把商放在最下面，對商人不屑。每個人談到做生意的人，都說是「奸商」，對商人瞧不起，對有學問的人都是一鞠躬，非常的尊敬。但現在這個時代，商是第一，士反而不是第一。
　以上這類的事都是我們目前所遭遇的困難，但不是絕對的「是」，不是絕對的「非」。假如我們抗戰的時候，沒有中國傳統的文化，沒有整個歷史的背景，我們抗不了戰。八年抗戰的成功，就靠歷史和文化。所以上面幾點，只是我對目前適應新環境所遭遇的困難，所作的分析。
　在歷史的背景和時代的需要兩者當中，我們應當有個選擇，好的要怎麼樣保留下來？不能夠適合時代的，我們暫時收起來，等將來時機到了，再把它拿出來。所以觀念沒有新、沒有舊，也沒有永久全是對的觀念。在某個時期，我們需要某個環境、思想、觀念，我們就當有所更變。
　第四點，我要談：我們需要適合時代的觀念。
　剛才一開始我就說過，我們的經濟不能成為一獨立的整體，一定要借重外國的力量來增強自己的力量，要向國際爭取力量，希望使台灣的經濟成為與國際經濟混合的系統。所以，第一個觀念是：一定要增加國際合作，希望外國有名的廠商來此地和我們合作，這樣彼此有利潤。因為最主要的是，我們有我們有利的條件：
　第一，我們地理環境好。在未來十年、二十年當中，全世界經濟成長最快的地區是在東南亞國家一帶，而不在已經開發的歐美國家，因為他們已經飽和了。而東南亞有豐富的資源、廣大的人口，只要政治稍微一安定，就可以突飛猛進，這是個大市場。台灣正好是東南亞的中心。

人是最寶貴的資源

　第二是人。往後很多的產品都需要software，就是要用腦力。台灣有的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力，但其他亞洲各國，除日本之外，不可與台灣同日而語。新加坡雖然在進步，雖然大家羨慕它，但它有其限制（limitation），因為他們的大學生沒有我們這麼多；它只能發展小型工業，大型工業不能發展，因為它沒有人，而我們有的是人，這是我們唯一的寶貴資源。今天我們和東南亞比，普通勞工不可能比得過他們，但有腦力、技術的管理人才，整個研究發展方面的人力，相當於美國人力的三到四分之一，日本人的四到五分之一。所以，外國人來台灣是值得的。
　以後整個策略性工業產品的成本，腦力的成本佔五○％，假如我們腦力成本只有別人的三分之一，外國公司便情願來我們這裡發展。我們能利用外國來此地發展，他們的技術密集工業也會帶動我們技術密集的工業。同時，他們有兩方面對我們有莫大的幫助。第一，今天如果所有國外大公司都到台灣來大量投資，無形中對台灣政治內、外的安定都有很大的影響，對政治環境的利害關係，是不可估計的。
　第二，現在每個人都在指責資金外流的嚴重，這問題也可利用國外投資來作徹底的解決。許多人做生意都是唯利是圖，這些人看到美國利息降了、房地產跌了，心裡就有點膽寒，因為他們外流的錢可能也減少了。
　第二個觀念是保護政策的原則。一個工業就像家裡的子弟一樣，富家子弟不會爭氣、很少成才，貧寒出孝子而能成才；一個工業也是一樣，在政府的立場，只能培植工商業的投資環境。今天如果工業賠本，全要政府救濟、保護，對我們是很危險的，會形成將來經濟發展很大的障礙。
　但是，也不要誤會，以為經濟部採取了斷然的措施，把現有工業的既得利益全體趕盡殺絕，這樣台灣經濟又會發生很多問題。
　現在要提醒大家，政府一步步在幫助這些工業脫離保護，也就是說政府還是會負起責任。今天經濟的成就，可以說都是這些工商業的貢獻，政府對有貢獻的人，不能因為他不合時代，就另外換人。所以，今天整個經濟環境不同了，我們也要使政策逐步逐步的改變。希望大家觀念能夠一致，知道政府愛護子民的心情，使大家走上正途。
　天下沒有不愛子女的父母，今天也沒有一個政府不對老百姓關照的，因為政府的生存是建築在老百姓身上。
　第三個觀念是社會商業道德問題。隨著經濟、工業的發達，我們的社會道德愈來愈衰退，這是很悲慘的事，必須靠整個教育、輿論來改變。
　今天，仿冒使得我們國家形象受損，甚而影響到整個國家經濟的衰退。今年三月二十一日，美國有大批人會來商談這個問題，假如談得不好，他們可能對我們將來的進口採取嚴厲的措施。所以這方面的道德有待加強。
　還有，我希望對於是非有個公共的制裁。歐美社會有所謂社會公道（social justice）的評價，對每個人有很大的約束力。法律制裁，是到萬不得已，很危險的境地時才用的。這也是我們要改善的。

不能依靠時間

　另外，希望大家不要有怕錯求全的心理。因為現在是動盪不定的時代，以往許多事可以深思熟慮，拿時間來解決問題。但今天整個世界經濟的趨勢分秒必爭，所以一定不能怕錯求全。目前在工程、管理學方面，有所謂calculated risk，就是可能計算錯誤的範圍以內允許。什麼叫計算錯誤範圍以內？世界整個經濟環境朝夕萬變，今天所想到的政策，不可能全部正確，但在各種不同的狀況下，你錯到什麼程度，自己要有個衡量。萬一時代變了，法令和做法也要跟著變。
　因此，我希望大家對這點有個共識－目前的經濟環境，不能再以時間來解決問題。以不變應萬變，或是只求無過的心理都不合時宜，要以行動來迎接整個經濟的轉變。
　最後一個觀念是法令的問題。我們許多現有的法令比較陳舊，今天經濟部最嚴重的問題是黑官問題，但在當前這種經濟環境中，我們可不可以改變？因為現在談經濟人才的問題，並不是紙上作業就可以辦事，從前一個地方，難得有幾個大學生，要做事一定要經過考試。今天的大學生多如牛毛，同時整個行政作業系統上，有的人書讀得好，可以作研究工作。所以人才可以分為兩種：在執行方面有才能的人，和在計劃方面有才能的人。
　今天耀東我做部長還夠資格，假如要我做科長、局長，我都不夠資格，我絕對考不取。每個人的才能不能從書本上的學問考量出來，它會因不同的環境、不同的需要，而有不同的特點。
　外國用人的標準，主要是看你在學校的成績。同時，它還要看看你在學校裡活動的情形，假如你在學校做過主席、隊長……等，它認為你將來在社會上可做領導人物，它用你。
　在外國的公司，很少像我們一樣用考試，都是找你去談，看看你的儀表、談吐、本行的知識。甚至許多大公司招考副總經理以上的人，會找你的太太一起面談，因為將來會有許多應酬的機會，要看看你太太將來是否對你的事業也有幫助。
　所以，今天我們使用人才，要量才而用。現在一個讀書人往往可以作很好的文章，但若叫他做局長、司長，他不一定發揮很好的才華。譬如，投資服務中心的黎昌意，完全靠嘴巴、靠英文、靠瞭解美國人的心理，來設法把外國人請到我國來投資，這是他成功的地方。這種打動美國人心弦的說話才能，請問：用考試怎麼個考法？還有一個管道的問題，以前我在中鋼，用人本來是經由筆試，後來全部改成口試，因為發現筆試有很多毛病，功課好的在研究方面可能有用，在工廠方面卻不一定有用。
　在今天這樣一個動盪的時代，不管是經濟部、教育部、司法部、監察院、考試院，都應當整個的面對現實，集體的檢討：我們需要的是什麼？適合時代的是什麼？

要有備戰的心態

　現在每個國家都在進步，台灣的經濟已經到了生死存亡、作殊死戰的戰爭狀態。我今天以什麼心情負責經濟部事務？以處於戰時狀態的心情處理經濟事務。大家要有個認識：現在不是平時，是經濟作戰時期。經濟作戰比軍事作戰可怕，在軍事作戰時，大家看得到血和肉；看得到整個建設的毀滅，有警覺性；而經濟作戰是個癌症，是個萎縮過程，大家不易覺察危機的來臨。還有一點，在軍事作戰時，我們可以聯合強國、友邦幫助我們對抗敵國；但經濟作戰是個別作戰，沒人能幫助你。所以經濟作戰只有自立更生，才能打破困境。
　在我看來，我們經濟的前途似錦。因為我們所有的條件比韓國、東南亞國家都好，就看我們觀念能不能改變，我們能不能接受適合時代的觀念。
　現在是我們的轉機，我們未來的希望無窮。（摘自在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員會之演講）（譚家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