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宇集團首席顧問談 — 打一場嶄新的球賽

民營企業應如何展望一九八○年化的世界？用貴國有的棒球運動術語來說，「球賽要重新再打一場了」。在談到當前八○年代與未來九○年代時，回頭看六○、七○年代，我們曾有二十至二十五年的好時光，現在卻已一去不復返。就像棒球比賽進行到第五、六局時忽然下雨了，明天再開賽，一場嶄新的球賽開始了，以前都不算數，要重新來過。也就是說過去的種種經驗已不足為憑，我們必須立即痛下決心，以嶄新的態度展望新時代，因為未來國際經濟情勢將與過去全然不同，傳統的經濟預測也不再正確了。
　第一是資源，過去我們很容易取得便宜的資源。再加上多國公司也經營與資源有關的事業，所以以前資源垂手可得、便宜、可靠又安穩。今天，情形完全相反，不再容易取得資源，多國公司一個個被產油國逼得退出資源工業，或收歸國有，例如石油漸被石油生產國所獨霸，不再是多國公司的經營範圍。

新觀念、新態度

　第二是市場，尤其是國際市場，過去亞洲、非洲、歐洲、日本、韓國、台灣、美國之間關係友好，但是這種現象已不再，各國都只顧自己，日本想贏過美國，韓國想與台灣競爭，當然我們這兩國都想與日本、歐洲國家競爭市場。我們不再能夠控制市場。
　第三是資金方面，過去只有美國、歐洲與日本獨佔資金，石油危機之後，全球資金在各國間流動，不再只由美國人獨霸在手。
　第四是技術，現在技術到處移轉。中韓兩國所需技術並非特別高，如果美國不肯賣技術、日本會願意賣；如果日本不願賣，我們可以向歐洲買。例如我們曾向日本買造船技術，日本不肯賣，我們轉向歐洲買，結果在很短期間內，毫無困難地造了日本所能造的船。
　第五是投資。國際間的投資不再那麼穩當，因為有些公司被收歸國營，不再能自由運作。另一方面國際組織的約束力也不小。過去，國際貨幣基金會（ＩＭＦ）等國際組織建立穩固的匯率制度，然而目前匯率制度變化很大，例如去年十一月，美金一元對日幣的匯率是二一一日元，現在是二六五日元，去年年初初是一九○，短短一年間有如此大的變化；匯率浮動不足以提供穩定的經濟局勢，國際組織無法再發揮穩定作用。

情勢完全改觀了

　再談到政治因素。以前美國領導世界，一九五○年美國ＧＮＰ佔全球ＧＮＰ七○％，然而一九八一年大約只佔二○％，美國不再居世界領袖國地位。日本ＧＮＰ佔全球ＧＮＰ九％，德國七％，沒有任何一國的經濟能主宰世界經濟了。過去東西方對立，壁壘分明，蘇俄集團與美國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對立，我們有所謂的「冷戰」。德、英、每個西方國家以及日本都企圖協助美國穩定美元，因為政局如此，而且友邦關係密切。現在，有誰要拿美金當準備金呢？情勢完全改觀了！政經分離，歐洲各國的國會都主張政治不應干涉經濟，即令是歐洲經濟共同體也將趨解散，因為法、英意見分歧，他們所引以為榮的協議也不能夠再使經濟意見一致，經濟、政治、國際組織等在過去二十－二十五年曾經提供穩定，有助世界經濟順利成長，現在卻都不復存在，未來我們沒有這些利器在握，我們又將回到二次大戰前的重重問題。
　現在大家都在談「經濟復甦」，過去經濟復甦在美國是指五－六％的成長，日本六－九％，韓國一○％。但美國現在口中的復甦是指一％的成長。今天中午我與幾位商界人士談話，他們問：「哦，美國經濟要復甦了嗎？」然後他們就覺得生意將會好轉得如同過去般的好。不，情況不會再一樣了，好轉程度不同。大眾傳播媒介應讓民眾明白經濟復甦的程度不會再如過去般。這點非常重要。我們要開始以一種全然不同的新態度、新觀念衡量事情。

問題都在同時發生

目前的局勢如何？我們除了石油震撼，還有其他一連串的震撼，如貨幣震撼，包括匯率變動、政府赤字、國際收支赤字、國際外債問題（你們無此問題，然而韓國有）。又有失業震撼，例如一九六○年我在美國教書時，他們的失業率四％，爾後是六％，目前在一○％左右，這真是個大震撼。更有貿易震撼，到處盛行保護主義、配額設限以及物價膨脹震撼等等。
　問題是，這些幾乎都在同時發生，無法控制，如果只發生其中一、兩件事還好解決。沒有任何一種經濟論能在同時間解決這麼多問題。而且這些問題互為因果。即令是西方民主國家也無法解決，因為他們是聯合政府，英國有兩黨，第三黨（社會黨）也越來越強，成為工黨的勁敵。
　政治制度無法解決問題，歐洲每個國家的政府壽命平均只有九個月，然後又換一個政府。義大利有政府危機，比利時、瑞典都在改變中。雷根的經滔殃策也節節失利，雷根的問題是他的想法太單純，有人對他進言，他就稱好，他很誠摯，卻不懂問題出在那裹。我曾多次前往歐洲教學。研究，我發現歐洲國家的政治理論的主宰力量式微了。我曾與義大利社會黨的人談問題，他們說，如果他們能掌權，先要把國營事業開放民營，與社會主義標榜的理想相違背。而西德勞工與僱主關係極好，因為他們只有一個很有錢的全國性工會，且協調極佳。

我們必須成長

　歐洲國家實施社會福利制度，他們假設經濟不斷成長，這種假設不再正確了。因為歐洲經濟停滯不前，他們必須向國外借錢，但是借來的外債都用來照顧失業的人與老弱殘障，用在消費而非在生產。開發中國家借外債來從事生產，例如建工廠等，但是歐洲卻不同，只為養活人民。這是荒謬的，然而他們卻非這麼做不可，因為制度如此。也許以後會發現這不是個辦法，他們可能會調整。這些例子說明了我們必須用自己的方法做事，要能自己打自己的球賽。
　你們當然也可以分享韓國經驗，但是必須有自己的一套辦法，而不應只是借別人的模式來用。韓國的經驗是什麼？
　韓國的處境是：
　一、我們的經濟成長每年必須成長七％，企業經營也都接受了這個前提，如果沒有這樣的成長率，我們將會產生失業問題，因而發生社會動亂，進而政治動亂，那就沒有韓國了。
　我們北方的敵人無時不在伺機而動，所以必須維持強大的國防，一旦政治不穩，國防負擔勢必更重，而未來我們需要有更精密的武器保護自己，武器越來越貴。
　所以我們的經驗必須成長，這是我們的處境，別無他法，我們一定得接受這個大前提－我們必須成長七％。

我們必須外銷

　二、我們必須外銷，沒有其他路可走，因為韓國負外債極重，一方面，我們必須償還國際外債；一方面，我們必須不斷借外債以進行國家建設。如果我們有能力外銷，則償債必無問題。債信也能維持良好。
　企業人士以這兩大前提為念，所以我們採用國際策略。美國可以有許多選擇，可以有許多想法，但是，我們韓國別無選擇，非這麼做不可。
　為了迎接這個挑戰，首先，我們必須有放眼天下的世界觀，就像我們要建工廠，不能只考慮韓國市場，而須考慮全球市場。為世界市場建立技術與廠房。
　其次，必須具備國際競爭力。在國內你可以要求政府做這做那，在國際市場上，誰給你這些協助？你的價錢便宜，人們才會來買你的東西，這是國際現實。競爭力包括許多：工資、價格、生產力（即效率）、匯率，還有許多其他因素。而民間企業唯一能夠控制的是生產力，所以，就得在這方面下工夫，而其他三方面則不是自己所能控制的。例如，現在韓國政府正在提倡開放進口，政府再萬能也無法知道那種企業有效率，唯一方法是降低關稅稅率，看企業能否生存，來衡量營運是否有效率。門戶開放政策逼得企業不得不提高生產力，以確保能與別人競爭，這正是我們現在在做的事。

我們放眼天下

　過去政府協助你，今天，政府不能夠再助你一臂之力，因為政府也有自己的問題－赤字增加。我們必須有成本與目標的觀念，政府不再有可能負擔一切。在韓國，我們正開放國營事業給民間企業，例如政府已開放五家國營銀行，因為政府明白自己無力做那麼多事，而且也無力挽救那些失敗的企業，以前政府會放款給要倒的公司，現在，我想是不可能了。
　所以，我們有個新態度－企業向政府求援的時代已過去了，企業家自己的問題，應該自己努力，政府不會再幫助你了。
　我可以舉個例子說明什麼是放眼天下的看法。大宇有個紡織工廠，僱用一萬五千名員工，四年前，我們眼見中共進入紡織市場，大量生產初級產品，韓國紡織業賺不到利潤，因此我們的產品品質必須升級，高級產品訂單就變小了，以前是十萬打普通襯衫的訂單，現在只有五千打高級產品的訂單，我們的生產規模那麼大，要怎麼去應變？我們去問那些已有十年工作經驗的工廠經理：「願不願意獨立出來經營？」他們答「願意」，大宇就協助他們成立小工廠，貸給他們機器，結果他們能有效處理小廠，提高品質，抱回市場競爭力，因而大宇成功地把大企業移轉為許多小公司。
　另一個例子則是承建國際工程。大約一週前，亞洲華爾街日報報導因油價下趺，大宇虧損一億美元，因為我們與利比亞工程合約言明付款不拿現金，改拿石油。有人向我求證，我承認「的確如此」。然而，事實上利比亞工程仍使我們淨賺一億美元，這一正一負差距的兩億美元是怎麼賺來的？原來，他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們是這麼做的：為了承建利比亞的工程，須先有機器，我們用英鎊、馬克、法郎等歐洲當地貨幣買機器與設備，而所有歐洲貨幣去年兌換成美金都貶值許多，但是我們工程承建合約中說明用美金計價，因而從中獲取大約一五－二○％的利潤，賺了兩億美元，如果你是個保守古板的商人，不明瞭國際現況，你或許會說：「合約是用美金訂的，就必須用美金買歐洲機器。」那你就完了。差別就在於我們在歐洲有五、六個國際分公司。石油油價變動造成我們事先未預料到的損失，但是，與利比亞生意往來，我們因而認識許多人，有人告訴我們商情：利比亞邢要訂做一批制服供中學生穿，於是大宇的紡織部門承製了那些制服。由於這個工程，我們認識許多商界人士，因而接了別筆生意，在成衣貿易方面，賺得巨額利潤。

國際競爭力

　承造工程，最重要是使工程材料準時到達當地，如果九九％的材料已到，一％還沒進港，結果如何？你無法做任何事！一定得延後工程，在國際營造工程，晚一天動工就損失好幾萬美元。由於我們公司已在工程當地派駐人員，當我們開始運建材時，事前先拍電報給當地辦事處明瞭當地狀況。由於是到開發中國家承建工程，他們的港口一般都經常壅塞，很多船隻都在等著進港，會造成極大損失 ，而我們的船隊抵達該地前，我們到處奔走，跟當地海關官員打交道，遞枝煙，寒暄「天氣真好」等等，所以船到岸時，可以找地方讓船卸下材料。這是因為我們在當地擁有自己的船運公司，熟悉當地情況。全部總和這些事，增強了大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順利完成工程，增強了公司的知名度。
　像我們這種多角化經營的集團不斷增加銷售量，賺取利潤，這對韓國政府極重要的。如何造成的？即使如亞洲華爾街日報所說我們損失一億美元，我們仍賺了許多，成為全韓國包括大公司、銀行等行業中賺錢最多的公司。
　由於當前國際情勢如此彈性變化，你的公司必須能機動應變處理，如果你只是借用哈佛企管學院的模式，必敗無疑。日本人在國際市場上很強，我們的貿易部門可能不如日本公司大，儘管營運方法表現不同，但有些特色卻與他們類似，有些國家想要買一些棉花，另外有些國家卻說：「我們有棉花要賣，你能買下來嗎？」這就是居間貿易，於是所有國家都會來找你，居間買賣，滿足他們的需要。如果你只是個工程公司，你無法做任何事，但我們能做傳統的加工貿易，因為大宇是個國際性多角化企管組織，我們可以買下這國原料，用韓國勞力製成成品，然後再賣給別國，也就是說，我們非常有彈性。從經營企業的需求面來說，你必須衡量你是否能擁有這些功能。
　我建議，在貴國苦於企業規模小之際，個人、機構或公司，應該有人居中協調，聯合起來，從事多角化企業經營，則一定會有人因我的意見而成功，如果你要經營國際企業，你一定要有彈性。

工程總部在倫敦

　然後談到管理，我們一直採用集權組織管理，亞洲國家很自然用這種方法，然而我們現在也須懂得把組織權力分散。我們兼容並包，西方的分權組織制度進入我們的公司，變成多角化集團，由於公司組織龐大，訊息數量多，須要電腦有制度地使用所有現代機器。我們都知道未來二十年傳播發生革命，你非把權利分散不可，例如我們的工程公司總部就設在倫敦，而不設在本國，為什麼？因為只在韓國不可能很快得知所有消息，但在倫敦你可以明瞭非洲與中東的動態，這就是把組織權力分散。資訊時代來臨，在這變遷時代，你必須能馬上做決定。
　人事方面，我們經常在談判「潛力」時會說：「他從台灣大學、哈佛大學畢業，他很聰明，所以我們聘請他。」未來，有「潛力」還不夠，我們必須培養專業人才，我們過去的做法是把這個人放到銷售部門、工廠，換著做每樣工作，他仍可做得很好，這是有潛力。依我看，未來，這還不夠，你在銷售部門工作，你就必須長期從事銷售，即令是工程師，譬如你曾在工廠當過工程師，一旦成為貿易部門的銷售工程師，你仍須持久，累積專業知識與經驗，不能一直換部門，我們需要更專門的知識，即使是管理，未來仍需有若干程度的改變。

利潤與利潤以外

　最重要的是你的目標也要改－從利潤到兼顧利潤以外的東西，換言之，你須考慮到整個社會。我們都知道，整個社會所有人的期望都增加了，整個的餅並沒有增大那麼多，雖然只是民營企業也應考慮分配的問題，有些人變得愈來愈有錢。坦白說，我與我弟弟自己並不富有，我在大宇已無股份。
　通常你得付紅利使股東滿意，現在卻不是這樣了。首先，要先與你的員工分享你的利潤，這是一種公司哲學，然後股東拿到一點利潤。中小企業還無所謂，然而大企業就會發生問題，因為只求利潤，不容於社會。
　我們最近就改變作法，拿出大宇財團三○％的股份，成立基金會，做了不少有益社會的事。我與弟弟都不躋身董事會，不是其中的董監事，因為會賺錢與會花錢是兩回事，人們通常要擔任董事長，因為「那是我的錢」，錯了，我們基金會主席、董事長都由社會上受尊重的人擔任，結果很得好評。
　這樣對我們也有好處，如果我是基金會的董事長，政府官員、政客等人都會來找我，要求這個研究撥點錢，為那件事付些錢，我無法拒絕，因為那些人都與我生意來往有關。現在只要說他去找基金會董事長，因為他與生意無關，他的決策不受請託影響，在維持社會正義方面較有效率。

不怕企業規模大

　我們當然有許多問題，快速成長即意味有問題，但是我們在克服這些問題。他也許會問有關「規模大」的問題。在韓國，四家大公司佔全國總產量的四○－五○％，十家綜合貿易商的外銷額也佔了全韓五○％的總出口量。大宇有十萬名員工。也許有人認為大企業集團可以為所欲為，操縱影響力。但是情形並非如此，如果這些公司做法偏失，那麼政府可以通過一個法律取締，看看美國的反托辣斯法案，即能解決問題，你們為什麼要擔心企業規模擴展太大呢？舉我的公司為例，事實上，我們已有計劃，為五年、十年後政府沒收公司而預作準備，我們溫和地把那些分公司變成獨立公司，由主持人各自全權負責；我們也開放股票上市，使財團變得更社會大眾化。我們的稅法規定，擁有大公司的人死亡，你的兒子要付八○％的遺產稅，付完稅，所剩已無多。因此，為何你們擔心企業太大？我認為，未來五年、十年的韓國端看誰當權，他們也許會有些改變，這很自然。
　在西班牙，我看到一家非常大的企業集團，驚訝之至，他們擁有兩百四十家公司，八十王一百家銀行，然而上週卻宣稱改為國營，但我卻對西班牙能有比韓國財團還大的財團驚訝不已。我敢打賭他們不久就會開放民營，這很自然。法國企業國營，現在問題重重，未來五年、十年則可能開放民營。韓國開放銀行為民營，我們認為這是最佳途徑，因為銀行為政府所控制，發生許多問題，公文繁瑣到驚人的地步。政府想要改善，但無計可施，因為銀行就是政府的一部分，所以政府找來一批年輕人診斷能否把銨行交給民營；至少民間企業會讓銀行適應未來十年情況變化所需，會比國營好。當然時機到了以後還可收歸國營。因為未來情勢變化很大，所以千萬別認定了何種一定對，何種一定錯。我們要有彈性，我們努力工作，而且要有創造力，只引進別人的作法不夠，你一定得有創造力。

多用腦筋想

　最近我一直在想，未來十年會是什麼樣子？應該比現在更好才對。十年後將有很多國家來和我們競爭造船業，怎麼辦？所以我研究歐洲所有的造船政策及問題，他們的下場都很慘。所以要變通，例如我已指示下屬，準備移做重車部門，也就是要彈性運作，運用多角化性質，而且機械也可移用他途。我們已準備而且研究未來五年、十年如果發生任何情況該怎麼處理？特事情發生後你才想怎麼辦則為時已晚，你必須預作準備。我跟大家一樣只是個平凡的人，並不比別人強，唸書時只是個中等學生。唯一不同的是，我用心想，任何普通人如果嚐試多學、多用心想，必會有成就。
　十五年前我只是憑常識及信念成立大宇公司，別無奇特之處。即使今天我仍在用心想，雌是未來可能的競爭敵手？日本在趕上歐美，現在韓國與台灣都在造船業方面追趕日本，然後我想：誰會把韓國從寶座上踢下來？新加坡、香港是小的城市國家，不可能，因為他們有勞工、技術與資金等限制，可能不是我們對手；馬來西亞還需十年、十五年才趕得上我們。台灣？啊，可真是令人頭疼。但是，的稍為寬心的是，你們較大事業皆為國營，而非民營。民營的確比國營有效率，所以我有點放心，也許還要等十五年才能感到你們的壓力。不過無論如何，你們還是應該認真想一想？是什麼限制了你們？會產生什麼影響？

機械要與電腦配合

　大宇目前製造出口普通機器，尚能與歐、美競爭。但展望未來，機械要與電腦配合，你得用電腦控制機器自動生產，否則就沒辦法。上個月我們買下韓國第三大電子公司，因為我們機械要朝電腦軟體方面配合發展，否則我們就得跟日本買，但我認為日本不會賣給我們，因為我們彼此競爭。
　問：有些政府官員只重視經濟學家採用各種指標所做的預測，而不聽實際從事工商企業的人的意見。你個人的看法如何？
　答：由於韓國現在注重經濟，所有經濟學博士都是受了西方教育的，他們都在參與政策，然而他們並不知道究竟實際情況如何。出口減緩，總統找來民營企業開會商討對策，問題是他出身軍戎，只是一個師團團長，不懂經濟，聽這人說這樣好，聽那人說那樣也好，等到交辦事情時，屬下說這樣也不錯，他又改變主意了。換言之，他應該必須是最後決定的人，至少應知道究竟怎麼回事，要能判斷才行。貴國政府對處理經濟最有經驗，沒有問題。
　我可再舉個例子，如果政府只聽經濟學家的話，則必敗無疑。由於我學經濟，所以我知道經濟學家不可能知道實際的工商經濟狀況。例如一九二○年，二次大戰前，大家爭論究竟是日本還是阿根廷的經濟發展會成功，當時所有經濟學家都認為會是阿根廷，結果呢？經濟學家們都錯了。當時衡量各因素，阿根廷都該會發展的。但日本在二次大戰後由文人主持政治、經濟，建立了今天的日本，阿根廷的政權卻一再更迭。因此我個人認為，經濟學家應該說出他們的意見，但他們的話不應就成為經濟政策，政府可以聽他們的意見，但不一定要採納。

要這麼多錢做什麼？

　問：大宇去年賺了多少錢？你剛剛說你與你弟弟都沒有大宇的股份，真的嗎？
　答：真的！因為大宇集團太大，賺太多利潤，每年可有一億美元的股利，你要這麼多錢做什麼？這是個社會問題。所以我們全把錢捐入基金會。我只有一個兒子，他現在十八歲，明年要考大學，去年我們討論了一整年，我希望他讀一個與大宇集團各行業都無關的學系，最後發現只有學醫與集團無關，我很高興他接受了這個意見。七十萬人考大學，只有兩百人能考入醫學院，他今年開始非常用功，我不敢確定，我兒子能考上醫學院。但是如果他進入大宇集團相關行業，縱使從最基層幹起，每個人都會說：「他是某某人的兒子。」然後讓他、寵他，一路昇上高位，但卻膚淺無知，只會追女孩子、喝酒、自以為了不起。所以，我的哲學是他應該憑自己本事，如果他能入醫學院，不論他做些什麼，結果總是憑自己的努力，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也許他能間接得到一些幫助，有許多病人上門，那總是他努力的代價。
　而且，說老實話，做個企業經營者那麼累人煩心，為什麼要讓子女也走這條路呢？

與員工分享利潤

　問：能否分析一下大宇在十五年內奇蹟式成長的因素？
　答：最重要的是有堅強的領導力（指的是我弟弟），努力，發掘爭取最好的市場，把私人利潤變成公共利益，我們很勇於與員工分享利潤，有一年景氣好時，我們發給員工薪水八個月的紅利，因為生意好表示是員工努力的成果。
　這和西方國家的觀念不一樣，歐美的員工薪水都是由經理人員決定，有無利潤和員工沒有太大的關係，只與股東分紅有關。我們有了利潤，希望先跟員工分享，再分給股東。
　我們的激勵制度存在各個方面，如政府的勞工法規定，每個員工每服務一年，能得到一個月的退休金，但是的們公司卻依照職級不同而發給退休金，例如我（首席顧問）每服務一年，可拿到四個月的退休金，有些經理級可拿到兩個月，而且退休金跟著通貨膨脹而調整。所以員工知道只要努力工作，他就能得到很好的報償。
　現在政府迫使十家綜合貿易商的股票上市也是把私利化為公利的措施，政府規定企業家族最多只能擁有三○％的股份。這樣社會大眾可以分享大企業的利潤。
　我們公司早已有員工認股的辦法，經理人員印多少有些公司的股份，這樣員工才有認同感，把公司當做自己的事業。
　問：你及你弟弟把三○％的股份捐出，成立了基金會一事，令許多人驚奇，你能否進一步說明？
　答：我個人倒沒什麼稀奇，因為我是教書出身，我還是喜歡教書。我弟分能下這麼大的決心，我就很佩服，因為他是手創大宇的企業家。我們都知道，社會往往以職業來判斷我們。做個企業家或生意人，要有錢才能贏我別人的尊敬，所以我弟弟這麼做，實在是下了很大的決心。
　這個基金會擁有大宇集團三○％的股份，所以大宇賺了錢，它是當然的分紅者，目前基金每年的預算約一億新台幣，大宇年年分紅後，數額會逐漸擴大。
　基金會最主要的工作，第一是設立並支持一個有五千學生的工學院，我們以最高的待遇，延請最好的師資。
　第二是我們在一個偏遠小島上建立五所醫院，使得沒有現代醫療設備的小島能享受到照顧。

要想到世界市場

　問：我國政府首長常強調，台灣企業規模太小，競爭不過你們，你覺得規模是唯一的問題嗎？
　答：這要看是什麼工業了，例如我們的紡織業現在就不能以大規模競爭了，因為中共會比我們還大，而必須以小規模但品質好來競爭。
　重化工業就必須用大規模競爭才行。其實並不是大規模，而是經濟規模。在考慮設廠時，要想到世界的市場，不要只想韓國，有了這種觀點，規模自然要大些才夠經濟，例如韓國建造一貫生產的煉鋼廠，年產八百五十萬噸，如果我們只想到韓國的需求量，三百五十萬公噸就可以了，可是這種產量就不合經濟規模了。
　問：在你眼中韓國目前最大的競爭對手是誰？
　答：這就要看行業了。假如你說的是造船或重工業，那麼韓國在未來的十到十五年之間還可高枕無憂。香港、新加坡的經濟規模都不會夠，其他東南亞國家也還一時趕不上，台灣雖然競爭力還可以，但是規模仍然都太小，我看都不構成威脅。
　倒是日本給我們的威脅較大，但他們有很多工業也得放手了，像紡織等。剩下的最大威脅可能就是中國大陸了，規模這樣大，對亞洲來說可能構成經濟巨浪。

建立強有力的共識

　問：你對台灣經濟的看法如何？
　答：台灣的問題可能還是出在外匯的管制，和限制進口上。放鬆進出口限制的好處在可以藉進口來刺激國內工業的競爭力，韓國現階段就鼓勵進口。放鬆外匯管制和進出口管制的作用，就是讓國內的市場能發揮機能，韓國就是比較開放的。
　韓國政府是很強悍的，通常比較有力。但在台灣，政府必須先建立強有力的「共識」，才能推行一項措施，在這種限制之下，即使政府認為是對的，也較難強力推行。
　當然兩種做法各有利弊，很難判斷那個是絕對的對。（李瑟、楊艾俐、吳迎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