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贏我輸的社會

零和賽局理論
　首先對本書書名需加說明，所謂零和（Zero-sum）是賽局理論（Game Theory）中的一個名詞。賽局是研究最佳策略的一種數學理論，假定有利害關係正相反對的雙方從事一項對抗或競賽，如猜拳或下棋，約定雙方同時採取一項行動，依據事前所定的規則，對此項行動的結果，或甲勝而乙負，或乙勝而甲負，或雙方形成和局。像這種賽局，一方為勝則另一方為負，如有彩金，勝的一方所贏的剛好等於負的一方所輸的，則此一賽局便稱為二人零和賽局（Two person zero-sum game），蓋勝負兩方之和等於零也。作者即以此一名詞形容美國社會，因此吾人將其譯為「你贏我輸的社會」。
　本書作者Lester C. Thurow為美國麻州技術學院經濟學及管理學教授，除本書外，曾著有貧窮及歧視（一九六九）、人力資本的投資（一九七○）、租稅對美國經濟的衝擊（一九七一）、不平等的產生（一九七五）等書。同時亦為洛杉磯時報經濟專欄作家。
　本書之主題，乃針對七十年代美國經濟上所發生之問題，分析其發生的原因，以及何以不能獲得解決，第八章為作者所提解決方案外，餘六章則分別討論能源問題、通貨膨脹問題、低度成長問題、環境維護問題、政府管制擴大問題、及所得重分配問題。全書正文兩百一十四頁，連附註與索引共二百三十頁。

不滿經濟衰退

　美國在二次大戰及戰後的二十五年這一段期間，經濟高速成長，創造出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準。但自七十年代開始，尤其自一九七三至七四年間的阿拉伯石油禁運及漲價以後，美國經濟乃出現了一連串無法解決的問題，如能源問題、通貨膨脹問題、失業問題、低度成長問題、環境惡化問題和不妥協集體需求問題及複雜而困擾的管制問題等。彷彿美國已喪失了競爭的活力，再不能發明新的生產程序與產品。然而若干其他國家，原來遠落於美國之後者，現在則多跑到了美國的前面。就每人平均國民生產毛額論，中東產油的酋長國不算，美國已經落到了第五名，一九七八年瑞士、丹麥、西德、瑞典已超過美國。瑞士的每人平均國民生產毛額，超過美國四五％。而另一成長迅速的日本，其每人平均國民生產毛額低於美國七％。而自有史以來，美國從未成長得像日本一半快。就工業生產力言，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八年美國每年約平均提高一％，西德則達到四％，而日本則更超過五％。
　這種相對的經濟衰退，產生經濟的及政治上的雙重衝擊。經濟上美國人面對者生活水準的相對低落，當這種生活水準上的差距增大時，對於政府及經濟成就的不滿足也跟著增大，由於變得相對貧窮，一般人將感到不快樂。政治上，衰弱的經濟意為在個人的消費上必須作更大的犧牲，以維持美國對世界的影響力。

誰來負擔損失？

　基本的問題是，這些經濟問題都可以解決，大部分的問題都有好幾種解決的方法。但所有這些解決的方法都有這種性質–即某些人必須忍受較大的經濟損失。但沒有人肯自願的擔當這種任務，政治程序不能強迫任何人肩負此一負擔。每一個人都希望其他的人承受必需的經濟損失，結果沒有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可被接受。基本上這是一個零和或你贏我輸的賽局，當有一項大的損失需要分攤時，任何經濟決策都有較大的你贏我輸的因素。經濟上的獲益可能超過經濟上的損失，但損失大到抵消了獲益的很大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獲益與損失不是由同一個人或同一集團所分攤的。
　為保障自己的所得，吾人將不會讓這些變化發生，而阻止社會採取對吾人不利的公共政策。吾人希望能解決問題，但不希望其減少吾人所得，然所有解決方案必定會減少某些人的所得。你贏我輸賽局問題本質上是一個損失分攤的問題，偏偏這是吾人政治程序最無能為力之處。如果有經濟利益要分攤，政治程序可以達成任務，但如有較大的經濟損失要分攤，政治程序即麻痺癱瘓，由政治的麻痺癱瘓引起經濟的麻痺癱瘓。
　對於此項損失分攤問題，政府處身於敵對關係的中間，每一集團都要求政府利用其權力保護自己，而強制他人為公益而犧牲。能源生產者希望價格提高而使能源消費者的實質所得降低，而能源消費者則希望價格降低而生產者的所得減少。每個人都了解政府能夠使他們免於遭受此種損失，每一個人皆要求就整體觀點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一旦保護的要求日增，民主程序的基本假定也就遭到破壞了。

如何公平分配？

　民主程序之能夠操作係假定公共決策是在這一架構中完成，即有一關心卻無切身利害關係的多數，能防止有直接經濟利害關係的少數人決定政策。他們能對利益害關係集團間的爭執充當仲裁與判斷的功能，但隨政府的擴大，此種公民的人數逐漸減少。
　因為要解決吾人的經濟問題，政府必須改善所得的分配，吾人必須政府有能力作此決策。誰的所得應增加？誰的所得應減少？為達此目的，吾人必須知道何為公正？什麼是公正的經濟資源的分配？什麼是所得分配的公正程序？除非吾人能確定何為公正？吾人不能說誰的所得應予降低。除非吾人能說誰的所得應予降低，吾人不能解決吾人的問題。
　使問題更嚴重的是對經濟安全日增的追求，每一個人皆需要經濟安全，而政府則被視為能保證經濟安全的唯一支柱。這種對安全的需求多來自於工業社會的本質。在農業社會經濟上的損害多來自於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因素，但在工業社會經濟的損害則來自於可以控制的並可確認的人的行為的結果。因而受害者自然要求政府予以保護。而這種經濟安全也具有一種特殊的性質，每一提供經濟安全的事例必引起更多經濟安全的需求。一項保護措施必引起更多的保護，當保護增加時不會自動停止。但經濟安全與經濟進步是不相容的，經濟進步意為新的產品與新的生產程序，新的產品必然取代舊的產品，新的生產程序亦必然取代舊的生產程序。經濟建設必基於經濟破壞，在破壞過程中，有些人得到較大的經濟利益，但也必然會有些人不得不忍受較大的經濟損失。損失者必然希望減少其損失，但這僅能透過中止經濟進步而獲致。作為個人或某一團體，吾人尋求經濟安全，但在整體上卻降低了實質成長率，而造成一僵化的社會，無法向新的情勢調整。這些就是當前若干經濟問題不能解決的癥結所在。

創造工作機會

　為解決這些八十年代的經濟問題，著者提出他自己的構想。他認為個人所追求的不應是經濟安全，而應是經濟公平，不應是消極的保護，而是積極的創造工作機會。他從美國的統計資料，發現由於種族、性別、年齡的差異，個人的收入亦有很大的差異，一個充分就業的白人男性的平均收入，約為其餘勞動力的三倍，在一九七七年其平均收入為一六五六八美元，而其他勞動者平均收入僅五八四三美元。同時其所得的分配亦較其他人口為平均，其最高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是最低五分之一人口收入的五倍，而其他人口則為二十七倍。假如全美國的勞動者都能像充分就業的白人男性勞動者一樣，都有相同的就業機會，則個人所得之間的差距可以縮小。為達此目的，作者提出了保證工作方案（Guaranteed Job program），他認為此一方案將使美國經濟獲得重建。這一方案如能獲得實施，則經濟上的競爭必然會增加，生產會提高。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
　「為達成其目標，保證工作方案必須具備幾項特質。第一，它不是在最低工資之下的就業計畫。其目標是對每一個人開放一工作機會，等於向完全就業的白人男性所開放的一樣。因而，此一方案必須有一收入及晉升機會的結構，像提供於充分就業的白人男性的結構一樣。有低工資的工作，也有高工資的工作，但大部分的工作是中等工資的。某些或全體勞動者可組織工會。第二，此一方案必須是開放的，不論其年齡、種族、性別或教育，對每一有能力並願意工作的人提供工作機會。在工作機會的分配中，能力與才能為主要考慮，沒有一個希望完全或部分就業的人會受到拒絕。第三，此一方案不能認為是暫時的反衰退措施，就業機會的缺少不是美國經濟暫時的或短期事件，它是永久的且是地區性的。」（二○四至二○五頁）。
　為取得足夠的財政收入以供政府開支，作者主張稅制應予改革，如果個人收入依據市場法則決定，且很平均，作者主張實施比例稅。但市場收入的分配並未達到公平的理想標準，累進稅仍有必要，但應盡量求其公平，收入相等的人稅率亦應相等。
　最後對由於政府公共政策而引致重大經濟損失的人，作者亦認為政府的補償是必要的，但這種補償能給予個人，而不能給予廠商，而且應屬過渡性質。

調整個人主義

　作者對八十年代美國經濟問題所做的分析，相當具有啟發性，充分把握美國社會個人主義被過分強度，對經濟調整所產生的阻礙。任何人都不希望自己由於經濟的變化而遭受損失，為保障自己的利益，均要求政府予以保護，或希望政府予以管制。但保護及管制一旦發生必具有漫延性，從一部門擴及於他部門，從一團體擴及於他團體。而任何經濟調整必定會引起某些人的損失，既然任何人皆不願有所犧牲，則經濟調整的機能僵化，經濟問題便難於根本解決。這種個人主義完全表現於這種信念，即「政府為個人而存在」，但在一個平衡的民主社會，「個人亦應為政府而奉獻」，而在美國社會所缺少的正是後一種信念。
　甘迪迺總統就職時，曾提出這樣的名言：「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麼，要問你替國家做了什麼。」曾一度激發出美國社會新的生機。但甘迪迺以後，美國在詹森、卡特的領導之下，社會又回復到短視的個人主義。而本書所主要剖析的，正是這個人主義在經濟上所產生的不良的副作用。本書的出版應能喚起美國社會中關心美國經濟前途人士的深思。（陸民仁為政大經濟研究所教授兼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