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士瑩：嘗過自由的孩子，不安的北京父母

身為在兒童哲學營所謂的「主教老師」，必須像船長那樣負起全責，課後與北京的家長面對面。在面對家長激動的衝撞與質疑時，我確實地感受到他們內心的不安與危險感。（延伸閱讀：史上最敢的校園實驗！建築師與老師聯手蓋學校，家長搶著報）

比如有一天的反思時間，我請哲學營的孩子討論，「如果知道自己嘗過『創新教育』的自由滋味之後，終究還是必須回歸『傳統教育』，那麼你會選擇『創新教育』，還是『傳統教育』？」

出乎意料的是，這些來自北京富裕家庭的孩子，有一半以上，選擇了傳統教育。「與其日後為了失去自由而痛苦，我寧可不知道自由的滋味，」其中一個孩子代表發言，其他人也舉手附議。

那一刻，我雖一如往常，持續討論，內心卻難受得揪成一團。我在這一半主動選擇被囚禁的孩子身上，看到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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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所謂的「人質情結」，是指被害人對加害人產生依賴，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感。被害人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裡，劫持者讓他們活下來，他們便不勝感激。於是，反而把前來營救的人，當成了敵人。

（劉國泰攝）

當然，我不是說制度、家長是加害人，這是一個不恰當的比喻。

但我看到的是，對脫離傳統，走進未知的危機感，讓這些年輕、家境富裕，較可以堅持任何選擇，去世界任何地方的孩子，在課後拋掉白天學到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乖巧跟著來接他們的慈愛長輩，走進被囚禁的命運：

不要跑步，不然會跌倒。認真念書，以後才會有前途。外面冷一定要多加件外套，不然會感冒。上課要專心，不可以看自己的書，學費很貴。上課要做筆記，回家要寫作業。作業不會太多，是你動作太慢。快去洗澡。快去吃飯。快去睡覺。

面對知道自己命運的孩子，我的心底有著甩不掉的沉重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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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家長，甚至因為孩子上了三天哲學營，回家沒辦法答出媽媽考他的問題，「真理是什麼？」而怒氣衝天地到課堂上來找我對質，認為一定是老師沒有嚴格要求，她的寶貝兒子才會學了三天哲學，還回答不出正確答案。

「那妳想怎麼辦？」我問這位又生氣又失望的媽媽。「我考慮帶他去紐西蘭，總比在這裡好，」她說。（延伸閱讀：台灣前50%對上中國各省前2%學生，競爭有多殘酷？）

孩子低頭沉默地坐在我的旁邊，不發一語。我輕輕摟著孩子的肩膀，深嘆了一口氣，也說不出話來。

我心想，「這位媽媽，請妳放過孩子，讓他自由飛吧！只要妳在旁邊，別說紐西蘭，就算去了月球，也會比地球的萬有引力更沉重，讓他抬不起腳往前走。」

哲學力變體驗式學習

但這不是我能說的話，這媽媽不會懂，而這孩子也不是我的孩子。我唯一能做的，是一次一次努力調整，在北京，學習在「創新」之中把「危險」的憂慮拿掉；而在台北，是學習把「另類」當中「菁英」的驕傲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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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我們把心目中一百分的法國兒童哲學教育，原原本本搬過來，卻只達到了70分的效果，慢慢進步到第二年的80分。而第三年的冬天，我有信心給自己打了90分。

進步的關鍵，在於找到方法讓抽象的哲學思考能力盡量「視覺化」，同時把哲學能力化身「體驗式學習」，讓孩子知道思考的時候，不需要像在傳統課堂裡那樣聽課、抄筆記、寫作業、考試，但思考過的道理，不會忘掉，就像學會認地圖以後，可以到任何地方。

我們試著把西歐跟北歐認為理所當然，但亞洲無法理解的人文經驗，在這裡補齊。雖然不能把北京變成巴黎，台灣變成芬蘭，但是確實能夠擁有「體驗」。（延伸閱讀：學哲學的孩子　數學和英文表現更好）

「與其日後失去自由而痛苦，我寧可不知道自由的滋味。」所以當這次，孩子們又這麼說時，我聽到自己笑著說，「可是已經太遲了。你已經嘗到自由的滋味了，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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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先是遲疑了一下，然後也都放鬆地笑了。

我知道，眼前這群孩子是幸運的，而這是北京最哲學的冬天，雖然冷，但是不難過。（責任編輯：曹凱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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