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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教授在他那有名的課程，「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中文翻譯成，正義：一場思辨之旅）之中討論到所謂「積極平權」的爭議。
當今美國的大學對於「積極平權」的實施，擴大到了種族這一個議題。有一個例子是一位白人高中生發現與自己表現相當，甚至更差的人可以申請上某一所很好的大學，而自己卻被拒絕，原因「最可能」是因為其膚色，當然也可能是其他因素。
這樣子的案例事實上從未斷過，因此而告上法院，甚至一直到最高法院法官出來解釋的例子都有。
從大學的選才來看，「公平」地選擇成績最優異的學生入學，讓他們被「訓練」得更好，並且讓學校在學術方面更為突出，進而增進社會福祉，這個觀點似乎是最容易理解的觀點，但是這麼做真的就是最公平的嗎？真的就對社會最好嗎？
這個一直以來都有爭議。而桑德爾教授更進一步提出一個問題，這是從羅爾斯與康德的論點所衍生的議題，也就是學校教育的目的真的是要訓練學生，讓他們將來畢業後可以「被用來」增進社會福祉的嗎？
直至1950年代，美國對於有色人種與猶太人還存在有相當大的歧視，那時的德州還存在種族隔離主義的陰影，所以某法學院是不收黑人學生的，其所提出的答辯理由之一，是該州沒有律師事務所願意雇用黑人律師，學校的目標是要符合社會的需求，所以該院只收白人。
到了1970年代，哈佛大學遇到類似的案例，其答辯理由是「多樣性」是該校在選才時的重點，而學術上的出類拔萃從來不是哈佛的唯一標準，多樣性的定義會隨著時代而改變，來自愛達荷鄉下的孩子可以帶來波士頓市區孩子所沒有的特色，同理也適用於不同膚色與種族。
假如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其論述上，會發現不管是1930、1950年代到了1970年代，一直到如今，雖然選才標準一直在變更，但是如何定義學校本身的目標與任務，是學校自己的責任，不需外界的評斷。
但是，我們也可以把這句話反過來講，也就是：即使學校要完全為自己的目標與任務負責，其目標與任務也是隨著時代在改變與演進。當然，桑德爾教授舉哈佛大學為例，是因為哈佛是一所私立大學，可以自己為自己的選才訂定標準，而台灣的大學幾乎沒有任何一所可以如哈佛一樣做，這是大家在看篇文章所需要注意的地方，也就是國情不同，也許不能一體適用。
假如我們採用桑德爾教授提到的亞里斯多德的看法，也就是目的論，或是他用的Teleological Reasoning（目的論推理），那麼從學校的目標來看，應該確實是能夠符合社會的需求，甚至是福祉，所以不管是選才還是訓練學生，都要遵照這個大目標。
不過桑德爾教授在後來提出了一個譬喻，一隻好笛子是該給買得起的人呢？還是給可以吹得好笛子的人呢？直覺上或是道德上（當然現實世界裡並非一定如此），當然是給後者才對。
理由是什麼呢？有人提出來，因為後者吹得好，所以可以讓聽演奏的人感到愉悅。但是真的是如此嗎？亞里斯多德不認為如此，他認為，一隻好的笛子就是要給能把它表現得最好的人，因為這是這支笛子被製造出來的理由。
讓我們回過頭來看教育的目的。假如我們把學校當作這支笛子，那麼能符合這間學校目標的學生就該被選進這間學校。如前面所說，學校可以對自己的目標定義並負責。
反過來，若是把學生當作這支笛子呢？顯然能夠因材施教，發揮這位學生的優點以及減少這位學生的缺點，才是教育的目標。至於這位學生是否願意促進公眾利益，應該就不是考量的重點。
我承認後面這種說法可能與一般的看法有一點出入，但是我並不是來提供答案的，我也沒有能力來提供這類問題的答案，事實上，類似問題從來都不可能有一個定於一尊的答案。與桑德爾教授一樣，這裏提供的是各式各樣思考教育問題的可能途徑。
面對台灣的教育現場，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假如學校是這支笛子，那麼它是否有與時俱進地定下學校的目標，並且好好執行？面對世界潮流的衝擊，以分數績效評估學生與教師，甚至選才，以生產線方式教學方式所教育出來的學生，是否可以創造台灣這個國家未來的福祉呢？
從反方向來看，假如學生是這支笛子，那麼學校是否能夠在選才時，看到不同學生的優缺點，以自己能夠幫助某一類的學生的方式來選才呢？除了傳統的分科課程安排以及課堂講授方式之外，是否還有更好的方式呢？讓我們一同來為台灣的教育與未來，集思廣益。
關於作者 蘇文鈺
為美國紐約大學電機博士，現為成功大學資工系教授。他關注高等教育之餘，更於2013年創辦Program The World Association，與研究生從嘉義過溝村開始，培力偏鄉老師與志工群教孩子寫程式，足跡已遍佈中南部八個縣市。從程式教學出發，目標卻是指向生活與生命教育，希望有一天孩子們能靠著教育脫貧，也找到屬於自己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