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時代都有體制性力量和探索者力量在互動。體制性力量會產生多種「媽寶」及「爸寶」，年輕人較不敢走自己的路；探索者的力量則是探險創新，它有風險，普通人對加入探索者都比較猶豫。近代體制性力量極為強大，人們對探索自己的人生，變得膽怯。
但西方社會從十八世紀起，就是探索精神當道。美國開國元勛富蘭克林十七歲即離家打天下，他的探索範圍包括政治、科學及發明各種領域，替自己和國家探索出新方向。
演化論之父達爾文則出身醫生世家，卻對動植物學及地理、地質學情有獨鍾。他二十三歲就登上小獵犬號探險船，這些觀察研究成為自然演化論。他早年專心於博物學，就在記事本裡寫道，「我的興趣帶給我混亂的快樂，我感覺到未來的世界就在其中。」
另外，海洋史上著名的南極探險家史考特，他十三歲就加入英國海軍，從一個小兵做到魚雷手。一九○一年，他被調往南極探險隊，第一次探險極為成功。但十年後的第二次南極探險，他們全隊被大風雪所阻，最終全隊殞命，最後死的就是史考特。
他在死亡前每天寫日記，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是他的訣別日記，他寫道：我已虛弱至極，無力再寫，願上帝照看我的伙伴。他也寫給妻子，第一句就是「我的遺孀」，那是最沉痛的生離死別。史考特的日記，乃是生離死別最壯烈悲歌！
在十八、十九世紀的探索時代，最快樂的探索者是鳥類畫家奧杜邦，他畫的鳥類美侖美奐。他的父親在十二歲即帶了幾件衣物和幾塊錢到船上當童工，十六歲就當上船長，後來自己買船做生意致富。
奧杜邦是他最小的兒子，書沒念好，只喜歡畫鳥，而父親也很放任，他遂成了自學的鳥類學家，並把繪畫之美帶進博物學，成了歷史上最偉大的鳥類畫家。
探索者都很偉大，他們不走常軌，要走自己的路，所以他們多半能創新。最近台灣有對情侶梁聖岳及劉宸君到喜馬拉雅山健行，遇到風雪，劉宸君不幸殞命。他們的故事使人傷感，但他們能走自己的路，探索自己的人生。
他們燦爛地生，燦爛地承擔風險，對當今的青年仍是榜樣。
天下新聞室精選最具時效性、最重要的深度內容，每週五發送
精選當週熱文，週五寄送
請查看您的信箱，我們將寄送驗證信給您，確保未來信件會送到您的信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