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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高度倚賴青壯就業人口的德國來說，少子化帶來的成本非常高昂。政府想盡辦法透過各種政策提高生育率。不過，人口結構短期內無法完全改變，希望還是得寄託在更多年輕而受過良好教育的男男女女身上，讓他們鼓起勇氣生兒育女。
在這種「生產報國」的氣氛下，少子化不只是國安問題，有時還變成了個人道德與責任問題。能生而不願生的人們被認為不負責任，只知個人享樂與職場發展，不願為了社會傳承與共同福祉而稍作犧牲——尤其是必須承受更多壓力的職場女性。
作家胡柏（Nicole Hu-ber）在二○一一年出版的書《無子：或者為什麼無後之人並非社會寄生蟲》寫道，如果你是達賴喇嘛、西蒙波娃、史懷哲、米開朗基羅，都會被認為是「不可思議的自我中心冷血無用的寄生蟲」，因為你無後，所以你對於人類的貢獻都不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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