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慶樺：有才卻無財　不安世代的困境

在這個永遠不安的狀態中，學習者必須尋求出路：必須就讀配合產業的科系、讀了「冷門」科系必須設法轉系、讀了熱門科系必須把時間分配給有用科目，選讀有用科目必須選擇國考出題閱卷老師的課……，從學校開始，我們擁有的是一種動盪的生命。閱讀柏拉圖、學習拉丁文、精研樂理，這些非實用技藝，成為當代不安勞動市場中難以負荷的奢侈。

浪費資源的蘭花學？

教育市場的傾斜、不安是全球現象，近年德國教育政策的討論中，「可產生價值」成為流行詞彙，或者用更時髦、更不遮掩的詞：「可被雇用」。

德文中有一個字：Orchideenfächer，意思是蘭花之學。這並不是研讀花草種植，而是指那些看起來沒有實際功用的、不符合產業需求的學科。它們如同蘭花，美麗高雅、增添氣質，但無實際用處，又需要投入大量時間精力照料。哲學、漢學、音樂、文學，都常被稱為蘭花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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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古典學者曾重視「七藝」，修得文法、音樂、天文、修辭等七門學術，方成自由有教養者。可是這早已是遙遠的教育理想，在這個危殆社會裡，成為勞動者比成為自由有教養者更重要。人們不再能負擔花費時間、金錢後卻找不到工作的危險，求學時會避免選擇產業不需要的科系，也造成某些學科愈來愈小眾，甚至停止招生。

而這些年，隨著勞動市場的不穩定，小眾學科愈來愈多。政治、社會、外文，都被認為是蘭花之學──或者更糟，連古典優雅都沒有，只具備無用的特質。因為這個「知識經濟」的時代，一切知識都必須轉換為可營利的數字，所有學習者都必須可被雇用。

走不出的救濟金世代

二○一一年，一本書道出當代人文學科的困境，《排隊：我領失業救濟金那一年》作者馬勒（Thomas Mahler）是柏林青年，大學讀哲學及文學，找不到正職，去餐廳打工並努力寄出求職信──全部石沉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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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他因為受傷無法繼續為餐廳服務，掙扎後決定申請失業救濟金。一年後他寫出這本書，記錄著自己如何面對家人的不諒解、朋友善意卻傷人的問候；每天在鏡子前質問自己的價值、在就業局穿越層層官僚規定；為滿足救濟金的要求，去參加毫無幫助的求職輔導、從事時薪一歐元的工作。

這段歷程完全改變了他的生活、心態、自我認同。他以為這只是短暫的過渡期，但依賴社會福利時，也愈來愈怯於寄出求職信：「要如何在我的履歷和面談裡，交代這段領救濟金的時光呢？」一年後，他終於找到短期工作，也決定把這自我懷疑的一年寫出來。

從自信到自我懷疑，這也許是人文學科畢業生在今日勞動市場共有的經歷。根據就業局資料，德國八成以上的人文社會學生，無法在剛畢業時找到穩定工作。許多人在短期契約、打工、半職、低薪實習、勞動派遣等不安情境中，勉力維持生存；而那些正依靠國家福利存活著的人，許多也難脫離依賴，陷入黏著命運，形成德國社會的救濟金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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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巧地，二○一一年德國同時出版了另一本書，探究人文領域的人，如何在不安處境中生存。

曾於法蘭克福大學研讀政治學、社會學及美國研究，畢業後成為特約記者的作家庫爾曼（Katja Kullmann），在二○○二年出版《艾莉異想世界的世代：為什麼今日當一個女性如此困難》，討論婦女解放運動後出生的第一代，不用再負擔母輩的女性命運，卻無法在當代安身立命。這本書尖銳深入，為她贏得德國書籍大獎，使她在三十歲出頭，就成為德國文壇與性別研究的重要作家。

經濟不安也心靈失據

然而如同多數文字工作者，她無法僅依賴創作過活，必須在各種短期計劃、演講、稿約之間流浪。後來她繳不起房租，在二○○八年，甚至得去電話行銷中心打工，也踏上了申請失業救濟金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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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後，她將這段經歷寫作成書，《真實的生活：為什麼今日維持姿態如此困難》。庫爾曼在書中創了一個詞——「新的成人生活」（neu-erwachsenes Leben）：我們長大成人後，必須離開兒時的夢想，可是成年的我們依然會有一些想像。你的生活也許建立在脆弱而虛幻的基礎上──如同在這個自拍社會裡，用各種濾鏡創造出華麗的自己，並在社群媒體中建構這個迷幻美麗的認同──當這些影像幻滅時，你必須再次成長。

「新的成人」在生命中早已經歷過一次解放，你可以為自己做決定，出身、財富、性別都無法阻礙對未來的希望。這是自我實現的世代，自我追求與個人風格的堅持，造成文化創意產業蓬勃發展。

可是，在不安的社會裡，許多人無法在穩定的經濟關係中，找到確認自我的可能。創作者必須考慮市場接受度，產業凌駕了創意，工作凌駕了生活。愈來愈多人壓低自己的價碼、權益、理念、創意，只為了生存下去。庫爾曼稱這是「後受雇者現象」，她那一代的人，開始習慣彈性雇用關係，並將此稱為自願或自由。

而更複雜難解的問題是，面對那些當代社會的不正義，這些「自由者」該採取什麼樣的姿態？上一代的人明確地建立了他們自己的是非分際，也知道如何對抗，即使最後可能落敗、無效、被遺忘。而這個時代呢？

試著平衡以達成和解

原來，在這個時代，要維持一個「我們原來那麼堅持的姿態」──不管是經濟上或是理念上，如此困難。

台灣高教的未來似乎讓人憂心：輔大哲學系多數學生想轉系，全國哲學系主管為此聯名致函政府盼在中學強化哲學教育；台灣的博士西進中國，體驗彼岸的「狼性」。而我們並非特例，也在全球化的趨勢上，與歐美國家面對一樣的問題──一樣沒有解決的問題。

怎麼辦？國內、外決策者的因應之道大約是：致力產業化道路、擴大需求，為傳統學科創造新價值；或重新整合科系、尋找新的研究及招生領域；或乾脆減少師資與招生名額，配合產業界發展；或直接將市場放到國外。

這是從政策規劃的角度思考，可是那些仍然著迷於人文社會科學的學子呢？既然維持自我的姿態如此困難，我們能怎麼面對這個時代？這個世界不能沒有堅持、浪漫與熱情的特質，也不可能要每個人都放下莎士比亞和歌德，轉換跑道去造汽車。可是我認為，我們必須在自我追求與跟社會共處中找到平衡。

挪用哲學家黑格爾的說法，「現代」的特質就在於個人與其社會、政治世界終於達致「和解」──也許這是一個正確的姿態。不那麼非如此不可，不是堅持全有或全無，而能在自我實現的過程中，試著發展與社會對話、適應社會的面向，不堅持社會必須適應我們。

至於這個和解姿態是否能成功？會通向什麼地方？我沒有答案，前述這些讀了「無用學科」之人，也沒有提出答案，他們只是用盡自己的力氣，奮力地在這個不安社會裡持續書寫與思考，為自己的生命尋找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