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也很可能成為歷來最熱的一年，超強的聖嬰現象已在太平洋沿岸造成大量氣候災害，而美國啟動利率正常化與中國經濟放緩，正推升全球的不確定性和經濟波動。全球貿易成長率已大幅下滑，加上大宗商品價格暴跌，為仰賴天然資源的經濟體帶來問題。
綜上所述，2016年的全球經濟成長將令人失望、且不均衡。全球經濟的中期成長前景也已減弱，主因是潛在成長正遭到生產力低迷、人口老化，及金融海嘯遺留問題所拖累。高負債、低投資、脆弱的銀行，都繼續對一些先進經濟體造成壓力，在危機後經歷信用與投資榮景的許多新興經濟體，則持續面臨調整的苦痛。
這種前景正遭受部分經濟體推動轉型的重大影響，這些轉型也在全球造成外溢效應和溢回效應，尤其是中國正過渡到新的成長模式、和美國貨幣政策的正常化。這兩個轉變是必要而健康的，不僅對中國有益、有利美國，也有利全世界。我們的挑戰則是如何盡可能有效而平穩地管理轉型過程。
中國已推出深度的結構改革措施，尋求更加仰賴服務業和消費、減少依賴商品密集投資與製造業的「新常態」，也就是較慢、更安全和可持續的成長。但中國決策當局正面臨微妙的平衡：既要推行艱難的改革，又要保持需求並維護金融穩定。
第二個重大轉變是美國聯準會（Fed）決定升息。這種轉變反映美國經濟好轉，對全球經濟也是利多。低利率促使投資人尋求更高報酬的產品，支撐金融市場的冒險行為、和股票、公債和企業信用的高價位。Fed也面臨微妙平衡：既要推動利率正常化，又要盡可能降低擾亂金融市場的風險。
我們知道這些轉型的下行風險，是可以藉由支撐需求、維護金融穩定、並實施結構改革等措施來管理。除了美國和英國的多數先進經濟體，都仍需要寬鬆的貨幣政策。先進經濟體在決策過程中，都應充分考慮到政策的外溢風險，確保溝通的訊息清晰。
新興經濟體則需要加強監控大型企業的外匯曝險，還應運用總體審慎工具，強化銀行面對企業槓桿與外國債務增加時的韌性，以確保金融穩定。在全球層面，急需完成並落實監管的改革議程，更要特別關注改善非銀行機構（或稱影子銀行）的透明和監督，還要升級仍未完善的解決方案架構，以規範具系統重要性、活躍於全球的金融機構。
在財政方面，各國應採用靈活、能盡可能促進成長的政策。還有財政刺激空間的先進經濟體，提高公共投資，尤其是高品質的基礎建設。 財政仍有迴旋餘地的商品出口國，應運用這些空間為商品價格下跌做好準備。其他國家應該仰賴有利成長的財政再平衡措施，例如，改革稅務和能源價格改革，並重設支出的優先順序。
最後，各國都須藉由改革勞動和產品市場、基礎建設、教育和衛生保健系統、及貿易政策，來提升自身的經濟結構。當然，執行過程有賴深思熟慮而精明的決策。
鑒於氣候變遷、貿易、移民及全球金融安全網等議題的集體特性，加強國際合作已比以往更為迫切與必要。全球在2016年面臨挑戰無疑是巨大的，但若能有正確的政策、領導能力及協調合作，我們能應對這些挑戰，並使所有人受益。
（作者Christine Lagarde是國際貨幣基金（IMF）總經理）
（本文轉載自2016.01.21「聯合新聞網」，本文僅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