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有篇散文〈重訪邊城〉,寫她唯一一次訪台。開頭寫她初抵台北機場,就有個西裝男子上前問她,「你是尼克森夫人?」
張愛玲以為尼克森夫人真要飛來,覺得很奇怪,她與當時這位美國前副總統夫人膚色不同、人種不同,怎會被誤認?搞半天,那位仁兄原來天天都來機場迎接美國大人物,是個神經病。
「我笑了起來,」張愛玲描述她意會過來的反應,「隨即被一陣抑鬱的浪潮淹沒了,是這孤島對外界的友情的渴望。」
那是一九六一年,美國總統艾森豪前一年才來訪,我們還是聯合國的一員,五十幾個邦交國,其中不乏日本、法國等重要國家。因此讀到張愛玲這段敘述,我難免驚訝:原來台灣在國際處境還不算孤立的五十幾年前,就已經充滿被世界遺忘的焦慮了。
如今,這種焦慮的表達方式已不是接機強迫症,而是媒體常見的「出口轉內銷」報導。
本來,外電編譯的工作應是譯介國際新聞:敘利亞內戰、日本憲改等。曾幾何時,他們的首要工作變成注意台灣又上了哪家外媒:八仙塵爆上了BBC、高雄氣爆上了CNN。連民眾排隊跟阿帕契郵筒合照這種純八卦,閱聽大眾也需要知道它受到多少外媒關注。
台灣極度缺乏存在感
如果外媒有提供奇特觀點,閱聽大眾當然就應該知道。但是絕大數時候,「被外媒當作新聞」本身就是一種新聞,即連八仙塵爆這種壞新聞也強過沒新聞。這是台灣特有的媒體現象,套句對岸用語,只能說台灣真的很「缺乏存在感」。
這種缺乏,也反映在近年特別流行的「台灣之光」標籤。出國比賽獲獎,才是台灣之光。沒出國、沒獲獎則不算。同是侯孝賢佳作,《刺客聶隱娘》是台灣之光,《海上花》則不是,因為《海上花》沒在海外獲獎。
如果獲獎者感謝台灣栽培,我們當然與有榮焉。但獲獎就自動戴上「台灣之光」帽子,卻有強迫沾光之嫌。
跟誰分享榮耀,不該是個人的選擇嗎?更糟的是,這四字代表為台爭光是一種使命。
王建民原本只是個熱愛棒球的男孩,赴美追求自己的夢想。一旦被叫台灣之光,就必須為全台灣打球了。他腿傷復原沒多久,○九年又肩傷,應該就是四個字壓力太大所致。
與「台灣之光」同時流行起來的,還有「台灣走出去」。
照理說,這五字背後的意義,應該是台灣產業必須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找到位置。例如人口不到千萬的瑞典,音樂產業就相當走得出去。
然而,最常聽到的建議,卻不是產業走出去,而是年輕人大膽走出去。這就很奇怪了,高齡化加少子化,工作人口已在縮減,年輕人再走出去,稅基豈不更小?出去後不回來怎麼辦?
何況,產業走出去與人民走出去,根本是兩回事。近年美國《告示牌》百大單曲中,有三分之一不是瑞典人作曲就是瑞典人製作。瑞典音樂人卻不必搬去美國住。
常聽到的說法,是要年輕人跨出舒適圈。言下之意,就是台灣太舒適。真是奇怪:明明大家都同意跟別國比起來,台灣有低薪、過勞、房價漲幅離譜的問題,怎還會覺得台灣是舒適圈?
有出去強過沒出去?
其實,已經大膽走出去的台灣人,追求的並非不舒適,而是為了投奔更好的前景。近年對岸、新加坡挖走不少高階人才,或澳洲吸引大學畢業生去打工,憑的都不是不舒適,而是較佳的薪資或工作條件。
這種現象,我們應該引以為恥才對,有什麼好鼓勵的?
何況,鼓勵「大膽走出去」還會造成一種不幸副作用。
這句話的假設是,「有出去」強過「沒出去」。這會給國外回來的年輕人一種優越意識,以為自己喝過洋墨水,想當然爾較有國際觀。
其實,因為資訊科技進步,海外居住經驗已不見得會帶來國際觀了。
如今不少留學生上網只看台灣新聞,臉書也只跟台灣互動。許多人住台灣時根本不看偶像劇、政論節目,移民加拿大或新加坡後卻變成天天看。這種人哪有因為出國就擴大視野?
其實,出國收穫多寡,最重要因素往往是學習動機。
出國若只是為了一張洋文憑,收穫就是一張洋文憑。若只是為了償清學貸,收穫就是學貸償清。
賈伯斯十九歲的印度行讓他學會直觀,養成迥異於其他科技人的思考方式,前提是他本就是為了心靈追求而去印度。
因此,重點不是要不要走出去,而是抱著何種目的出去。
既然問題是產業走不出去,走出去就應該以培養國際化高階人才為目的。一種方式,是以高金額、高尊榮的獎學金,鼓勵學習動機最強的年輕人出國留學。
美國雖有全世界最頂尖的高等學府,大學生競爭最激烈的獎學金卻都是為了出國念書。
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曾是羅德斯(Rhodes)獎學金的贏家,留學牛津大學。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負笈英國劍橋,則是拿傅爾布萊特(Fulbright)獎學金。兩種獎學金都代表莫大榮耀,鼓勵最優秀年輕人出國學習。
台灣卻沒有同等殊榮的獎學金。要讓產業有辦法走出去,也許這才是我們應該效法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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