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還原歷史　為社會療傷止痛

接受《天下》的專訪，白先勇分享了他研究父親史料的感慨、並將一連串驚心動魄的歷史事件，昇華為樸素的真相美學。

問：為什麼現在談令尊和二二八事件的關係，有什麼特別用意？

答：現在說二二八，民眾心中總有個問號，你說的是不是真的？

因為台灣藍綠分裂得那麼厲害，你講，就先問你的立場，你站哪一邊？你不是我的朋友立場，我就不相信，社會就永遠得不到和解。所以，我們一定要想辦法，要療傷止痛。

我不是要替父親平反。他沒有危害國家，何來平反？而且那十六天，我父親確實做了很重要的事。現在談二二八，都是講前面那一段，起因、經過、軍隊鎮壓、濫捕濫殺，台灣死了很多菁英，但是善後呢？

回頭看，我父親（三月）十七日到台灣，當晚就打電報回南京說，不要派軍隊來。那十六天，他救了好多人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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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療傷止痛」是我父親當年的初衷，也是我寫書、拍紀錄片的目的。一方面，把當時的史實還原；另一方面，補足一些空白，讓人民有比較公平的判斷。

問：你怎麼看令尊的角色？

答：他是個希臘悲劇般的英雄。他為民國打了一輩子的仗。十八歲就參加武昌起義。想想，現在的十八歲，還是在玩手機的小孩子，他當年就穿著草鞋從廣西走到武昌，參加革命，見證民國誕生。

他一輩子保護民國，打了所有的仗，打到不剩一兵一卒，整個大陸丟掉，可是他對民國的信仰，從沒有動搖過。

但是，他跟蔣（介石）的關係沒弄好。他們簡直就是部希臘悲劇。他們都愛國，只是愛的方式不一樣，而且這兩個人心中很糾纏，就是personality conflict（個性衝突）。

談個性　看父親與蔣介石關係

兩個大英雄在一起，卻因為個性磨擦，一輩子分分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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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先生非常倚重我父親，也非常欣賞他的才華，要不然為什麼三顧茅廬要我父親擔任（國民革命軍）參謀長？而且，晚上找人談話，不找陳誠、不找何應欽，就是找「健生」（白崇禧，字健生）。

但是，從他（蔣介石）的日記到其他人的回憶錄，蔣先生卻說：「白崇禧是行，可是我就是不喜歡他。」蔣（介石）大概覺得我父親很囂張，不大聽話。

所以，北伐成功後就爆發蔣桂戰爭，抗戰時我父親打完崑崙關大捷，就引出桂林行營撤銷的結果，而剿匪時，四平街戰役打得共產黨快斷氣了，結果停戰，把我父親調回南京，又給中共喘息和反撲的機會。

你看他們兩個，每到節骨眼就要來一下。

問：令尊又如何看蔣介石呢？

答：他們兩個真的很有趣。我父親老講自己騎馬騎得好，他（蔣介石）不會騎馬。

這是個有名的故事，有一次，蔣先生騎馬檢閱部隊，掌旗兵把大旗一揮，馬一驚，跳起來，他就摔下來。據我父親說，後來蔣先生都要馬伕在前面牽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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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不是一個唯唯諾諾的人。他是少數敢跟蔣（介石）說真話，平起平坐的人。別人看到蔣就立正，他不一樣，因為他們一起打天下的嘛。

說真話，我父親對人很謙虛、很厚道，可是心中很自負，因為聰明，腦筋比別人想得快嘛。

談歷史　為新時代找解方

問：你怎麼看《台北人》和後來這些作品的關係？

答：一個作品一定反映當時的時代。現在回頭看，有朋友說，《台北人》是以文學寫歷史的創作，《父親與民國》是以歷史寫歷史的創作，合起來看，就更明白我當時的情懷。

我寫《台北人》的時候，是想把西晉東遷跟國民政府從南京遷到台北做比照，一個歷史上的平行觀看。雖然是小說的手法，人物的合傳，反映的是大歷史。一個時代，一首輓歌。

我記得，寫到〈國葬〉那一篇，寫完時，天亮了，那是一九七一年在美國聖塔芭芭拉。我有種很蒼涼的感覺，感覺整個時代過去了。我想就跟我父親的感受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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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新的台北人不一樣了。他們有新的問題，新的哀傷。屬於歷史的東西都含糊了、淡掉了。

問：那你為什麼還要討論二二八？

答：二二八的意義，不只對台灣。今年三月我到北京大學，後來去上海放映這部紀錄片，每場都有幾百位學生參加、討論。對他們來講，這個衝擊大的不得了，反應很熱烈，很吃驚。有學生說，還有這種事？二二八對他們來說，資訊也許聽過一點，知道一點，模模糊糊不清楚。

我就講，你們要是不了解二二八，就不可能了解台灣的歷史和政治，更不可能了解台灣人的心靈和傷痛。

回到台灣，六十八年過去了，不管是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都是台灣人嘛。一個小島上，一艘小船上，自己還打來打去，還拿釘子在那裡戳來戳去，讓水進來，這船不是很容易翻嗎？我想兩千三百萬人心靈上的團結，心靈上的和解，是必須的。

所以，現在是把歷史還原真相的時候，也是應該療傷止痛的時候，只有傷口癒合以後，在台灣的兩千三百萬人，才能夠和平相處。這是這部紀錄片希望做的一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