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悲為喜的「稻草人」

 

日據時代為背景

 

「稻草人」就是這種遊移於鬧劇和感傷間的鄉土電影。編劇王小棣和宋紘將背景設在日據時代的台灣農村，用各種活潑的丑戲、諷刺，和滑稽荒謬的想像，勾勒出戰爭對人民的傷害，以及小人物努力適應環境的尷尬。

電影打一開始，就嘗試建立滑稽荒謬中的悲愴處境。小型的葬禮，由日軍以天皇榮譽式的軍禮，對在南洋殉職兵士的家屬致敬。西樂大喇叭的喪歌，馬上和中式嗩吶的哀鳴，夾雜成不和諧、荒謬又可笑的噪音。這裡，一方面是設立了喜劇的基調，另一方面，卻諷刺了兩個民族系統的不融和，更點出本片的主題：戰爭對老百姓的傷害（台胞去南洋為日本人打仗，卻領回一具屍體），我們在笑中不可能忽略這個悲慘的事實。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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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我們看到了電影主角－陳發及陳闊嘴兩兄弟。他倆的處境就是典型的荒謬加蒼涼。為了躲避去南洋打仗的厄運，兩兄弟的母親半夜起來將牛屎塗在他們的眼睛上，使他們爛紅了眼倖免被徵召。這個意象使我們想到了「嫁妝一牛車」的萬發，甚至「蘋果的滋味」的阿發。都是身上有某種殘疾，而成為不折不扣值得同情的卑微人物，也都因為這些殘疾而得到某種「福趾」－萬發的耳聾，使他聽不到妻子阿好姦情的風言風語，也使他可以裝瘋賣傻得到某種保護；阿發的被美軍撞斷腿，使他們全家能吃到蘋果，啞吧女兒得以去美國求學，成為所有泥水匠羨慕的對象。陳發和陳闊嘴弄壞了眼睛，以傷害自己的方法來躲避更大的傷害，這是多麼悲殘的事？可是這些小人物末了都充滿了幸福感，他們的殘缺，換得來物質，使他們忘卻了一切不便。於是，阿發的大兒子取名「牛屎」確有相當意義，可惜王童未能追著此意象發揮（起碼在外表形象上看不出兩兄弟的眼疾），減弱了主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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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謬中吐露辛酸

 

阿發一大家子人（包括因丈夫在南洋陣亡而發了痴的水仙，發明牛屎塗眼的老母，兩個媳婦及一大群小孩），就在日人的統治下卑微地過日子。他們的日常生活除了耕種、趕鳥、果腹外，還得應付日軍的訓話，以及婦女一遍遍操練防空救水演習等。編劇王小棣及宋紘並沒有直接描繪他們生活的艱苦，反而運用一些有趣的事件，讓訊息在可笑荒謬中透露出來。諸如小孩在門外等著大人吃剩的魚，看見魚被翻面就急得哭了出來；又如闊嘴晚上想吃東西，聽見哥哥在吃，便按兵不動，後來才知是逃兵來覓食。

當然，所有的例子都不如炸彈有趣。孩子們蹲在田中等轟炸，為了拾碎片可向日軍換些民生用品，真正轟炸時又嚇得哭起來。落下來完整的一個砲彈，更讓全村的人傻了眼。陳發兄弟盤算著日軍的賞賜，肥胖的巡查捕盼望著升官發財，人人都認為這顆砲彈的降臨是莫大的福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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砲彈的雙面隱喻是全片的神來之筆。它反映了老百姓不知所措，夾在美日兩強間的窘況，它也同時呼應了稻草人身上那些討厭的麻雀。對大人來說，麻雀掠奪了農作物，是最可惡不過；但對小孩而言，麻雀來了他們可以用彈弓打下烤了來吃，最可愛不過。同樣的，砲彈對台灣人民的傷害是明顯易見的，但是村民以慶典式的熱情歡迎它，只因為它可能為村民帶來幻想中的賞賜。

所以陳發兄弟以及好整以暇的巡查捕，侍候老爺似的推著、抬著那顆砲彈，跋山涉水去向日警邀功的片段，就成為全片最具力量的意象。雖然這個企圖完全落了空（日警斥令他們立刻將砲彈丟入海裡），卻也不是沒有收獲（砲彈入海竟意外爆炸，兄弟倆正慶幸命大時，又慌忙隨鎮民去撈被炸死的魚）。末了的荒謬就令人笑中有悲，如萬發及阿發一樣，陳發兄弟一家都沈醉某種幸福感中，碗裡滿滿的魚肉，使他們不禁期望常有砲彈落下。旁白中的小孩大聲地希望天天有砲彈來，老祖母卻以農民樂天安命的語氣說：「兩三天一次就夠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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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錯綜的意象及荒謬的比喻，使「稻草人」成為強烈的政治諷刺，讓我們看到日據時代的老百姓，如何在美日的傷害下努力討生活。訴諸於中國農民一貫的善良純樸和認命，是鄉土小說中最常見的悲憫胸懷。

所以「稻草人」的出現有其重要意義，在幾乎所有鄉土小說搬上銀幕都失敗後（「兒子的大玩偶」例外），能以原創的姿態，真正承襲鄉土小說的精神，並且開發了台灣電影少見的嘲謔傳統，直指政治諷刺。導演王童及編劇王小棣、宋紘都居功厥偉。（作者任教於國立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