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鄉我的愛（二）：黃春明 — 做事　生命才會延長

中秋節前夕，台北幼獅文藝中心正由「鞋子兒童劇團」上演著「無鳥國」，藉由生動活潑的兒童劇，傳達積極的環保意識。劇本正是黃春明寫的，劇場中，媽媽陪著幼兒看劇，台下兒童熱切參與，甚而與台上的演員對話，環保意識就在兒童天真無邪的笑容中扎根。

「黃春明在劇場黑暗的角落中笑了」。這大概是他在理想與仰賴妻子一人賺錢養家的矛盾心情中，最大的回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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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說，整個台灣環境讓我們很憂心。現在重視文化已太慢了，說重視文化，也不重視文化的本質，台灣面臨最大、最底層的危機是沒有認同。即使談台獨的人都沒有認同台灣，有的話，也非常少數，一個人對自己的土地、族群都不認同，當然更談不上對國家的認同。沒有人愛惜這塊土地，這塊土地的文化也沒有了。

我在宜蘭出生，跟人談到宜蘭有什麼，談到自豪的，會補充，人家說宜蘭不好，我們還會辯解。這種認同鄉土的情懷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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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台灣最大的問題是不認同這，或不認同國家，或者他的黨派，卻認同錢，這是最大的危機。不認同鄉土，他可以做出不認同這塊土地的做法，做出不愛他自己環境的做法。

整個台灣對台灣認同產生危機時，喊什麼都太早。文化最重要，環境就是教育，孩子自小長大的環境是什麼？家庭的環境是什麼？現在媽媽去上班，小孩子就擺在托兒所，不是怪媽媽，而是怪整個社會的結構。無殼蝸牛的家庭，夫妻倆一定要去工作，小孩才能生活得好。台灣有幼兒的婦女，仍去上班的，佔八○％以上。

小孩長大，接著一定要接觸學校環境、社會環境、大眾傳播。小孩子從小喜歡看電視，從小看廣告，廣告沒有社會倫理，只有商品倫理，到了國中、國小老師要求這樣子，回家後媽媽要求那樣子，都是被要求的，沒有自己獨立的思想。所以碰到什麼矛盾時，「只要我喜歡，有何不可以」的廣告就暗示他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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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家庭環境有問題，學校環境有問題，三年前，社會環境更不用說。社會充滿暴力，富商把進囗車藏起來，再買一部裕隆勝利三千，假裝是公務員。媽媽教小孩子不要跟陌生人講話，上下學時，校門囗擠滿了人在接送小孩，怕小孩被綁架，人互相猜忌、懷疑。這種現象產生認同的危機。

文化要有方法　

　我不喜歡我們自己的文化那麼多，而我們卻把它丟掉，你可以給他新的意義、新的生命，過去文化太多，才不重視文化，結果現在受到懲罰。環境就是教育，我們的小孩從小在沒有尊嚴的環境中，被培養做奴隸，一年級的老師這樣打，二年級的老師罰跪……那有這樣的道理？

　文化應該有文化的文法，包括價值觀在面，現在很多人認為有錢，就可以有文化，不對，文化是在一個文化生態面。就像自然生態，這個地方很潮濕，平均溫度是幾度，所以有這種草、這種動物，它就在生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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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長曾找我一起去文建會開會，要補助十幾億，在宜蘭冬山河附近蓋一個民俗技藝館，我一想就不對，你如果叫我去，我就只有唱反調，我不爭取建設，因為民間技藝在一個硬體內，就能生產出來的嗎？它應該在廟亭、在街道上。

　大家說冬山河好漂亮，我不是唱反調，但一條河真正的生命不是人工砌起來，一條河的生命應該是河有魚，兩岸有草木，有水鳥飛翔，可以帶小孩子去河邊釣魚、泛舟，有這樣的自然生態，那條河才是真正的河流。我也不是反對冬山河，而是我們常常扭曲掉一個東西的真正價值。

　不要以為我們有錢就可以挽回文化，如果你對文化的本質不了解，對文化生態不認識，花錢沒有用的，我們以前那麼貧窮，文化比現在多得多，現在若要找回貧窮時代的文化，這些文化跟現在社會結構、體質不一樣，一定會被淘汰。

　任何事情都應該有一理念，我們沒有，花了很多錢，就表示我做了事情，然後很希望媒體來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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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弄兒童劇團，沒有錢，沒有經費，就召集宜蘭人來做。

　讓蘭陽人做兒童劇團給小孩子看，小孩子在白雪公主、睡美人之外，應該也有一些我們的東西，所以在蘭陽，成立了黃大魚兒童劇團。如果我不算在內的話，成員年紀最大的，也有五十幾歲的阿巴桑，小的十三歲，職業有牙醫，電子工廠女工、農會的電腦技術師、護士、學校老師，非常豊富的文化團體，像劇中的木偶都是我們自己做的。大家不知道什麼叫兒童劇團，我必須從頭做給他們看，包括寫劇本、畫背景、雕刻木偶。

　我發現人都有潛能，要把他啟發出來。譬如黃大魚兒童劇團的成員，本來以為劇本是作家的責任，我教他們什麼叫做劇本？劇本的語言跟我們說話的語言有何不同？一講每個人都會了，只是好與壞的差別。

讓生命不萎縮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我覺得很有意義，好像在談戀愛約會一樣，再遠、再暗，我都會去。我這個年紀，正是做事的時候，以前是吸收，現在如能好好發揮五年、十年，我的生命才會延長，不然我會萎縮掉。我要先把黃大魚兒童劇團的事告一個段落，要各地陸續出現兒童劇團才對。我不要限制在宜蘭，如果高雄有人有興趣，我也會去幫忙。

　現在看小說的人也少了，寫小說還是為社會、為人生，好像做大人的東西，令人覺得比較無力感，做小孩子的事就覺得相當有力，比較有成就感。還是小孩子好，比大人有救。譬如從小教小孩積極的環保意識，而不是現在消極的被罰觀念。

　真正的社會工作、文化工作由兒童開始，這非常重要。因為兒童早接觸到壞的，他早變壞，如果他早接觸好的，會變成好的體質。長大就可以免疫，外面好的東西，他接受，壞的東西，他可以排斥。

　我常常被認為是個反對派，因為我有一股怒火，沒有對自己的環境與體制說過好話，因為很多好話是假話。

　悲觀、樂觀都無所謂。我本來在廣告公司收入很好，一個月十幾萬，兩年前我把工作辭掉，因為我無法認同廣告的工作。台灣的人之所以重視物質的價值觀，廣告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譬如一個東西還沒壞，廣告就告訴你這個東西落伍了。

　我現在不想上班，就靠我太太一個人上班，以前薪水高時，家要買什麼東西，也跟人家一樣買，現在不一樣，要買東西會考慮這個有沒有必要，生活變成有思考，看得開，不會想說我要什麼？但我們常常為了那種多餘的東西拚命、或者翻臉，或者將關係弄得很僵，為的不是重要的東西。少吃一點，少穿一件，都不是問題。

　我如果覺得不舒服，自己很難過，不道德時就不要。舉例子，上個禮拜，我頭很痛，血壓可能高了，打電話給我太太說，你找個朋友，介紹血液循環的醫生，後來幫我找到榮總一個醫師，早上八點半去見他。我很高興與我太太去，一到，還未八點，就已擠滿老兵，並且望著候診燈，等待他的號碼出現，我沒有去掛號，就要進去看病，我不忍心，如果我是老兵，看到黃春明插隊進去，我都會生氣，所以我沒進去，就回家了。

　因為，插隊對自己說不過去，很難堪、很難過，所以我一定要回去，一出榮總，那天雨下好大，門囗有賣饅頭的，我就站在那吃，前面剛好站著一個老兵，我就問他有沒有回過大陸，就這樣聊起來。原來他牙齒都沒有了，那天剛好又忘了戴假牙，結果一個燒餅拿了好久都沒辦法吃，我說慢慢泡軟再吃，跟他聊天，吃完，我也不認識他，就幫他付錢，他覺得很奇怪，我說這個不奇怪，你不覺得我們這樣聊天，很愉快嗎？是誰？也沒關係，我們都是同胞。我就跟他說再見。那天，雨好大……，因為寶麗颱風要來，我回家時，我覺得很舒服，頭也不痛。

過得心安

　我對自己承諾一件事，說要買東西給你，我承諾了，你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一定要做，這樣才舒服了。

　叫我跟著社會墮落，我比較不會。打開報紙，看到那麼多的社會新聞，我就想我能做什麼？我能對小孩做些什麼？在寫作上，能為社會做些什麼？我都是藉此參與社會。

　今天的社會連道德都很「速成」，捐給廟寺或某某「會」一點錢，就當自己是「施主」、「大善人」。捐二十萬元，就可買個「大善人」，一百萬元名字就可刻在廟寺較好的位子上。這與中古時代向教堂買「贖罪券」一樣，好像我繳了多少錢，我的罪就統統沒有了。

　現在什麼病症都集中在台灣，可稱台灣末日症候群，沒有精神的生活，像行屍走肉。台灣的森林都砍掉，那不是代表肺已去掉一半；台灣人的心態都不好，那不等於得了腦災；台灣的交通都走不動了，那台灣不是已罹患四肢的關節炎；河流不乾淨，表示台灣的血液循環已經壞了嗎；所流的都是污水，那不是得了血栓病嗎；文化則已變成一種精神病，現在都是靠點滴及特效藥在撐。防疫系統已壞了，所以用錢去買飛機；兩黨不是彼此制衡，而是利益相爭，代表台灣本身已精神分裂。各種生理、心理病都有－－即得了末日症候群。

　但是既然活著，就要讓自己做點有意義的事情。所以我做的事情即使產生不了一點效果，但是我沒有把它白費掉。

　我的經驗、信仰，沒有什麼理論基礎，只是如何讓自己過得心安，覺得有意義而已。何事心安因人而異，只是我從小抱著一種理想，覺得人不是為了自己，最起碼自己不要變成社會的負擔，要做點什麼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