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　重要的是精神不是位置

　張鐵志：去年我在台北對賈導做了一個訪談，談到關於獨立性的問題，當時我特別欣賞賈導的回答：「堅持獨立性，不被邊緣化。」什麼叫獨立，它是一種態度、精神，還是一種位置？我們為什麼要獨立？獨立的意義是什麼？我認為，獨立最重要的是精神，而不是位置。

獨立 解放多元聲音
從個人來說，尤其是創作者，維持獨立性首先是為了維持思考的尊嚴，以及想象力的開發。如果為了市場媚俗，或者被權力收買，很顯然我們會在思考上怠惰，而且自我限制更多想像力的可能。
比如說獨立音樂。並不是說獨立音樂好聽，主流音樂比較難聽，其實不一定。但是獨立音樂的存在，是為了這個社會有更多元的聲音，不是說只有一種音樂的可能，一種美學的想像，因此這個社會能更眾聲喧嘩。同樣，獨立電影的存在是因為我們希望不是只有一種主旋律電影，如好萊塢或者商業大片這種美學，唯有各種獨立電影的存在，我們才會看到電影工作者挖掘不同的題材，創造不同的美學。
說到底，這些獨立文化和創作者其實是為了追求個人思想的解放，讓人的精神和創造力有更多發揮。談獨立精神，不只是文化創作者要面對，每個人也都要面對。
面對一個以各種廣告、宣傳來模塑我們價值與需求的消費社會，面對一個不斷透過由教育、傳媒、主旋律文化來控制我們觀念與意識型態的政治體制，我們更要小心謹慎保持獨立。所以，維持文化創作的獨立跟維持政治思考的獨立，是同樣的精神。社會應該有更多的獨立文化，而不是完全被主流體系、主流價值所支配，這指的是文化領域。可是另一方面，政治公共領域不是也應該讓各種異議的聲音都有出來的可能性嗎？
另外一個層次，是獨立文化的創作者該與主流商業體制保持怎麼樣關係？歷史上有太多例子，一個人一開始可能是搞地下文化、電影、音樂、文學，然後因為他抓住這個時代的想像，廣受喜愛，開始紅了。他們面臨一個難題，就是該怎麼面對主流體制。面對突如其來的成功，他們可能會陷入一段不確定的困惑期：有人順著市場走成為巨星，也有人可能繼續默默做音樂、電影，繼續探索藝術的邊界跟可能性。當然，與主流體制的合作是有兩面性的，今天你在主流的唱片或者電影公司發行，可能可以獲得更大的影響力，另一方面你可能妥協掉很多的自主性。
今天主題是說你能獨立嗎？與其要問你是否能獨立，我覺得更重要的是，社會體制能讓人有獨立存在的空間嗎？我期待的是有多元的聲音出現，而不是一元的美學、一元的想象、一元化的聲音，不論這個一元化是來自政治體制的強迫還是商業體制的收編。

實用主義威脅獨立精神
賈樟柯：獨立藝術，無論是獨立音樂還是獨立電影、文學，有一個雙重距離，其一是跟主流意識、主流權力的距離，其二是是跟商業習慣、商業要求之間的距離。這種作品在世俗中顯得非常少數，比如它的發行量、票房、關注人數，我聽到很多質疑，說既然分享的人這麼少，有存在的必要嗎？中國十幾億人口，一本小說才出版三千冊或者五千冊，電影上映一星期大概才一兩萬人觀看，唱片才賣五百張，這樣的藝術為什麼要做下去呢？
這樣的問題恰恰是堅持獨立性最大的挑戰──實用主義，因為要看到受眾的人群，比如有六、七億票房或有幾百萬冊銷量才有存在的價值。這裡有一個問題，藝術或者作品也好，它發生作用的時候，是在什麼層面發生的？是深刻影響每個大眾才能夠發揮作用？還是說它成為一種聲音，有跟無是非常大的界線。
在八○年代，那時候還沒有市場化，有一齣非常著名的喜劇叫「喜迎門」，非常主流的故事。當時有一億多元收入，那個時代票價兩毛錢一張，你想有多少人觀看？但是，同時代的電影「黃土地」有多少人觀看？兩者差異天壤地別。三十年過後我們發現，「黃土地」給中國電影或者中國文化帶來的影響，當然比主流電影強得多。所以，即使從功利的角度來反思獨立工作，我們也應該相信一個作品產生後裡面飽含的熱量，它不因為觀看的人少，熱量的價值就受到損害。

獨立並非另一種正義
在從事或考量獨立藝術的時候，如果只是從實用主義出發，往往會陷入失望、失落的虛無裡，這時候很多獨立藝術家往往又全身心投入主流的懷抱，從我們尊敬的第五代導演的工作就能看到，他們曾經拍過那樣的電影，到了九○年代之後全部轉到主流電影。
從事獨立藝術工作的人，在創作過程中往往會受到多元價值的拷問，這個時候，真正強大的是自我，在各種環境跟氛圍裡能夠知道自己工作的重點是什麼。就我的經驗來說，所謂獨立是你如何有一個真實、強大的自我表達。一九九四年我第一次看到侯孝賢「風櫃來的人」，對我影響非常大，因為在此之前我們也有第五代的電影，也非常有反叛性，也有他們各自的個性。但是，個性不能沒有自我。還有，堅持獨立性，應該在獨立精神基礎上保持開放的心態，不要變成一個獨立秀，變成一種正義。
也就是說，獨立藝術可能受眾不多，這是一個現實，但同時也不妨礙我們儘量把自己的聲音和工作，用有效的途徑推廣。比如說，我不會拒絕我的電影在電影院發行，我不認為發行不了的電影就是獨立電影，獨立電影一樣可以發行，一樣可以在商業院線放映。真正的獨立性不是喊口號，不是站隊，不是自畫地盤，不是站到某個陣營，而是用自己強大的自我心理去感受，去發出自己認為應該發出的誠實聲音。
張鐵志：我想問賈導，跟十年前比，獨立創作的環境是更好還是壞？我提幾個不一樣的地方。第一，整個商業娛樂體制越來越強大，誘惑也越來越多，這對獨立創作者是好是壞？第二，國際對中國的關注越來越多，今天可能一個電影創作者可以賣國際版權，等於是他發布的渠道變多了。
賈樟柯：我參與這個工作從九○年代到現在，從技術跟錢的角度變得更充裕，前幾天在濟南有個大學生DV比賽，他們收了一千多部影片，都是獨立作品，都是學生、音樂愛好者自己拍的。這個產量在十年前很難想像，因為那時候如果不是專業人士很難製作電影，現在不一樣了。另外一重矛盾來自傳媒，介紹獨立藝術或者非常認同獨立藝術價值，媒體做為中間橋梁的角色，卻愈來愈少，比我剛開始做獨立電影的時候要難，可以說媒體沒有興趣。為什麼沒有興趣？又回到原來問題，比如人們覺得它沒有用，或者說受眾少，覺得賣不了錢。

還原人思考的能力
張鐵志：這其實反映的是整個時代的精神虛無。台灣主流媒體很少討論電影、音樂等文化，報紙娛樂版有四、五個版面，第一版可能是小豬羅志祥參加S.H.E慶生，幾乎沒有任何的影評、樂評。就算每版都是八卦，起碼一週有兩篇影評，對電影工作者都是非常大的鼓勵。
主流音樂產業也比十幾年前更保守，更不願意推出有創意的音樂人。過去台灣音樂有人文主義的傳統在，現在主流唱片根本找不到這樣的人。當主流產業衰落時，獨立音樂變成新的力量，因為主流產業每出一張唱片都要花大錢做宣傳、包裝，最後獨立音樂賺到的不一定比主流更少。所以這個新的時代也是獨立時代。
賈樟柯：這幾年你會發現，所有對電影的要求，主流文化要求電影成為一個服務業到完全是服務業。觀眾說：你一定要我笑，要不就是你一定讓我哭，電影工作者也說：我一定能讓你笑，也一定能讓你哭，就變成你來電影院我服務你。整個商業文化變得非常糟糕，變成是一種惰性，這個惰性文化就在於，我今天坐在這，滿足我單方面最簡單的本能要求：笑的要求、哭的要求、打打殺殺的要求、感動人的要求。反過來說，這時候為什麼需要獨立電影，甚至為什麼需要艱澀看不懂的作品，看不懂是好事，它讓我們思想還在運動，拓展我們的感情，這是我們需要獨立藝術的理由，因為它尊重你作為一個有思惟能力、有思想能力的主體。(演講全文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提供，蕭富元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