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決定開徵奢侈稅到完全取消，不過三年時間。主要原因，就在於這類稅制，既增加了結構性稽徵成本，完全達不到財政目的，又會打擊壓制了國民消費。
豪宅或高價格房屋，在各國經驗中，其真實的製造建置成本與一般房屋相去倍數極小，真正「貴的價值」在其土地及所在位置，即所謂「地址優勢（location advantage）」的結果。而且依世界城市經濟學理，這種貴的價值最能產生加速度升值加價作用，並能夠發揮高強度的磁吸作用，吸引的不僅是國內資本甚至是區域經濟乃至世界經濟資本的投入。
日本在七○年代直到八○年代中期，就是以東京市霞關作槓桿支點，開展「賣國買國」的全球經濟大戰略。將霞關的土地炒成寸鑽寸金的全球最貴熱點，吸引了全世界跨國公司、國際機構、商務組織乃至世界級的商家店號進駐，得以彰顯其世界級的能耐與身價。而日本則將如此攢聚所得資金，轉而投撒到其他國家重點收購地產、股票、企業及商業通路，造就了日本第一的龐然經濟地位。
今天臺灣的豪宅，在歷經金融海嘯前後這幾年時間，已經發揮了類似日本霞關的初階效應，隱隱然業已形成能夠吸引日、港、星、陸、泰馬，甚至韓國資金的匯聚與進駐。從市場經濟的理則看，此時所提的「豪宅稅」反倒會產生「品牌指認效應」，更會因此提高豪宅的品牌價值效益。豪宅稅將實質成為政府官方給這些標竿房屋頒發了「豪宅證書」，替這類房屋的加碼添價作出強而有力的背書，使其「社會地位的表徵價值」更形崇隆，「社會買氣」更得到威猛的加柴添薪效益。
以其他國家的經驗態勢，豪宅稅的實施，會更加拉大豪宅非豪宅之間的價差，達到五○％到八○％的幅度，相信這一定不是倡言發動及設計規畫豪宅稅機制者的初衷願想吧。就當前情勢看起來，「臺灣豪宅」已經不只是「奢侈的品牌」，似乎比起臺灣的高科技產業、精品業或傳統臺灣小吃，更能夠提前優先體現政府「品牌臺灣」的全球化經濟戰略。
循此發展，我們的社會與主政當局，似乎更可以利用豪宅來「品牌信義區」「品牌臺北市」甚至「品牌臺灣」，以激勵國際社會買氣與國際社會地位價值，吸聚全球性投資，加速讓信義區、台北市甚至整個臺灣，提前實現成為「亞太營運中心」「世界企業營業總部」。
如此一來，豪宅房價之高挺，與乎達致國際都會水準，顯示的正是世界級都會的財富成長與競爭力表徵。用豪宅稅來抑制「社會奢侈消費」的結果，不但會打擊國民消費，壓縮內需市場成長，更會降低外商外資的來臺資產投資乃至事業投資意願，根本不能符合國家經濟全球化，以及發展臺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世界企業營運總部的旨意。
再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非豪宅政策」在今天的推動實施，也足足可以完全破毀全球市場經濟善的循環的正效益，而繼續讓臺北市讓臺灣回落到均貧或均常的一般城市一般島國經濟罷了。此與馬總統大力促進「創新走廊」使臺灣真正發揮介乎歐美與亞太經濟團塊之間的中介加值利基平臺的二○三○國政願景，就更加悖離了。
（作者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