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國小時有一次母親帶著我去買菜，一大清早傳統市場裡擠得滿滿的人潮。買幾顆洋蔥、幾根紅蘿蔔、兩把菜、再要點蔥，開價八十元。家母拿出一百元交給菜販後，轉戰隔壁豬肉攤。賣菜阿伯整理了一會，包了幾包，沒想到竟然拿出了九百二找還給我，還說：小朋友謝謝，要再來唷。
當下，我強忍住就要衝上嘴角的開心，面無表情地轉身離開。走遠後，得意地把九百二掏出來給母親。不過，我卻沒得到讚許，反是被揪著耳朵，拉到阿伯面前還錢。我永遠也忘不了母親為我道歉時羞愧的表情！「與肩挑貿易，勿佔便宜」在那一刻，伴隨著賣菜阿伯迴盪的謝謝聲，從此深刻地印在我的心上。
戴爾、HOLA與高鐵當然不是肩挑，而是巨賈。但我們可以HOLA事件為例：廠商提出兩百六十萬元「補償」，每位訂購人賠償一千元禮券，換算一下也就是兩千六百位。佔台灣總人口萬分之一比例的一群人，兩天內創造出六兆四千億的訂單，每人買下約兩萬四千六百多張禮券，平均訂購金額二千四百六十萬，真是台灣經濟的又一奇蹟，更向世界展示了島嶼的貪婪。
儘管古有廖添丁，但戴爾和HOLA事件顯然並不能夠與劫富濟貧劃上等號，更讓我們陷入集體性的道德錯亂。跟著媒體謾罵，眼睜睜看著一小群人開心坦蕩地收下戴爾和HOLA的「賠償金」（或許心裡祈禱下次自己也能有這樣的好運），另一邊卻還能嫉惡如仇地痛罵高鐵員工昧著良心佔公司、災民與納稅人的便宜。
但其實這不都是在我們身邊的同一群人嗎？只不過問題是，我們想這樣教育我們的孩子？敢用這樣的員工？或跟這樣的人共事嗎？我只想說：從人謀不臧到全民分贓的社會氛圍，這是我們必須正視和恐懼的問題，更是媒體與我們每個人無從逃避的責任。
（作者為交大傳播與科技系助理教授，原文刊載於20091001聯合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