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離開歐洲的時候,安德烈十四歲。當我結束台北市政府的工作,重新有時間過日子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一百八十四公分高,有了駕照,可以進出酒吧,是高校學生了。臉上早沒有了可愛的「嬰兒肥」,線條稜角分明,眼神寧靜深沈,透著一種獨立的距離,手裡拿著紅酒杯,坐在桌子的那一端,有一點「冷」地看著你。
我可愛的安安,哪裡去了?
我極不適應──我可愛的安安,哪裡去了?那個讓我擁抱、讓我親吻、讓我牽手、讓我牽腸掛肚、頭髮有點汗味的小男孩,哪裡去了?
我走近他,他退後;我要跟他談天,他說,談什麼?我企求地追問,他說,我不是你可愛的安安了,我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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