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從歷史終結，走向民主衰敗？

一九九二年，福山第一本著作《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借用黑格爾和尼采的哲學概念，來鋪陳自己對共產政權的觀察，宣示西方民主陣營的勝利，被視為美國新保守主義的代表。

「無論你同不同意他，都無法繞過他，」與福山相識二十年的中研院院士朱雲漢觀察到。福山的學術根基厚實，從政治哲學到公共治理都有涉獵，也努力從歷史與哲學等跨學科尋找養分。第一本書便可看出其思想跨度及歐陸哲學的影響。

朱雲漢認為，在學術分工愈來愈偏向技術性研究的趨勢下，福山這種對「大論述」的偏好，令他在同儕中特別突出，而且他總能衝撞時下的政治正確，發人深省。

作家平路也對福山的「開放」特質印象深刻。八九年〈歷史的終結〉一發表，平路就帶著對美式民主與資本主義的詰問去採訪，「他坦承想要煽動，但從不迴避問題，願意討論，也對自己的信仰篤定，」平路觀察。

廣告

這種開放性格背後的好奇心，讓他近年積極了解中國。這次來台灣，因為有很多想見的人，在台只有兩天在台北。

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林宗弘認為，這些特質造就福山的雜學。他會遊走於不同陣營的主張，試圖找到共同價值，而這樣的理性保守派，在愈見極化的當代政治光譜中有其重要性，也對台灣有參照性。

然而，揮別早年對民主與市場的自信，福山的思想，在伊拉克戰爭後已有很大的轉折。

什麼樣的國家能有民主？

由於美式民主移植到伊拉克的徹底失敗，讓他開始思考民主與國家能力的關係。

二○○五年，福山出版的《強國論》認為增加政府治理能力，建立制衡體制的民主政治，強化主權國家本質是全球政治的當務之急。

在一四年與一五年的兩本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更將他的企圖展露無遺。

廣告

福山從遠古開始爬梳人類政治發展史，還做橫向的地理比較。從歐美、中國、伊斯蘭、非洲等不同政治文明的遺產，來檢視政治制度的本質，得出國家建構、法治與民主問責制的解答。

朱雲漢認為，福山這種縱橫古今東西的宏觀，對於大歷史的趨向有敏銳洞察。

而《政治秩序的起源》也讓福山開始把目光轉向中國。

他在一四年與中國投資家、政治學者李世默的對話中提到，自己對中國的興趣，始於追溯世界政治制度起源時，發現中國是個擁有官僚體制及科舉制度的的中央極權政體，可說是「現代國家」的濫觴，比歐洲早了一千八百年。

身為西方自由民主價值的擁護者，福山不諱言指出中共缺乏權力制衡和法治的問題，但他依舊在中國受到禮遇。

一五年，他與中共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對話，半年後見到國家主席習近平。

廣告

他接受英國《衛報》採訪時曾表示，中國知道需要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卻不想重蹈戈巴契夫覆轍。未來是否能以法治限縮國家力量，滿足崛起中產階級的要求仍然未明。

民粹風潮 世界秩序分水嶺

「福山不會將民主人權視為唯一價值，更重視政府治理、制度問責和法治，也因此他看中國問題比較公允，」朱雲漢認為。

然而他最心繫的，還是民主的未來。

二○一四年他談政治秩序的衰敗，就已看到美國政治被不同的利益團體把持，立場兩極化的傾向。在制衡體制下產生的否決政治（Vetocracy），使得政府難以運作。

全球化的分配不均導致貧富差距，讓「階級」成為去年美國大選的主旋律，也衍伸出川普式的經濟民族主義。

他談川普，談全球性的民粹政治風潮，談後真相時代，也不忘談一帶一路，不難看出他的憂心：此刻民主的衰敗，會帶來新的世界秩序嗎？

廣告

「我每天醒來都感到刺激，因為會讀到過去無法想像美國政治可能發生的事。作為一個冷靜的社會科學家，我感到很有意思，」他在四月初的最新訪談提到，「這將會是一場考驗，看看我們的民主機制有多穩定和合理？它是否能自我修正？政治科學家傾向相信。但你知道，你必須面對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