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從大家庭轉型為小家庭，祖父母輩及親友的支援系統無法運作，使兒童照顧工作幾乎都落在父母肩上。
根據國內唯一的兒童照顧大調査——內政部「兒童生活狀況調査報告」，台灣有近六成是父母及子女組成的小家庭(核心家庭)，雙薪家庭的父母因此不得不找保母、菲傭。(表一～1)
另外，台灣單親家庭愈來愈多，使兒童照顧問題更加棘手。一九九七年，以父親或母親為家庭主要經濟來源、並與至少一位未婚子女組成的單親家庭就有二十三萬五千戶，其中以母親為主的單親家庭近七成。
令人憂心的是，比起全體家庭狀況，這些母親屬於弱勢的一群，敎育程度偏低(學歷為大專以上的只佔八％，全體家庭則是二四％)，每戶每月平均收入也偏低(四萬兩干元，全體家庭則是六萬七千元)。這對子女照顧品質必然產生不良影響。(表一～2)
貴族幼稚園
台灣公設的幼稚園、托兒服務並不足夠。台灣三至六歲兒童能進公立幼稚園的比例是二六％，其餘的則要付出三、四倍的費用到私立的學前機構。瑞典三至六歲兒童的公設托兒服務可以涵蓋七七％的兒童，美國三至五歲的涵蓋率則是六四％。(表二～1)
公設托兒服務是否足夠，直接影響兒童就讀的早晚。比起美國，台灣兒童的入園年齡較晚，三歲、四歲台灣兒童人園率分別只有二二％、四九％，美國則是三九％、六六％。但是愈靠近進小學的年齡，台灣兒童的入園率和美國不相上下，六歲時都高達九七％(表二～2)。這也表示美國有更多的家庭人力從幼兒照顧中釋放到職場。比起不少國家，台灣兒童有如讀「貴族幼稚園」，學費高昂，比大學生學費還貴。日本公立幼稚圜每年學費為六萬台幣左右，約為台北市的兩倍，日本私立幼稚園學費則為每年十三萬左右，和台北差異不大(表二～4)。然而，日本的國民所得為台灣的三倍，相形之下，台灣幼稚園學費等於日本的兩、三倍。
由於公設幼稚園不足，台灣的私立幼稚園收托了近四分之三的兒童(表二～5 )，大部份的家庭都被迫養「貴族小孩」。
政府在敎育經費分配上，明顯的「重大輕小」。幼稚園佔全部敎育經費的比例，雖然從一九八一年的一．六％增加近一倍至去年的三．一％，但和同時期的大學及獨立學院的一三．二及一六．二％比起來，只有不到五分之一(表二～6)。
另外，影響兒童各方面發展至鉅的幼稚園老師常被親為「另一種保母」，從八六年到九八年，高達九九％的幼稚囿老師是女性(表二～7)。而且鮮少有高學歷的師資投入。
政府在哪裡？
根據「兒童生活狀況調査報告」，民衆認為育兒負擔愈來愈沈重，感覺有些吃力的比例，從九一年的三一％升高至九五年的三七％(表三～1)。平均每戶收入大於支出的比例大減，從三八％降至二三％，相對的，支出大於收入的比例增加(表三～2)。
民衆因而期待政府能以國家力量支援家庭的育兒工作，尤其應多增設費用低廉的公立托育場所，多訓練合格保母、評鑑托兒機構，以提高育兒品質(表三～4、5)。
在生理照顧方面，台灣五歲以下兒童每千人的死亡率為八人，和日本的六人及美國的八人差異不大，明顯優於馬來西亞的十七人，表示台灣的醫療體系跟得上世界水準(表四～1)
然而，台灣兒童的身體狀況也逐漸「向文明國家看齊」，長高、長胖，但主要是「橫著長」。以三歲小男生而言，八二年至九七年的身高增加了三％，體重卻增加七％(表四～2)。
近視率也增加，八九年時小學一年級學生的近視率是一六％，至九七年已增加至二二％，每五個小孩就有一個是小四眼田鷄(表四～3)。
問題家庭．問題少年
另一方面，隨著文明社會中大人承受的壓力愈大，被拿來當出氣筒的兒童也愈多。受虐兒童人數從九四至九八的四年間，增加了一倍多，而且施虐的高達八成是父母(五～1、2)。
當家庭照顧兒童益感吃力，時間和品質上的投資欠缺，不少受害兒童就變成不良靑少年，或是無法承受情緒壓力而自殺、自殘。每十萬少年人口的少年嫌疑犯人數，從八九年的八八二人，增加至九八年的一〇三七人。
而且，犯罪最主要原因是家庭因素，達四六％，比次要原因社會因素的二二％高出一倍多(表五～3、4)。
十五至十九歲靑少年自殺身亡人數也從九二年的四十九人增加至九七年的五十七人(表五～5)。
當來自國家、社會的支援不夠，家庭無力負起兒童照顧的責任，家庭的問題就會變成國家和社會的問題。
